“夥伴們，你們瞧瞧，你們正在監督我。一舉一動不謹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變方針，急劇地轉彎，那麽你們馬上放棄他，從出發陣地開始活動吧，每天都要調換汽車。”
在莫斯科，在街區汽車運行的條件下，偵察員們考慮到古羅夫的命令都能夠堅持著監視福金，每晝夜長達三十分鍾。他們知道，他住在哪個地方，在哪個地方工作，更喜歡在哪些飯店用午膳，於是從這些地方對他進行監視。但很快就被迫放棄，因為福金機械地接受查驗，未曾揣度他身後是否有人監視他。
“他反正會落到手上來，”古羅夫重複地說，“他一定有秘密約會，以後有一次他忙著去做事情，準會把您領到目的地去。”
夥伴們疲倦地、失望地點頭，一麵繼續工作，忽然間——這類事情總是忽然間發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軍醫院。福金在這個地方毫無辦法。但當第二天偵察員們不監視福金，而是在軍醫院門口等候他的時候，這名中校又出現了。
格裏戈利·達維多維奇·柯托夫是個魁梧的、幹瘦而笨拙的猶太人，他儼然像一個偵察負，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儼然像芭蕾舞女演員一樣，他加入了紅十字會。他在那些和官僚們進行絕望的鬥爭的母親委員會裏查明了，有誰經常在軍醫院進出，並且說，他掌握一些為傷員收集的資料，有兩個婦女的兒子都病臥在軍醫院裏，他混在她們一起毫不費勁地鑽入了鐵門，從那些不太糾纏人的女護士旁邊平安無事地走過去了。
兩天以後格裏戈利·達維多維奇在軍醫院裏已是自己人了。因為他未曾以無名帳戶捐款，這類捐贈皆憑無名地址寄送，下落無著，他從自己荷包裏取出錢來並且低聲地問道：“我能具體地幫點什麽忙?”女護士們很快就賜以青睞。偵察員有時候會違犯一些無關緊要的規定，而主任醫生完全不予以理會，他經常購買水果、香菸，五一節時捎來兩瓶精美的櫻桃甜酒。一瓶饋贈與女護士們，另一瓶順便“丟”在伊戈爾·斯美爾諾夫所待的病房裏。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傾心於這個病室是不困難的。傷員們把柯托夫稱為“達衛多維奇”，喜歡他並且把他看成是有點令人打噴嚏的人，他們都認為他的兒子在車臣陣亡了，隻是這個人不願意提及這件事而已。
“這兒還有一個人，比不上您，達衛多維奇，他很不簡單，大概是一個高級首長。他的兒子也在格羅茲尼丟了性命，”與伊戈爾·斯美爾諾夫鄰近的麻臉的人說。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為中尋找過失或好處，”柯托夫說道，他立刻明了，夥伴們很想知道，為什麽這個身材高的幹瘦的猶太人經常在這裏來來往往，他在這裏丟失了什麽或者想尋找什麽。“什麽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兒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軀了。朋友們聚集起來，湊攏了錢，因為有些人身邊還有錢，於是我們的基金會組織起來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們說，去把錢發到戰士們手上，省得官吏們貪汙盜竊。你瞧，我來發錢了，不過錢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將近結束，我們就要告別了。”
神秘的達衛多維奇如此簡單的談話似乎使得夥伴們有幾分失望。但是和伊戈爾鄰近的大眼睛的麻臉的人若有所思地說：
“我們應該湊些錢，給達衛多維奇買雙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來了。”
過了一天，當柯托夫坐在病房裏給獨臂的戰士剝橘子皮時，伊戈爾·斯美爾諾夫突然側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開始切齒作聲，並且喃喃地說。
“請你打電話!要不停地打電話，他的舌頭可能轉不動了。”
護士跑來了，給他打了一針，之後醫師也來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當大夫們離開以後，伊戈爾入睡了，偵察員已經回來，繼續給他剝橘子皮。
“而我看，達衛多維奇，你的神經係統正常，”傷員之中有一人充滿敬意地說。
“靠鍛鍊，”柯托夫平淡地回答，“為什麽，伊戈爾常有這種情況嗎?”
“大約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數是少有的事。這使鮑裏斯精神上受到極度折磨。”
“哪個鮑裏斯?”密探聽不懂。
“我們有一個統治全盤的鮑裏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經垮了，自己人捕獲了他的一連人，自己人殺害了他的母親，他本應得到一枚獎章，可是人家不給他。總之，他周圍有二十二人。鐵片陷入了他的大腦，使他感到疼痛，這裏人人都害怕動手術，而在可以動手術的地方暫時還沒有鋪位。他爸爸應當是個將軍或者是個毫無用處的代表;這個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為什麽鮑裏斯整個兒是他的血親，這是事實。我根本不能容忍前執政黨人，但是又要讓那個肥胖的傢夥登上寶座——讓我的手給爛掉。”
“你不要難受，應當扶誰登基，就扶誰登基，既不用問我，也不用問你。”
“伊戈柳克有進展吧!”麻臉的人在太陽穴邊晃了晃指頭，“他說，我要殺死那個下流東西，捨得一條命，我要殺死他。怪人，誰會讓他走到總統麵前去呢?如果殺死總統這麽容易，那麽各國的總統一下子都會給弄死。人坐在那個位子上是不會不流血的。我們的總統，出賣靈魂的傢夥和毋須爭論。但是我堅信，無論是美國人、法國人，或是別國人，孰能無過。”
在莫斯科，在街區汽車運行的條件下，偵察員們考慮到古羅夫的命令都能夠堅持著監視福金，每晝夜長達三十分鍾。他們知道，他住在哪個地方，在哪個地方工作，更喜歡在哪些飯店用午膳，於是從這些地方對他進行監視。但很快就被迫放棄，因為福金機械地接受查驗，未曾揣度他身後是否有人監視他。
“他反正會落到手上來，”古羅夫重複地說，“他一定有秘密約會，以後有一次他忙著去做事情，準會把您領到目的地去。”
夥伴們疲倦地、失望地點頭，一麵繼續工作，忽然間——這類事情總是忽然間發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軍醫院。福金在這個地方毫無辦法。但當第二天偵察員們不監視福金，而是在軍醫院門口等候他的時候，這名中校又出現了。
格裏戈利·達維多維奇·柯托夫是個魁梧的、幹瘦而笨拙的猶太人，他儼然像一個偵察負，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儼然像芭蕾舞女演員一樣，他加入了紅十字會。他在那些和官僚們進行絕望的鬥爭的母親委員會裏查明了，有誰經常在軍醫院進出，並且說，他掌握一些為傷員收集的資料，有兩個婦女的兒子都病臥在軍醫院裏，他混在她們一起毫不費勁地鑽入了鐵門，從那些不太糾纏人的女護士旁邊平安無事地走過去了。
兩天以後格裏戈利·達維多維奇在軍醫院裏已是自己人了。因為他未曾以無名帳戶捐款，這類捐贈皆憑無名地址寄送，下落無著，他從自己荷包裏取出錢來並且低聲地問道：“我能具體地幫點什麽忙?”女護士們很快就賜以青睞。偵察員有時候會違犯一些無關緊要的規定，而主任醫生完全不予以理會，他經常購買水果、香菸，五一節時捎來兩瓶精美的櫻桃甜酒。一瓶饋贈與女護士們，另一瓶順便“丟”在伊戈爾·斯美爾諾夫所待的病房裏。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傾心於這個病室是不困難的。傷員們把柯托夫稱為“達衛多維奇”，喜歡他並且把他看成是有點令人打噴嚏的人，他們都認為他的兒子在車臣陣亡了，隻是這個人不願意提及這件事而已。
“這兒還有一個人，比不上您，達衛多維奇，他很不簡單，大概是一個高級首長。他的兒子也在格羅茲尼丟了性命，”與伊戈爾·斯美爾諾夫鄰近的麻臉的人說。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為中尋找過失或好處，”柯托夫說道，他立刻明了，夥伴們很想知道，為什麽這個身材高的幹瘦的猶太人經常在這裏來來往往，他在這裏丟失了什麽或者想尋找什麽。“什麽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兒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軀了。朋友們聚集起來，湊攏了錢，因為有些人身邊還有錢，於是我們的基金會組織起來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們說，去把錢發到戰士們手上，省得官吏們貪汙盜竊。你瞧，我來發錢了，不過錢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將近結束，我們就要告別了。”
神秘的達衛多維奇如此簡單的談話似乎使得夥伴們有幾分失望。但是和伊戈爾鄰近的大眼睛的麻臉的人若有所思地說：
“我們應該湊些錢，給達衛多維奇買雙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來了。”
過了一天，當柯托夫坐在病房裏給獨臂的戰士剝橘子皮時，伊戈爾·斯美爾諾夫突然側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開始切齒作聲，並且喃喃地說。
“請你打電話!要不停地打電話，他的舌頭可能轉不動了。”
護士跑來了，給他打了一針，之後醫師也來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當大夫們離開以後，伊戈爾入睡了，偵察員已經回來，繼續給他剝橘子皮。
“而我看，達衛多維奇，你的神經係統正常，”傷員之中有一人充滿敬意地說。
“靠鍛鍊，”柯托夫平淡地回答，“為什麽，伊戈爾常有這種情況嗎?”
“大約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數是少有的事。這使鮑裏斯精神上受到極度折磨。”
“哪個鮑裏斯?”密探聽不懂。
“我們有一個統治全盤的鮑裏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經垮了，自己人捕獲了他的一連人，自己人殺害了他的母親，他本應得到一枚獎章，可是人家不給他。總之，他周圍有二十二人。鐵片陷入了他的大腦，使他感到疼痛，這裏人人都害怕動手術，而在可以動手術的地方暫時還沒有鋪位。他爸爸應當是個將軍或者是個毫無用處的代表;這個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為什麽鮑裏斯整個兒是他的血親，這是事實。我根本不能容忍前執政黨人，但是又要讓那個肥胖的傢夥登上寶座——讓我的手給爛掉。”
“你不要難受，應當扶誰登基，就扶誰登基，既不用問我，也不用問你。”
“伊戈柳克有進展吧!”麻臉的人在太陽穴邊晃了晃指頭，“他說，我要殺死那個下流東西，捨得一條命，我要殺死他。怪人，誰會讓他走到總統麵前去呢?如果殺死總統這麽容易，那麽各國的總統一下子都會給弄死。人坐在那個位子上是不會不流血的。我們的總統，出賣靈魂的傢夥和毋須爭論。但是我堅信，無論是美國人、法國人，或是別國人，孰能無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