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什麽可講的，成年人在這極其幸福的時代還清楚地記得，盡管有些人開始忘記了。櫃檯上的充足的商品刺激著他們，可謂為百貨俱全，隻是缺乏你必須掙得的金錢。人們在往年不是去掙錢，而是去領錢，誰也未曾說“工錢”，而是說“工資”。微薄的盧布發給每個人，這不取決於，你的工作做得好，或者做得壞，或者根本隻是前來應卯而已。
除開父親和母親之外，伊戈爾尚有外公，母親的父親。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歲左右，但他看起來遠遠在六十開外，因為他進行反蘇宣傳，坐了五年牢。他曾經是個文學家，甚至是作家協會會員，自然他很快就被開除出作家協會。他所寫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寫日常生活的故事，無疑地沒有鼓吹任何人，總之極不問政治，但他和那些進行“叛亂性”談話的同事有交往，甚至開始出版自己的雜誌，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來，沒有進行特別審查，就把他們這一夥關進了班房。他們之中沒有聞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審訊悄悄地，不知不覺地結束了。那時候的伊戈爾記不得出了什麽事，又因為年幼，所以他不會深思熟慮。父親被開除出黨，伊戈爾未被接收入團，但他小學畢業了，生活跟平常一樣。外公悄悄地，一聲不響地回來了，勞改營裏的事從來不講。他們在家裏不進行政治性的談話，父親隻是有時喝醉了，聲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說些惡毒的話，說什麽下等作家真討厭，使一家人終身殘廢。外公不做聲，在某處當個看門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夢中沉默地辭世。
無論是外公的被捕，無論是他的去世對伊戈爾都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製學校，稍稍從事體育運動，常和少女們相會，備受她們的歡迎，實際上常常不在家裏，隻是回來住宿。
戈巴契夫執掌政權，生活在起變化，父親被提升職務，現在他的被開除黨籍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功績。從前他文靜穩重，不引人注目，而今開始高聲談話，議論政治，時常提及嶽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爾被傳到兵役委員會，但是醫生們說了什麽關於他的肺部的情形，於是上級準予延期服兵役。
父親還年輕，他是個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夥伴們一起多喝了幾口酒，盡管原則上他不是經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則出現了心肌梗塞，父親在醫院待了一個禮拜，後來又出現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樣，悄悄地埋葬了父親，盡管在葬後酬客宴會上人們說過幾句話，悼念病故的法律辯護人。
伊戈爾是正常的小夥子，喜歡他父親，但他已長大成人，開始明白爸爸是個軟弱的人，沒有主心骨，也沒有原則，他的死不是家庭的悲劇，但卻使物質上的處境急劇地惡化。目前物價飛漲。斯美爾諾夫之家沒有積蓄，所以沒有什麽損失，但靠母親的工資度日是不行的。伊戈爾準備進學院了，不得不把白天上課改為夜間上課，不得不開始工作。他找到了管院子的工作，還附帶看管鄰近的大合作社的一段地，所以工資是十分不錯的。他是個沒有複雜心緒的小夥子，早晨五點鍾便拿著鐵鍬在自己的領地上出現，賣力地苦幹，住戶很滿意，把一些零星的事情委託給伊戈爾做，給他添些錢：伊戈爾有一張免服兵役證，於是把軍隊置之腦後了。但當我們英勇的軍人與車臣開始“短暫地”作戰的時候，兵役委員會又記得他了。他們徵召伊戈爾·斯美爾諾夫去服兵役，使他注意到他在祖國麵前的神聖天職，他們已經忘記了他的肺部有毛病。也許每天的許多個小時的戶外勞動真對他有所幫助，肺部的毛病已經痊癒了。
事實仍舊是事實，一九九四年秋季伊戈爾·斯美爾諾夫在卡盧加近郊接受新兵訓練。同誌們和下級軍官們都喜歡這個身材勻稱而靈活的小夥子，他的祖傳的習慣生疏了，其中一部分新的生活習慣又開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是同齡人，他們分不清槍管和槍托，用“卡拉什尼科夫”式槍從五十米的距離打不中板棚。獨具一格的是，伊戈爾·斯美爾諾夫會挖散兵壕，他幹得又快又靈巧。他非常內行地使用鐵鍬。
當夥伴們剛開始熟悉武器的時候，青年戰士的軍訓課程中斷了，他們很快就被調到格羅茲尼去。
地平線上炮聲隆隆，烈焰熊熊，他們叫那些青年戰士們在某幢倒塌的建築物附近排隊，少校很快就從建築物裏走出來，他身穿一套骯髒的野戰軍服，許多天沒有刮過的下巴上長有短髭。裝束入時的，神態端莊的上尉報告說補充隊伍已經抵達，他隻向那身穿軍服的兒童們的無可指責的隊列瞥了一眼，低聲問道：
“上尉，你本人會射擊麽?”
“是的，少校同誌!”上尉挺直身子，“開一百槍能打中九十槍，如用手槍，開一百槍能打中九十三槍。”
少校仔細地看看自己的滿是塵土的皮靴，用那骯髒的手帕揩揩流淚的眼睛。
“你開槍打過人麽?”
“根本沒有，也沒有機會!”
“我明白，”少校的背駝得更厲害。“為什麽這裏在作戰，你知道麽?”
“是的。”
“停住，上尉，請你正常地說話，所有這些“是的”不是對司令部、而是對上流社會交際場所適用。你把誰運送來了?”
除開父親和母親之外，伊戈爾尚有外公，母親的父親。在八十年代初，外公有五十五歲左右，但他看起來遠遠在六十開外，因為他進行反蘇宣傳，坐了五年牢。他曾經是個文學家，甚至是作家協會會員，自然他很快就被開除出作家協會。他所寫的是一些普通的描寫日常生活的故事，無疑地沒有鼓吹任何人，總之極不問政治，但他和那些進行“叛亂性”談話的同事有交往，甚至開始出版自己的雜誌，那些人一下子被逮捕起來，沒有進行特別審查，就把他們這一夥關進了班房。他們之中沒有聞名的和有天才的人。審訊悄悄地，不知不覺地結束了。那時候的伊戈爾記不得出了什麽事，又因為年幼，所以他不會深思熟慮。父親被開除出黨，伊戈爾未被接收入團，但他小學畢業了，生活跟平常一樣。外公悄悄地，一聲不響地回來了，勞改營裏的事從來不講。他們在家裏不進行政治性的談話，父親隻是有時喝醉了，聲音又低又不清楚地說些惡毒的話，說什麽下等作家真討厭，使一家人終身殘廢。外公不做聲，在某處當個看門人，八十年代中期在睡夢中沉默地辭世。
無論是外公的被捕，無論是他的去世對伊戈爾都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快要念完十年製學校，稍稍從事體育運動，常和少女們相會，備受她們的歡迎，實際上常常不在家裏，隻是回來住宿。
戈巴契夫執掌政權，生活在起變化，父親被提升職務，現在他的被開除黨籍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功績。從前他文靜穩重，不引人注目，而今開始高聲談話，議論政治，時常提及嶽父的名字。一九九三年伊戈爾被傳到兵役委員會，但是醫生們說了什麽關於他的肺部的情形，於是上級準予延期服兵役。
父親還年輕，他是個健康的男人，有一次他同夥伴們一起多喝了幾口酒，盡管原則上他不是經常喝酒而且喝得很少，而在那次則出現了心肌梗塞，父親在醫院待了一個禮拜，後來又出現第二次心肌梗塞，人就死了。正如埋葬外公那樣，悄悄地埋葬了父親，盡管在葬後酬客宴會上人們說過幾句話，悼念病故的法律辯護人。
伊戈爾是正常的小夥子，喜歡他父親，但他已長大成人，開始明白爸爸是個軟弱的人，沒有主心骨，也沒有原則，他的死不是家庭的悲劇，但卻使物質上的處境急劇地惡化。目前物價飛漲。斯美爾諾夫之家沒有積蓄，所以沒有什麽損失，但靠母親的工資度日是不行的。伊戈爾準備進學院了，不得不把白天上課改為夜間上課，不得不開始工作。他找到了管院子的工作，還附帶看管鄰近的大合作社的一段地，所以工資是十分不錯的。他是個沒有複雜心緒的小夥子，早晨五點鍾便拿著鐵鍬在自己的領地上出現，賣力地苦幹，住戶很滿意，把一些零星的事情委託給伊戈爾做，給他添些錢：伊戈爾有一張免服兵役證，於是把軍隊置之腦後了。但當我們英勇的軍人與車臣開始“短暫地”作戰的時候，兵役委員會又記得他了。他們徵召伊戈爾·斯美爾諾夫去服兵役，使他注意到他在祖國麵前的神聖天職，他們已經忘記了他的肺部有毛病。也許每天的許多個小時的戶外勞動真對他有所幫助，肺部的毛病已經痊癒了。
事實仍舊是事實，一九九四年秋季伊戈爾·斯美爾諾夫在卡盧加近郊接受新兵訓練。同誌們和下級軍官們都喜歡這個身材勻稱而靈活的小夥子，他的祖傳的習慣生疏了，其中一部分新的生活習慣又開始形成。所有的人都是同齡人，他們分不清槍管和槍托，用“卡拉什尼科夫”式槍從五十米的距離打不中板棚。獨具一格的是，伊戈爾·斯美爾諾夫會挖散兵壕，他幹得又快又靈巧。他非常內行地使用鐵鍬。
當夥伴們剛開始熟悉武器的時候，青年戰士的軍訓課程中斷了，他們很快就被調到格羅茲尼去。
地平線上炮聲隆隆，烈焰熊熊，他們叫那些青年戰士們在某幢倒塌的建築物附近排隊，少校很快就從建築物裏走出來，他身穿一套骯髒的野戰軍服，許多天沒有刮過的下巴上長有短髭。裝束入時的，神態端莊的上尉報告說補充隊伍已經抵達，他隻向那身穿軍服的兒童們的無可指責的隊列瞥了一眼，低聲問道：
“上尉，你本人會射擊麽?”
“是的，少校同誌!”上尉挺直身子，“開一百槍能打中九十槍，如用手槍，開一百槍能打中九十三槍。”
少校仔細地看看自己的滿是塵土的皮靴，用那骯髒的手帕揩揩流淚的眼睛。
“你開槍打過人麽?”
“根本沒有，也沒有機會!”
“我明白，”少校的背駝得更厲害。“為什麽這裏在作戰，你知道麽?”
“是的。”
“停住，上尉，請你正常地說話，所有這些“是的”不是對司令部、而是對上流社會交際場所適用。你把誰運送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