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親手建立的中央蘇區如火如荼發展的時刻，在共產國際支持下，離開中國國情的李立三在黨內實行了“左”傾冒險錯誤，王明實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則屢遭打擊排斥。在此期間，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領袖不得不幾次退隱於蘇家坡、東華山和雲石山間的莽林古剎中。毛澤東當時所遭受的不公的確令人不平。
雖身處逆境，但毛澤東卻無時不在關注著蘇區和紅軍的命運。
為了與博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鬥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王明與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與王稼祥。
張聞天是有名的紅色教授，1931年2月從蘇聯回國。當年，張聞天出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進入蘇區，並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後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可見，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張聞天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條就是“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 毛澤東曾評價稱：“洛甫（張聞天）這個人是不爭權的。”在蘇區，張聞天曾與毛澤東相鄰而居，隨著他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對推行“左”傾主張發生動搖。
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長征途中，三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麵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於一致，這樣便形成了另一個“編外三人團”。他們的結合，構成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這是自寧都會議以後兩年多來毛澤東第一次參與軍事指揮。
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對於周恩來而言，黎平會議是他一生所麵臨的最大的抉擇之一，他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而與李德和博古徹底決裂。
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範金標後來對此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麽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
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後，博古和李德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製約，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實際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來的手中。此時，蔣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盡快做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共擁毛澤東(2)
正因為如此，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這一次，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和他的軍事思想作了最係統的闡述，他的發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傾聽，也是三年來唯一一次沒有被打斷和結束後遭受批評的一次。 最後，周恩來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恩來的態度最終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解體。
之後，黨內負總責的為洛甫（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澤東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分工，他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軍事指揮。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未如通常所說的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擴大會完畢後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1935年3月4日，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朱德智鬥張國燾(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隻有斯諾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麵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雖身處逆境，但毛澤東卻無時不在關注著蘇區和紅軍的命運。
為了與博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鬥爭，能夠將自己的正確思想付諸實施，毛澤東開始爭取兩位“國際派”大將、王明與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與王稼祥。
張聞天是有名的紅色教授，1931年2月從蘇聯回國。當年，張聞天出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進入蘇區，並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後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可見，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大。
張聞天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條就是“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 毛澤東曾評價稱：“洛甫（張聞天）這個人是不爭權的。”在蘇區，張聞天曾與毛澤東相鄰而居，隨著他同毛澤東接觸的增多，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同時對博古、李德的專橫作風和戰場上的瞎指揮越來越不滿，對推行“左”傾主張發生動搖。
王稼祥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他曾一度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到達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長征途中，三人經常談古論今，在許多方麵尤其是軍隊的前途問題上認識趨於一致，這樣便形成了另一個“編外三人團”。他們的結合，構成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的主張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這是自寧都會議以後兩年多來毛澤東第一次參與軍事指揮。
但會後博古、李德仍堅持原計劃進軍。紅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黎平會議。對於周恩來而言，黎平會議是他一生所麵臨的最大的抉擇之一，他採納了毛澤東的建議而與李德和博古徹底決裂。
周恩來當時的警衛員範金標後來對此回憶說：“黎平會議是在一個晚上召開的，吵得很厲害。總理批評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了起來，燈也熄滅了。我們馬上去把燈點上。開會解決什麽問題，當時不知道，後來才曉得，爭論的焦點是向敵人防守薄弱的貴州前進，還是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周恩來態度的轉變，對於當時中共黨內領導層雙方力量對比的消長以及後來事態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由於他是當時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中的成員，他的倒戈，著實給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擊。
在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之後，博古和李德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製約，有關軍事行動的決定權實際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來的手中。此時，蔣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設置重兵，等待紅軍自投羅網，因此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的貴州進軍。而李德、博古則堅持按照原定計劃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雙方爭執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而情勢危急，需要盡快做出決定。這樣整個紅軍的命運便取決於周恩來的態度，由他來最後拍板定奪。
共擁毛澤東(2)
正因為如此，對於周恩來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所起的作用，毛澤東曾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這一次，毛澤東對第五次反“圍剿”和他的軍事思想作了最係統的闡述，他的發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傾聽，也是三年來唯一一次沒有被打斷和結束後遭受批評的一次。 最後，周恩來主動請求中央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恩來的態度最終使黨內最高領導核心“三人團”解體。
之後，黨內負總責的為洛甫（張聞天）。在軍事指揮上，由周恩來取代了李德。毛澤東作為中央常委開始參與黨的領導核心，並根據常委分工，他作為周恩來的副手參與軍事指揮。由此可見，毛澤東並未如通常所說的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關於這一點，陳雲會後起草的傳達提綱說得很清楚：“擴大會完畢後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後的領導格局又恢復到了寧都會議以前的狀況，黨權與軍權分離，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但最後仍要由周恩來拍板定奪。
1935年3月4日，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朱德智鬥張國燾(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正在會見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隻有斯諾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麽時候？”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麵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