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毛澤東在中南海的菊香書屋與斯諾談著他“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之後不久，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裏，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寫他的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他就是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澤東的鬥爭，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轉折，從10萬紅軍的領袖變成了被中國革命拋棄的叛徒。他心酸地回憶著過去的往事，關於過草地這一章的標題他沉重地寫下兩個大字——“分裂”。16 毫無疑問，長征中那場驚心動魄的鬥爭，無論是在毛澤東還是張國燾的內心深處均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採用“兜圈子”的遊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製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逐漸為黨內所共識。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於四川懋功。為了商定會師後全軍的行動計劃，中央於20日致電遠在茂縣的張國燾，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張國燾當時可是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論資歷，他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下，而對當時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所指揮的紅四方麵軍擁兵10萬。
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等冒著瓢潑大雨來到兩河口等待張國燾的到來。下午5時，張國燾騎著一匹高頭大馬，在三十餘名警衛員的護衛下，疾馳而至。張國燾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非常高興，立即下馬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一握手擁抱。
當時的張國燾可謂滿麵紅光，氣宇軒昂，警衛隊伍也是威風凜凜，井然有序。反觀他麵前這些剛剛從巍巍雪山上走下來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一頭蓬亂長發，朱德滿臉皺紋，周恩來鬍子拉茬……
看到這種情形，張國燾驕傲寫在臉上，就連李德也覺得，張國燾像主人一樣對待紅一方麵軍的人。這使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感到不快。
歡迎晚宴結束後，張國燾問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
周恩來非常機智地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麵軍現在有多少人馬？”
張國燾自得地說：“我們有10萬。”
周恩來說：“那我們隻有3萬。”其實，到達懋功的一方麵軍也僅止1萬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開始向中央發難，雙方就紅軍今後的前進方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博古和張國燾甚至互相進行人身攻擊。最終，張國燾還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也贊成攻打鬆潘、平武地區。但後來他卻藉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紅四方麵軍的行動，以達成向中央要權的目的。
中央為了爭取張國燾的配合，盡快實現北上建立陝甘根據地的計劃，不得不對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經蘆花會議、沙窩會議，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幹部在紅軍指揮機構中占了明顯優勢，張國燾本人不僅當上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成為紅軍總政委。
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認真討論對張國燾做出什麽樣的讓步才合適的問題。張聞天主張把自己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但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認為，寧可讓出紅軍的指揮權，不能讓出中央的領導權。他分析認為，張國燾要抓大權，把總書記一職讓給他，他可能不會滿意，但如果真讓他當總書記，會留下很大的禍患。毛澤東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又不能讓他獨攬軍權，因此在同周恩來商量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所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
沙窩會議後，黨中央為了加強一、四方麵軍的團結，迅速北上，決定將兩個方麵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由四方麵軍的紅九軍、三十一軍和一方麵軍的紅五、九軍團及軍委縱隊組成，朱德任總指揮，張國燾任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一方麵軍的紅一、三軍團和四方麵軍的紅四、三十軍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經班佑北進。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朱德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暫時分別。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小心警惕。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以種種藉口拖延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當時右路軍過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區。他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在陳昌浩身邊的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意識到關係重大，於9月9日立即設法將這件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朱德智鬥張國燾(2)
為此，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以部隊南下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為藉口，帶領張聞天、博古離開前敵指揮部來到彭德懷的紅三軍駐地，與在那兒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繼續北上。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採用“兜圈子”的遊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走製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逐漸為黨內所共識。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會師於四川懋功。為了商定會師後全軍的行動計劃，中央於20日致電遠在茂縣的張國燾，請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張國燾當時可是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曾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論資歷，他不在毛澤東、周恩來之下，而對當時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還在於，他所指揮的紅四方麵軍擁兵10萬。
6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博古、劉伯承等冒著瓢潑大雨來到兩河口等待張國燾的到來。下午5時，張國燾騎著一匹高頭大馬，在三十餘名警衛員的護衛下，疾馳而至。張國燾受到如此隆重的歡迎，非常高興，立即下馬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一握手擁抱。
當時的張國燾可謂滿麵紅光，氣宇軒昂，警衛隊伍也是威風凜凜，井然有序。反觀他麵前這些剛剛從巍巍雪山上走下來的中央領導人，毛澤東一頭蓬亂長發，朱德滿臉皺紋，周恩來鬍子拉茬……
看到這種情形，張國燾驕傲寫在臉上，就連李德也覺得，張國燾像主人一樣對待紅一方麵軍的人。這使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感到不快。
歡迎晚宴結束後，張國燾問周恩來：“你們有多少人？”
周恩來非常機智地反問張國燾：“紅四方麵軍現在有多少人馬？”
張國燾自得地說：“我們有10萬。”
周恩來說：“那我們隻有3萬。”其實，到達懋功的一方麵軍也僅止1萬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開始向中央發難，雙方就紅軍今後的前進方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博古和張國燾甚至互相進行人身攻擊。最終，張國燾還是表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在甘南建立根據地的北上方針，也贊成攻打鬆潘、平武地區。但後來他卻藉口所謂“組織問題”沒解決，按兵不動，故意延宕紅四方麵軍的行動，以達成向中央要權的目的。
中央為了爭取張國燾的配合，盡快實現北上建立陝甘根據地的計劃，不得不對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經蘆花會議、沙窩會議，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幹部在紅軍指揮機構中占了明顯優勢，張國燾本人不僅當上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且成為紅軍總政委。
毛澤東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曾認真討論對張國燾做出什麽樣的讓步才合適的問題。張聞天主張把自己總書記的位置讓給張國燾，但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毛澤東認為，寧可讓出紅軍的指揮權，不能讓出中央的領導權。他分析認為，張國燾要抓大權，把總書記一職讓給他，他可能不會滿意，但如果真讓他當總書記，會留下很大的禍患。毛澤東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國燾的要求，但又不能讓他獨攬軍權，因此在同周恩來商量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周恩來所任的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
沙窩會議後，黨中央為了加強一、四方麵軍的團結，迅速北上，決定將兩個方麵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由四方麵軍的紅九軍、三十一軍和一方麵軍的紅五、九軍團及軍委縱隊組成，朱德任總指揮，張國燾任政委，劉伯承任參謀長，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一方麵軍的紅一、三軍團和四方麵軍的紅四、三十軍組成，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經班佑北進。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朱德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暫時分別。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小心警惕。
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後，以種種藉口拖延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當時右路軍過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區。他密令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並提出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在陳昌浩身邊的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意識到關係重大，於9月9日立即設法將這件事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朱德智鬥張國燾(2)
為此，毛澤東經過考慮，決定以部隊南下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為藉口，帶領張聞天、博古離開前敵指揮部來到彭德懷的紅三軍駐地，與在那兒養病的周恩來、王稼祥連夜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繼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