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來主持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江口會議上，針對仍有人主張繼續強攻贛州，毛澤東發話了：“對於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捲土重來，我軍無迴旋之地。贛州是座隻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這時再沒人主張打贛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來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麵軍建製。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建議取消政府主席一職，改設總政委，由毛澤東擔任。但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不同意這一建議，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致函中共蘇區中央局，說明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的再三堅持，8月份，終於恢復了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之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這時，蘇區“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組成，周恩來為主席。
解讀“相忍為黨”(2)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之一，當他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後，更加深了對毛澤東軍事才幹的認識。
毛澤東的復職，引起了前方和後方領導人之間的尖銳矛盾。後方首腦認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麽？
矛盾終於爆發。
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在寧都召開。
後方中央局成員翻出了毛澤東一貫右傾的老帳，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不得已，周恩來隻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澤東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澤東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就索性甩手不幹，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委曲求全。臨行前，周恩來依然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毛澤東則對周恩來說，“前方何時來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麵軍發布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名字後麵。在10月份製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麵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與推崇。
五、砥柱
共擁毛澤東(1)
遵義會議前後，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內部發生了一場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可以說居功至偉。有人說，“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這確非誇張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而毛澤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成立了以博古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來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一到蘇區，博古便放了兩把火——批“羅明路線”、反“鄧、毛、謝、古”。這兩把火使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各項工作中得以全麵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周恩來、朱德等人堅決反對，何況毛澤東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職務，最終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將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紅軍一路血戰，連續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兵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7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亂，深感責任重大，在一籌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勸阻。
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
如何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挽救紅軍，挽救革命？
此時的周恩來、朱德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
1932年6月中旬，周恩來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麵軍建製。7月25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建議取消政府主席一職，改設總政委，由毛澤東擔任。但是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後方的中央局成員不同意這一建議，堅持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周恩來又以個人名義致函中共蘇區中央局，說明毛澤東“以政府主席名義在前方，實在不便之至”，“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周恩來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經過周恩來的再三堅持，8月份，終於恢復了毛澤東在贛南會議之前的軍內要職——紅一方麵軍總政委。這時，蘇區“軍事最高會議”在前方建立，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組成，周恩來為主席。
解讀“相忍為黨”(2)
周恩來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之一，當他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身份隨軍活動後，更加深了對毛澤東軍事才幹的認識。
毛澤東的復職，引起了前方和後方領導人之間的尖銳矛盾。後方首腦認為，毛澤東復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麽？
矛盾終於爆發。
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在寧都召開。
後方中央局成員翻出了毛澤東一貫右傾的老帳，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來負作戰指揮的總責。
在會上，周恩來被夾在當中，左右為難。不得已，周恩來隻好提出在下列兩種辦法中選擇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負全責，毛澤東仍留下來作助理；二是由毛澤東負責作戰指揮，而由他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後方的中央局成員當然不能接受第二種辦法。在能否執行臨時中央行動方針的問題上，他們更信任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可不是逆來順受之輩，既然不能取得後方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就索性甩手不幹，回後方去“養病”，也決不委曲求全。臨行前，周恩來依然留下了那句話，“照顧大局，相忍為黨”，毛澤東則對周恩來說，“前方何時來電召便何時來”。
寧都會議後的一段時間內，紅一方麵軍發布命令時，周恩來總是先署上“總政委毛澤東”，自己以“代總政委周恩來”的簽署放在毛澤東名字後麵。在10月份製定的“絕密”的《紅一方麵軍建寧、黎川、泰寧戰役計劃》書上，他親筆註明：“如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他還親自告訴機要秘書：以後軍事計劃、命令等，都要送給毛主席看，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信任與推崇。
五、砥柱
共擁毛澤東(1)
遵義會議前後，在中共中央和紅軍內部發生了一場決定紅軍和中國命運的鬥爭，結果就是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可以說居功至偉。有人說，“如若周恩來當時有意站出來與毛一爭的話，中國的現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寫了”，這確非誇張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遙控，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由於在上海的處境日益困難，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時，周恩來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揮紅軍第四次反“圍剿”，而毛澤東則在閩西長汀福音醫院養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據地，便成立了以博古為書記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來原有的地位，成為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一到蘇區，博古便放了兩把火——批“羅明路線”、反“鄧、毛、謝、古”。這兩把火使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蘇區各項工作中得以全麵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周恩來、朱德等人堅決反對，何況毛澤東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職務，最終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將是另外一種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紅軍一路血戰，連續衝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兵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7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軍中怨聲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亂，深感責任重大，在一籌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聞訊趕來的周恩來等人勸阻。
血的事實，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徹底破產。
如何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挽救紅軍，挽救革命？
此時的周恩來、朱德幾乎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