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分歧”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盡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卷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麵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麵積五萬多平方公裏，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讀“相忍為黨”(1)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與交往之中，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對中國革命艱苦的探索過程中，他們之間出現一些不同的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黨史上極為特殊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學生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為中央委員，還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後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從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上台後，把黨內早已存在的教條主義推到了極致，並由此開始了對全黨長達4年之久的“左”傾統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臨時政治局，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欽定為總負責人，成為王明在國內的代言人。年輕氣盛的博古，細高的個子，戴一副黑邊近視眼鏡，無論寫文章還是做報告，言必稱馬列，頗有一副傲視群雄的“理論家”派頭。他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教條主義政策的堅定執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條“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進攻路線”，強令蘇區黨和紅軍執行。
此時，毛澤東和朱德正在率領紅軍全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寫信，要求蘇區必須迅速擴大根據地，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兩個大的城市。
在如何貫徹中央的指示方麵，毛澤東和中央派來的代表團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團認為，蘇區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擴大根據地，乘勝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後擴大戰果，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腦後”，或者說“比腦後還要後，叫做放在屁股後”。毛澤東態度極其堅決，毫無妥協之意。後來毛澤東談到過這段歷史，他說：那些老爺們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國民黨打光，哪有那麽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意見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蘇區中央局召開了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為毛澤東扣了“三頂帽子”：一是“狹隘經驗論”；二是“富農路線”；三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僅僅是個委員，同時取消了他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此後，毛澤東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於在軍事方麵有過人之處的毛澤東，不讓他指揮部隊打仗，卻讓他在後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周恩來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澤東，並和他促膝長談。毛澤東深知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告知進攻中心城市勢必失敗。周恩來覺得毛澤東言之有理，便復電臨時中央。臨時中央仍堅持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城之中擇一而攻。
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並根據以往攻打贛州的經驗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麵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即使要打，也隻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也不贊成打贛州。但是，多數與會者包括周恩來在內執行臨時中央指示，主張攻打贛州。尤其是從前線回來的主要指揮員彭德懷提出：“保證二十天打下贛州”。於是，中央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並任命彭德懷為攻贛前敵總指揮。
無奈的毛澤東向中央請了病假，到瑞金郊外東華山休養去了。臨行前，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毛澤東說，“照顧全局，相忍為黨”。
這次打贛州，紅軍雖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敵人援軍團團圍住造成嚴重危機。周恩來遂命項英赴東華山請毛澤東下山，火速赴前線決策。毛澤東顧全大局，停止休養，帶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線決策解圍。同時致電前線，建議大膽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當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時，朱德告訴他：按照你在瑞金復電的意見，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殺向敵軍，紅三軍團被圍困的師已經解圍脫險。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卷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麵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麵積五萬多平方公裏，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讀“相忍為黨”(1)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與交往之中，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對中國革命艱苦的探索過程中，他們之間出現一些不同的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黨史上極為特殊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學生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為中央委員，還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會後不久，又補為政治局常委，從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上台後，把黨內早已存在的教條主義推到了極致，並由此開始了對全黨長達4年之久的“左”傾統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臨時政治局，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欽定為總負責人，成為王明在國內的代言人。年輕氣盛的博古，細高的個子，戴一副黑邊近視眼鏡，無論寫文章還是做報告，言必稱馬列，頗有一副傲視群雄的“理論家”派頭。他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教條主義政策的堅定執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條“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左”傾冒險“進攻路線”，強令蘇區黨和紅軍執行。
此時，毛澤東和朱德正在率領紅軍全力進行第三次反“圍剿”。臨時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和紅軍總前委寫信，要求蘇區必須迅速擴大根據地，必須向外發展，必須占領一、兩個大的城市。
在如何貫徹中央的指示方麵，毛澤東和中央派來的代表團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團認為，蘇區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擴大根據地，乘勝奪取中心城市，如贛州、撫州、吉安，然後擴大戰果，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腦後”，或者說“比腦後還要後，叫做放在屁股後”。毛澤東態度極其堅決，毫無妥協之意。後來毛澤東談到過這段歷史，他說：那些老爺們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國民黨打光，哪有那麽容易的事情。
因為雙方意見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蘇區中央局召開了贛南會議。
贛南會議為毛澤東扣了“三頂帽子”：一是“狹隘經驗論”；二是“富農路線”；三是“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毛澤東僅僅是個委員，同時取消了他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此後，毛澤東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對於在軍事方麵有過人之處的毛澤東，不讓他指揮部隊打仗，卻讓他在後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來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周恩來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澤東，並和他促膝長談。毛澤東深知敵我雙方的力量懸殊，告知進攻中心城市勢必失敗。周恩來覺得毛澤東言之有理，便復電臨時中央。臨時中央仍堅持至少在撫州、吉安、贛州三城之中擇一而攻。
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並根據以往攻打贛州的經驗指出：贛州是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麵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即使要打，也隻能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朱德也不贊成打贛州。但是，多數與會者包括周恩來在內執行臨時中央指示，主張攻打贛州。尤其是從前線回來的主要指揮員彭德懷提出：“保證二十天打下贛州”。於是，中央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並任命彭德懷為攻贛前敵總指揮。
無奈的毛澤東向中央請了病假，到瑞金郊外東華山休養去了。臨行前，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對毛澤東說，“照顧全局，相忍為黨”。
這次打贛州，紅軍雖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敵人援軍團團圍住造成嚴重危機。周恩來遂命項英赴東華山請毛澤東下山，火速赴前線決策。毛澤東顧全大局，停止休養，帶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線決策解圍。同時致電前線，建議大膽起用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當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時，朱德告訴他：按照你在瑞金復電的意見，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殺向敵軍，紅三軍團被圍困的師已經解圍脫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