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對朱德一生產生重大影響的朋友就是孫炳文。孫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參加了同盟會，之後因為反對袁世凱復辟遭通緝。1916年，兩人在護國運動中相識，一見如故，經常一起閱讀《新青年》等進步雜誌，討論新文化運動傳播的新思潮，並商定出國去尋求新的救國出路。之後，孫炳文離開四川到北京一家報館任職。
在孫炳文的引導下，朱德決定徹底脫離軍閥隊伍，尋找一條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來到上海戒菸。這段時間裏，他大量閱讀了朋友送來的進步書刊，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這讓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經過一番周折以後，朱德找到了上海漁陽裏，這裏既是陳獨秀的住所，又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當時四十多歲的陳獨秀，麵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斷。他沒有太多表情地聽完了朱德的介紹，仔細地打量著這位滇軍名將，然後便是長時間的沉默。
此時，共產黨誕生才一年多的時間，黨員已經由最初的五十多人，發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種反動勢力的絞殺麵前仍顯得非常脆弱。在他麵前站著的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曾為西南秘密社團哥老會成員的舊式軍官，他怎麽會輕易接收朱德加入共產黨呢？
當然，陳獨秀說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他從書架上抽出了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交給朱德，要他好好學，學通弄懂。對於像朱德這樣的舊軍人來說，加入中國共產黨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
朱德聽後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裏，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為共產黨這扇門對他已經是關上了。
但無論如何，朱德不會再回到舊軍隊裏去了。
挫折並沒有阻擋住朱德對共產主義事業追求的腳步。
1922年8月，他與孫炳文登上了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開始了探尋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孫炳文從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那裏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法國已經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就是周恩來。隻可惜，他剛剛去柏林。朱德興奮極了，他和孫炳文一道又趕往柏林去見周恩來。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開了周恩來的門。周恩來和朱德一見如故，他仔細傾聽了朱德的談話後，經過考察，批準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兩位年紀相差12歲的人在德國相識，因為有著共同的信念和奮鬥目標，他們一見如故，走到了一起，並且相互配合了半個多世紀之久。
廣州初會(1)
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熱血青年在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過，錯過見麵交流的機會。但就像兩支從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終有會合的時候，這個會合點就是1926年的廣州——當時中國的革命中心、孫中山的大本營。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澤東先後到廣州參加了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並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會候補委員。之後，毛澤東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底，毛澤東因身體原因，從上海返回湖南，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村調查，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一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為躲避湖南軍閥趙恆惕的通緝，才再次來到廣州，10月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並參加了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而周恩來在旅歐的4年期間，負責旅歐學生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並籌建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不僅積累了鬥爭經驗，而且對中共初期的建黨、建團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並應其入黨介紹人張申府的推薦，出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來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管轄惠（州）、潮（州）、梅（縣）和海陸豐下屬25個縣的行政工作。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擔任地區行政的主要領導職務。
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來應該有更早的見麵機會。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啟錨遠航赴法留學，但本來打算一起去的毛澤東卻決定留下來。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講，是“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而此時，在天津的周恩來卻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啟程赴歐洲留學。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巴黎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接到通知，準備派人參加。但由於路途遙遠，最終未能成行。否則，上海也許會成為毛澤東、周恩來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開。已經從法國返回中國的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但此前一個月，毛澤東卻因為身體原因回湖南休養，兩人又錯過了第二次可能見麵的機會。
沒有人知道在兩人見麵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斷的是：兩人應該對彼此都有耳聞。
同樣，目前也沒有資料準確地記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麵的時間和地點。唯一有資料可查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都參加了1926年1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們都曾同陳獨秀商議，要求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但這個建議最終沒有被採納。
在孫炳文的引導下，朱德決定徹底脫離軍閥隊伍，尋找一條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來到上海戒菸。這段時間裏，他大量閱讀了朋友送來的進步書刊，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這讓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經過一番周折以後，朱德找到了上海漁陽裏，這裏既是陳獨秀的住所，又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當時四十多歲的陳獨秀，麵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斷。他沒有太多表情地聽完了朱德的介紹，仔細地打量著這位滇軍名將，然後便是長時間的沉默。
此時，共產黨誕生才一年多的時間，黨員已經由最初的五十多人，發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種反動勢力的絞殺麵前仍顯得非常脆弱。在他麵前站著的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曾為西南秘密社團哥老會成員的舊式軍官，他怎麽會輕易接收朱德加入共產黨呢？
當然，陳獨秀說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他從書架上抽出了幾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交給朱德，要他好好學，學通弄懂。對於像朱德這樣的舊軍人來說，加入中國共產黨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
朱德聽後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裏，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為共產黨這扇門對他已經是關上了。
但無論如何，朱德不會再回到舊軍隊裏去了。
挫折並沒有阻擋住朱德對共產主義事業追求的腳步。
1922年8月，他與孫炳文登上了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開始了探尋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孫炳文從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那裏得到了一個好消息：法國已經成立“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就是周恩來。隻可惜，他剛剛去柏林。朱德興奮極了，他和孫炳文一道又趕往柏林去見周恩來。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敲開了周恩來的門。周恩來和朱德一見如故，他仔細傾聽了朱德的談話後，經過考察，批準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兩位年紀相差12歲的人在德國相識，因為有著共同的信念和奮鬥目標，他們一見如故，走到了一起，並且相互配合了半個多世紀之久。
廣州初會(1)
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位熱血青年在探尋救國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過，錯過見麵交流的機會。但就像兩支從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終有會合的時候，這個會合點就是1926年的廣州——當時中國的革命中心、孫中山的大本營。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澤東先後到廣州參加了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並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會候補委員。之後，毛澤東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1924年底，毛澤東因身體原因，從上海返回湖南，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村調查，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一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為躲避湖南軍閥趙恆惕的通緝，才再次來到廣州，10月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並參加了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而周恩來在旅歐的4年期間，負責旅歐學生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建設，並籌建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不僅積累了鬥爭經驗，而且對中共初期的建黨、建團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24年9月，周恩來回到廣州，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並應其入黨介紹人張申府的推薦，出任國民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來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管轄惠（州）、潮（州）、梅（縣）和海陸豐下屬25個縣的行政工作。這是第一次由中國共產黨人擔任地區行政的主要領導職務。
其實，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來應該有更早的見麵機會。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來自長沙的朋友啟錨遠航赴法留學，但本來打算一起去的毛澤東卻決定留下來。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講，是“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而此時，在天津的周恩來卻做出了相反的決定，啟程赴歐洲留學。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巴黎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接到通知，準備派人參加。但由於路途遙遠，最終未能成行。否則，上海也許會成為毛澤東、周恩來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開。已經從法國返回中國的周恩來參加了會議，但此前一個月，毛澤東卻因為身體原因回湖南休養，兩人又錯過了第二次可能見麵的機會。
沒有人知道在兩人見麵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斷的是：兩人應該對彼此都有耳聞。
同樣，目前也沒有資料準確地記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第一次見麵的時間和地點。唯一有資料可查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都參加了1926年1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他們都曾同陳獨秀商議，要求在大會上公開提出“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但這個建議最終沒有被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