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的一段時間，由於工作原因，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合作開始逐漸密切起來。
毛澤東當時除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還兼任《政治周報》主編。在《政治周報》第三期刊登的《東征紀略》上，記述了第二次東征時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上的演說。
投桃報李，周恩來派人接管汕頭《平報》並改名為《嶺東民國日報》後，在該報副刊《革命》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了中山艦事件。
當時，很多人對形勢變化感到意外，但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卻顯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預見性和政治敏銳性。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信號。周恩來聞訊後則立即來到廣州造幣廠，向蔣介石提出質問，反被蔣軟禁了一天。
之後，兩人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討論對策。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主張卻沒有被採納，陳獨秀接受了蔣介石的條件：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不退的要交出名單。
中山艦事件算得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兩人對時局的判斷準確一致，顯示出政治家的敏銳頭腦。不同的是，周恩來在這個事件上更為靈活，盡管他不贊同與蔣介石言和，但對於下一步的打算，他認為“究竟怎麽處理，要由黨中央決定”。在毛澤東、周恩來後來半個世紀的合作中，這一風格貫穿始終。
所幸的是，中山艦事件後，毛澤東成了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在農講所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教育》課程，並邀請周恩來、肖楚女、彭湃等同誌到農講所授課。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合作關係繼續延續下來。
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與兩廣區委共同研究，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選調了幾十名幹部，到農講所經過短期培訓，派往廣東各縣擔任領導農民武裝的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轉到以農村為基礎組織工農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11月份，第六屆農講所結束後，毛澤東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而周恩來也因為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現，被調到上海，進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周恩來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因此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央核心領導，周恩來由此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成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中第一個進入政治局的人。
廣州初會(2)
從毛澤東和周恩來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不到一年的合作，由於大革命形勢發生逆轉，兩人又各在自己的領域為黨的建設發揮著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間，八一南昌起義爆發了。
南昌暴動
南昌起義是朱德和周恩來之間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來也許沒有想到，在他們分別後的第二次相會，將開創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正因為有了南昌起義，才會有後來的朱毛會師。
在德國加入共產黨後，1925年朱德又轉赴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天回到國內，利用舊關係到川軍中動員楊森部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秘密進行共產黨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園角2號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來人將帶來在南昌發起行動的部署方案，這個人就是5年前介紹他入黨的周恩來。
這是朱德一年內第二次進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軍軍官考察團的多名成員來到南昌，轉到第三軍開展工作。由於駐守南昌的國民黨第五方麵軍總指揮朱培德、第三軍軍長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第五方麵軍總參議、南昌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朱德辭去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等職，於6月中旬離開南昌。
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舉行暴動的決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園角2號，進行暴動前的準備工作。
朱德利用各種關係，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設防與火力配備情況，並秘密繪製了敵軍分布圖，詳細地標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號、碉堡、火力配備等。對朱德而言，這是他作為共產黨員第一次參與軍事活動，興奮與激動在所難免。
周恩來是從5月下旬起開始負責主持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見書，強調趁蔣介石東南政權沒有穩固之際，“下決心討伐，迅速出師，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後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因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反對，計劃沒能實行。
7月27日晚，周恩來到達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朱德詳細地向周恩來匯報了南昌軍隊的情況。看到朱德繪製的兵力圖，周恩來滿意地說：“這份兵要圖繪得好極了。你為南昌暴動立了頭功！”
毛澤東當時除了主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工作，還兼任《政治周報》主編。在《政治周報》第三期刊登的《東征紀略》上，記述了第二次東征時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犧牲將士大會上的演說。
投桃報李，周恩來派人接管汕頭《平報》並改名為《嶺東民國日報》後，在該報副刊《革命》發表了毛澤東撰寫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1926年3月，蔣介石發動了中山艦事件。
當時，很多人對形勢變化感到意外，但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卻顯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預見性和政治敏銳性。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信號。周恩來聞訊後則立即來到廣州造幣廠，向蔣介石提出質問，反被蔣軟禁了一天。
之後，兩人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討論對策。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主張卻沒有被採納，陳獨秀接受了蔣介石的條件：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不退的要交出名單。
中山艦事件算得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兩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兩人對時局的判斷準確一致，顯示出政治家的敏銳頭腦。不同的是，周恩來在這個事件上更為靈活，盡管他不贊同與蔣介石言和，但對於下一步的打算，他認為“究竟怎麽處理，要由黨中央決定”。在毛澤東、周恩來後來半個世紀的合作中，這一風格貫穿始終。
所幸的是，中山艦事件後，毛澤東成了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負責人。在農講所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教育》課程，並邀請周恩來、肖楚女、彭湃等同誌到農講所授課。毛澤東、周恩來兩人的合作關係繼續延續下來。
期間，毛澤東、周恩來與兩廣區委共同研究，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生中選調了幾十名幹部，到農講所經過短期培訓，派往廣東各縣擔任領導農民武裝的工作。為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後，轉到以農村為基礎組織工農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11月份，第六屆農講所結束後，毛澤東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而周恩來也因為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現，被調到上海，進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國民革命軍臨近上海的情況下，周恩來成功地領導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因此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周恩來代理中央常委職務，參加中央核心領導，周恩來由此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成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人中第一個進入政治局的人。
廣州初會(2)
從毛澤東和周恩來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不到一年的合作，由於大革命形勢發生逆轉，兩人又各在自己的領域為黨的建設發揮著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間，八一南昌起義爆發了。
南昌暴動
南昌起義是朱德和周恩來之間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來也許沒有想到，在他們分別後的第二次相會，將開創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正因為有了南昌起義，才會有後來的朱毛會師。
在德國加入共產黨後，1925年朱德又轉赴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天回到國內，利用舊關係到川軍中動員楊森部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秘密進行共產黨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園角2號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著一位重要人物的到來，來人將帶來在南昌發起行動的部署方案，這個人就是5年前介紹他入黨的周恩來。
這是朱德一年內第二次進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軍軍官考察團的多名成員來到南昌，轉到第三軍開展工作。由於駐守南昌的國民黨第五方麵軍總指揮朱培德、第三軍軍長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雲南陸軍講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為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第五方麵軍總參議、南昌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朱德辭去公安局局長、警備衛戍司令等職，於6月中旬離開南昌。
7月15日，汪精衛叛變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舉行暴動的決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園角2號，進行暴動前的準備工作。
朱德利用各種關係，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設防與火力配備情況，並秘密繪製了敵軍分布圖，詳細地標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號、碉堡、火力配備等。對朱德而言，這是他作為共產黨員第一次參與軍事活動，興奮與激動在所難免。
周恩來是從5月下旬起開始負責主持中共中央軍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見書，強調趁蔣介石東南政權沒有穩固之際，“下決心討伐，迅速出師，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後兩次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因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反對，計劃沒能實行。
7月27日晚，周恩來到達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朱德詳細地向周恩來匯報了南昌軍隊的情況。看到朱德繪製的兵力圖，周恩來滿意地說：“這份兵要圖繪得好極了。你為南昌暴動立了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