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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柴榮看透了這一點，但趙光義完全沒有看透，錯誤的理解先易後難的戰略，最終導致在錯誤的時間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結果慘敗。至於趙匡胤，他根本就沒有用武力解決幽燕問題的打算，他一直寄希望於契丹人發善心，同意用錢來贖買幽燕。
宋人王明清為趙匡胤拒絕用武力收復幽燕的戰略進行辯護，說什麽：“（宋朝）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因鋒鏑，乃置而不問。”(2)
王明清這個辯護詞其實並不能成立，因為在趙匡胤時代，宋朝並沒有發動對契丹的進攻。仗還沒有打，就認定此戰必敗。不知道王明清該如何解釋，在幾乎同等的條件下，柴榮所率領的漢軍，會讓契丹軍嚇得魂飛魄散。還有就是，如果愛惜民力，那又如必削平諸國？守住柴榮留下的中原，豈不是更愛惜民力？如果按這個邏輯，宋朝的兩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正是導致後蜀和南唐大量軍民被屠殺的最直接原因，難道可以這麽理解？
如果擔心契丹會反攻，李存勖、李嗣源，甚至是石重貴，他們都已經給出了答案：契丹人並不是天下無敵。耶律璟時代的契丹，與耶律德光時代的契丹，不可同日而語。“置幽燕而不問”，難道幽燕漢人不是漢人？
柴榮眼高於頂，可看到藍天白雲，雄鷹翱翔。柴榮胸中有大戰略，不為小利所誘，充分理解了難與易的客觀辯證關係，這才是真正的大戰略家。當時形勢明顯有利於周朝，柴榮敏銳的發現了戰機，餓虎撲食般的直撲最大的那隻獵物。
對柴榮舍河東於不顧，直接北伐契丹極盡褒美之辭的，還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北宋大詞人秦觀。在我們的印象中，秦少遊擅寫離情愁怨之詞，特別是那首《鵲橋仙》：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賺盡了離人的眼淚。其實秦觀在戰略上也極具眼光，說秦觀是一流的戰略分析家，並不為過。
秦觀在《王樸論》中提出了“虎熊論”，節取相關內容如下：
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勇高氣，樂鬥而輕死。雖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也。何則？虎噪悍易乘，熊便捷難製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其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樸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並也。(3)
秦觀將北漢比做小而堅的熊，將南唐比做大而脆的虎。如果先取小而堅的熊，而虎必乘取熊的艱難過程，向獵人發起進攻。如果先取大而脆的虎，則熊必聞風而逃。秦觀這個觀點極有見地，他真正看懂了王樸“先易後難”的邏輯思維。小而堅者為難，大而脆者為易，這就是邏輯辯證法。這和孫武所說行軍貴在“以迂為直”，在邏輯上的道理是一樣的。
其實南唐是“大而脆的虎”，契丹又何嚐不是？南唐“（李璟）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契丹同樣如此，“（耶律璟）荒耽於酒，畋獵無厭。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這兩位“大而脆的虎”名字都有一個“璟”字，實在是難得的巧合。
站在周朝的角度看，南唐是一隻“大而脆的虎”，但這隻虎已經被柴榮打殘了。接下來一隻“大而脆的虎”，就是昏君耶律璟治下的契丹。越過契丹，而先取“小而堅的熊”北漢，絕非明智之舉，具體原因，上麵已經講過了。
後來趙光義決定先消滅北漢，朝中重臣對趙光義的戰略持有異意，比如宰相薛居正，就不同意對“小而堅”的北漢用兵。薛居正的理由與秦觀、王夫之的見解基本一致，“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4)《續資治通鑑》對薛居正所持觀點的記載，與《宋史》相同。
趙光義在曹彬的支持下，反駁薛居正：“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5)趙光義說的沒錯，北漢弱而宋強，但北漢弱在國勢，而非弱在戰鬥力。後來宋滅北漢時，太原攻堅戰打的極為艱苦，將宋軍的銳氣消耗殆盡。等宋軍疲憊不堪的再去收復幽燕時，已經沒有戰鬥力了。
再有就是自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讓幽燕於契丹，至柴榮北伐前，隻有二十三年，相當一部分幽燕漢人對南朝漢族政權的民族感情還在。在民族融合史上，不僅有胡人漢化，也有漢人胡化。
在唐末五代兩宋，由於大片傳統漢族聚居區被少數民族政權占領，漢人胡化的現象非常突出。唐末詩人司空圖有首《河湟有感》，寫的就是漢人胡化的現象，詩雲：“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6)
河湟地區在唐安史之亂時被吐蕃占領，到唐末，吐蕃對河湟地區的統治已經有一百五十多年了，所以河湟漢人皆從吐蕃之俗。但柴榮所麵對的情況遠好於唐末，二十多年的時間還不足以改變一代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
宋人王明清為趙匡胤拒絕用武力收復幽燕的戰略進行辯護，說什麽：“（宋朝）卒不能下幽、燕兩州之寇，豈勇力智慧不足哉？蓋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者，不忍使我赤子重因鋒鏑，乃置而不問。”(2)
王明清這個辯護詞其實並不能成立，因為在趙匡胤時代，宋朝並沒有發動對契丹的進攻。仗還沒有打，就認定此戰必敗。不知道王明清該如何解釋，在幾乎同等的條件下，柴榮所率領的漢軍，會讓契丹軍嚇得魂飛魄散。還有就是，如果愛惜民力，那又如必削平諸國？守住柴榮留下的中原，豈不是更愛惜民力？如果按這個邏輯，宋朝的兩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正是導致後蜀和南唐大量軍民被屠殺的最直接原因，難道可以這麽理解？
如果擔心契丹會反攻，李存勖、李嗣源，甚至是石重貴，他們都已經給出了答案：契丹人並不是天下無敵。耶律璟時代的契丹，與耶律德光時代的契丹，不可同日而語。“置幽燕而不問”，難道幽燕漢人不是漢人？
柴榮眼高於頂，可看到藍天白雲，雄鷹翱翔。柴榮胸中有大戰略，不為小利所誘，充分理解了難與易的客觀辯證關係，這才是真正的大戰略家。當時形勢明顯有利於周朝，柴榮敏銳的發現了戰機，餓虎撲食般的直撲最大的那隻獵物。
對柴榮舍河東於不顧，直接北伐契丹極盡褒美之辭的，還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北宋大詞人秦觀。在我們的印象中，秦少遊擅寫離情愁怨之詞，特別是那首《鵲橋仙》：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賺盡了離人的眼淚。其實秦觀在戰略上也極具眼光，說秦觀是一流的戰略分析家，並不為過。
秦觀在《王樸論》中提出了“虎熊論”，節取相關內容如下：
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勇高氣，樂鬥而輕死。雖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熊也。何則？虎噪悍易乘，熊便捷難製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其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樸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並也。(3)
秦觀將北漢比做小而堅的熊，將南唐比做大而脆的虎。如果先取小而堅的熊，而虎必乘取熊的艱難過程，向獵人發起進攻。如果先取大而脆的虎，則熊必聞風而逃。秦觀這個觀點極有見地，他真正看懂了王樸“先易後難”的邏輯思維。小而堅者為難，大而脆者為易，這就是邏輯辯證法。這和孫武所說行軍貴在“以迂為直”，在邏輯上的道理是一樣的。
其實南唐是“大而脆的虎”，契丹又何嚐不是？南唐“（李璟）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契丹同樣如此，“（耶律璟）荒耽於酒，畋獵無厭。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這兩位“大而脆的虎”名字都有一個“璟”字，實在是難得的巧合。
站在周朝的角度看，南唐是一隻“大而脆的虎”，但這隻虎已經被柴榮打殘了。接下來一隻“大而脆的虎”，就是昏君耶律璟治下的契丹。越過契丹，而先取“小而堅的熊”北漢，絕非明智之舉，具體原因，上麵已經講過了。
後來趙光義決定先消滅北漢，朝中重臣對趙光義的戰略持有異意，比如宰相薛居正，就不同意對“小而堅”的北漢用兵。薛居正的理由與秦觀、王夫之的見解基本一致，“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4)《續資治通鑑》對薛居正所持觀點的記載，與《宋史》相同。
趙光義在曹彬的支持下，反駁薛居正：“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5)趙光義說的沒錯，北漢弱而宋強，但北漢弱在國勢，而非弱在戰鬥力。後來宋滅北漢時，太原攻堅戰打的極為艱苦，將宋軍的銳氣消耗殆盡。等宋軍疲憊不堪的再去收復幽燕時，已經沒有戰鬥力了。
再有就是自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讓幽燕於契丹，至柴榮北伐前，隻有二十三年，相當一部分幽燕漢人對南朝漢族政權的民族感情還在。在民族融合史上，不僅有胡人漢化，也有漢人胡化。
在唐末五代兩宋，由於大片傳統漢族聚居區被少數民族政權占領，漢人胡化的現象非常突出。唐末詩人司空圖有首《河湟有感》，寫的就是漢人胡化的現象，詩雲：“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6)
河湟地區在唐安史之亂時被吐蕃占領，到唐末，吐蕃對河湟地區的統治已經有一百五十多年了，所以河湟漢人皆從吐蕃之俗。但柴榮所麵對的情況遠好於唐末，二十多年的時間還不足以改變一代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