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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古代的文化建設，大致有兩種性質，一種是社會性的，即上麵所講的。還有一種就是官方性質，比如禮樂。古代的禮樂製度，絕不止屬於音樂範疇，更多的屬於政治範疇。而且政治意義非常重要，幾乎可以和政權的法統相提並論。
自《漢書》開始，凡是官修正史著有《誌》者，都有《樂誌》。有些正史沒有撰八誌所先的《食貨誌》，也要撰《樂誌》，如《宋書》、《南齊書》。《舊五代史》的誌部分雖然過於草略，但依然撰了兩卷《樂誌》。
唐末喪亂以來，“鹹、鎬為墟；梁運雖興，《英》、《莖》掃地。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虡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鞀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穀而俱失。洎晉高祖奄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為亂，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製作。”(4)而真正對禮樂製度進行大規模改革的，是柴榮。
到了後周時期，有識之士就提出過恢復禮樂的建議，比如前麵講的，集賢殿學士竇儼在給柴榮上的六綱疏中，前兩條就是“明禮”、“崇樂”。禮樂不備，會嚴重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朝廷要經常舉行一些正式的官方活動，就需要在殿上擊鍾鳴樂，這是正式場合必須具備的。
在這之前，柴榮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5)五代軍閥互相殺伐，沒有精力來修備禮、樂，所以專業的樂工都對樂法一知半解，有些甚至一問三不知，讓柴榮深深感到了恢復禮樂製度的緊迫性。
當時後周官場上有三位擅長音律的大家：竇儼、王樸、王仁裕。但王仁裕在顯德二年就去世了。所以柴榮由竇儼負責音樂理論方麵，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十一月，詔命竇儼帶領一班文學才士，編撰《大周正樂》，共撰成一百二十卷。至於竇儼奉命編撰的《大周通禮》，到了宋朝建立後還沒有完成，而竇儼也在不久後去世了。
至於技術性問題，柴榮把擔子壓在了王樸的肩上。因為王樸這在方麵是行家，所以柴榮向王樸請教音樂上的問題。王樸奉旨，上了一道《詳定雅樂疏》。在這篇奏疏中，王樸先把柴榮稱讚了一番：“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6) 然後，王樸從專業角度，詳盡的闡釋了他對鍾樂的理解。
在五代之前，歷朝官樂沿用的都是管仲製定的律法，即著名的“宮、徵、商、羽、角”五音，也稱三分損益法。宮、徵、商、羽、角分別模仿借鑑了牛、豬、羊、馬、雞五種動物的叫聲。到了秦朝時期，呂不韋等人又將五音改為十二律，分別是：黃鍾、大呂、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
不過在漢朝至隋朝的八百年間，十二律實際上隻用了其中七律，另外五律廢止不用，稱為啞鍾。解決另五律運用問題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祖孝孫等人製出旋宮八十四調，“在懸之器，方無啞者。”(7)
但到了黃巢起義後，天下大亂，樂器也散失殆盡，文字記載也都毀於戰火之中。至後晉天福五年，“自末之亂，禮樂製度亡失已久。”(8)後來殷盈孫、蕭承訓等人按古法重新鑄出了十二鍾，以及編鍾二百四十具，但空有樂器，而沒有樂法，隻能懸在殿上當裝飾品。最好笑的是，梁唐晉漢等朝為了湊數，在官方場合讓樂工不講音律，反覆擊打鍾磬，叮叮噹噹，殿上雜音一片。
王樸在舊有的三分損益法的基礎上，對十二律進行調整改進。大致如《舊五代史》所載：“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太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布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9)
王樸把奏疏呈上來，柴榮看完後，出於慎重考慮，他把王樸的奏疏交給尚書省百官討論，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兵部尚書張昭等人上書，認同王樸的樂法改良計劃，並請皇帝準詔實行。
柴榮見大家都沒有意見，非常高興，遂下詔：“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10)
自是雅樂之音，稍克諧矣。
嚴格來說，王樸隻是在舊有的樂法基礎上進行改良，調整音階內各律的數值，因為這些律聲之間的頻率差不是相等的，這也稱為十二不平均律。王樸的樂律改良，卻為五百多年後，明朝音樂理論家朱載堉提出《十二平均律》鋪平了道路。
自《漢書》開始，凡是官修正史著有《誌》者，都有《樂誌》。有些正史沒有撰八誌所先的《食貨誌》，也要撰《樂誌》，如《宋書》、《南齊書》。《舊五代史》的誌部分雖然過於草略，但依然撰了兩卷《樂誌》。
唐末喪亂以來，“鹹、鎬為墟；梁運雖興，《英》、《莖》掃地。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虡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鞀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穀而俱失。洎晉高祖奄登大寶，思迪前規，爰詔有司，重興二舞。旋屬烽火為亂，明法罔修，漢祚幾何，無暇製作。”(4)而真正對禮樂製度進行大規模改革的，是柴榮。
到了後周時期，有識之士就提出過恢復禮樂的建議，比如前麵講的，集賢殿學士竇儼在給柴榮上的六綱疏中，前兩條就是“明禮”、“崇樂”。禮樂不備，會嚴重影響到政權的合法性。朝廷要經常舉行一些正式的官方活動，就需要在殿上擊鍾鳴樂，這是正式場合必須具備的。
在這之前，柴榮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5)五代軍閥互相殺伐，沒有精力來修備禮、樂，所以專業的樂工都對樂法一知半解，有些甚至一問三不知，讓柴榮深深感到了恢復禮樂製度的緊迫性。
當時後周官場上有三位擅長音律的大家：竇儼、王樸、王仁裕。但王仁裕在顯德二年就去世了。所以柴榮由竇儼負責音樂理論方麵，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十一月，詔命竇儼帶領一班文學才士，編撰《大周正樂》，共撰成一百二十卷。至於竇儼奉命編撰的《大周通禮》，到了宋朝建立後還沒有完成，而竇儼也在不久後去世了。
至於技術性問題，柴榮把擔子壓在了王樸的肩上。因為王樸這在方麵是行家，所以柴榮向王樸請教音樂上的問題。王樸奉旨，上了一道《詳定雅樂疏》。在這篇奏疏中，王樸先把柴榮稱讚了一番：“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思復三代之風，臨視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6) 然後，王樸從專業角度，詳盡的闡釋了他對鍾樂的理解。
在五代之前，歷朝官樂沿用的都是管仲製定的律法，即著名的“宮、徵、商、羽、角”五音，也稱三分損益法。宮、徵、商、羽、角分別模仿借鑑了牛、豬、羊、馬、雞五種動物的叫聲。到了秦朝時期，呂不韋等人又將五音改為十二律，分別是：黃鍾、大呂、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
不過在漢朝至隋朝的八百年間，十二律實際上隻用了其中七律，另外五律廢止不用，稱為啞鍾。解決另五律運用問題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祖孝孫等人製出旋宮八十四調，“在懸之器，方無啞者。”(7)
但到了黃巢起義後，天下大亂，樂器也散失殆盡，文字記載也都毀於戰火之中。至後晉天福五年，“自末之亂，禮樂製度亡失已久。”(8)後來殷盈孫、蕭承訓等人按古法重新鑄出了十二鍾，以及編鍾二百四十具，但空有樂器，而沒有樂法，隻能懸在殿上當裝飾品。最好笑的是，梁唐晉漢等朝為了湊數，在官方場合讓樂工不講音律，反覆擊打鍾磬，叮叮噹噹，殿上雜音一片。
王樸在舊有的三分損益法的基礎上，對十二律進行調整改進。大致如《舊五代史》所載：“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太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之清聲。十二律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布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9)
王樸把奏疏呈上來，柴榮看完後，出於慎重考慮，他把王樸的奏疏交給尚書省百官討論，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兵部尚書張昭等人上書，認同王樸的樂法改良計劃，並請皇帝準詔實行。
柴榮見大家都沒有意見，非常高興，遂下詔：“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廢墜，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10)
自是雅樂之音，稍克諧矣。
嚴格來說，王樸隻是在舊有的樂法基礎上進行改良，調整音階內各律的數值，因為這些律聲之間的頻率差不是相等的，這也稱為十二不平均律。王樸的樂律改良，卻為五百多年後，明朝音樂理論家朱載堉提出《十二平均律》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