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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趙玉為人忠義，為了保護呂琦，趙玉背著年僅十四歲的呂琦一路乞討，來到中原。呂琦長大後官至兵部尚書，但已致富貴的呂琦沒有忘記救命恩人趙玉，事之如父。趙玉死後，留下了一個年幼的兒子趙弘度(5)，呂琦又反過來撫養趙弘度長大。
這則故事說明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俠義正士，人性中善的力量不會因為亂世而泯滅殆盡。關鍵的問題，不能讓人性中善的力量成為孤例，必要時用法律來規範道德行為。
法律的邊界和道德的邊界有時是相重疊的，柴榮之所以用法律來約束道德行為，原因就在於人的自覺性是有限的，法律的威懾力是優先於道德的。當亂世時人人蔑視法律的時候，道德早已經被拋到了一邊。所以柴榮以法治德，在當時那個亂七八糟的時代，是完全有必要的。
為了把鄉村組織建設的更為嚴密，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榮下詔：“諸道州府，令團並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奸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6)
因為鄉村組織機構過多，一方麵浪費行政成本，另一方麵也影響辦事效率。柴榮將地方上過多的村莊合併，每一百戶居民為一個“團”，每團選出三名在當地有名望的士紳做耆長，每三年換一屆。政府不過問耆長的人選問題，由當地居民自行推選，相當於現在的村民自治選舉。一千年前就有民主推選製度，不得不佩服柴榮超前的政治眼光。
耆長的任務是維護地方治安，同時負責替政府收繳賦稅。但就農村特殊的生存形態來說，耆長所負責的“察民家之有奸盜者”，實際上已經包含了用法律的手段來監視道德行為的含義。建設道德高尚的社會，僅靠人的自覺性，是遠遠不夠的。
盛世的標準之一就是社會擁有一個相對較高的道德衡量水準，人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夫妻恩愛、和睦四鄰，拾金不昧，這是最起碼的標準。不能用單純的經濟標準來衡量社會的進步與否，這是不客觀的。什麽是幸福感？首先是社會生存狀態的安全感，沒有安全，何來幸福？
《宋史》對道德之於社會進步的作用說的非常好，“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7)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能做到這幾點，何愁天下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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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禮記.禮運》卷九
(2) 《冊府元龜.帝王部.發號令第五》卷六十六
(3) (4)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卷六十二
(5) 本名趙弘度，後避趙弘殷諱，易弘為文。見《宋史.北漢世家》卷四百八十二
(6) 《文獻通考.職役一》卷十二
(7) 《宋史.孝義傳》卷四百五十六
謝謝大家的支持。這個小帖已經寫過大半了，還有一半不到的篇幅就結束了。有時感覺這種寫法是否過於傳統化了，或者用更通俗的寫法寫出來，效果會更好一些。也許最大的失誤是在人物的對話上，沒有經過藝術性的加工，而是直接採用原文。這樣顯得有些生硬，而且人物性格也難以突出。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處在兩難的矛盾心態中。一方麵想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柴榮，另一方麵又想寫出一本研究柴榮的學術類作品。用通俗化的寫法，肯定是沒問題的，可能是當初寫作方向定位的原因，所以沒有完全用通俗寫法。不過為了避免行文過於生硬，還是盡最大限度的將通俗講故事和研究分析結合起來，但效果一般。在下的筆力有限，很難寫出更好的狀態，如果在閱讀上讓大家感覺有些不方麵的話，向大家表示歉意。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礎
八 周朝的文化建設
1
馬上打天下，切不可馬上治天下。凡是馬上治天下者，幾乎就沒有成功的例子，秦朝以暴力得天下，又以暴力治天下，僅僅十五年後就被推翻，就是一個反麵典型。
下馬治天下，一般來說有三點：一、重用文官，壓製武將，歷朝皆如此，不過程度輕重而已。二、發展經濟、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三、致力於文化建設。現在著重講第三點。
文化建設，不僅是一個政權裝點門麵的問題，更重要的在於，提高了社會的整體文化層次，擴大了基層知識分子的數量，政府有足夠的選擇空間，挑選人才為政政服務。治天下，就必須通古曉今、借鑑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讀書是絕對不行的。
史學界公認，中國有兩個極為輝煌的文化黃金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兩宋。對於這個觀點，很少有異議。宋朝文化之繁榮昌盛，戰國以下，罕有其匹。宋朝三百二十年間，大文豪一個接一個，經典的詩詞賦一首接一首，目不遐給，讓後世嘆為觀止。
不過話說回來，世界上不存在空中樓閣。同樣的道理，宋朝的文化繁榮，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歷朝歷代積累的成果。為了突出宋朝統治者對文化繁榮的貢獻，一些宋人無端貶低五代，把五代的文化發展抹得一團漆黑。仿佛兩宋文化的繁榮，全是宋朝一手成全。但，這可能嗎？宋朝蓋了大樓第十層，那前九層算誰的功勞？
這則故事說明在任何時代，都會出現俠義正士，人性中善的力量不會因為亂世而泯滅殆盡。關鍵的問題，不能讓人性中善的力量成為孤例，必要時用法律來規範道德行為。
法律的邊界和道德的邊界有時是相重疊的，柴榮之所以用法律來約束道德行為，原因就在於人的自覺性是有限的，法律的威懾力是優先於道德的。當亂世時人人蔑視法律的時候，道德早已經被拋到了一邊。所以柴榮以法治德，在當時那個亂七八糟的時代，是完全有必要的。
為了把鄉村組織建設的更為嚴密，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柴榮下詔：“諸道州府，令團並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奸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6)
因為鄉村組織機構過多，一方麵浪費行政成本，另一方麵也影響辦事效率。柴榮將地方上過多的村莊合併，每一百戶居民為一個“團”，每團選出三名在當地有名望的士紳做耆長，每三年換一屆。政府不過問耆長的人選問題，由當地居民自行推選，相當於現在的村民自治選舉。一千年前就有民主推選製度，不得不佩服柴榮超前的政治眼光。
耆長的任務是維護地方治安，同時負責替政府收繳賦稅。但就農村特殊的生存形態來說，耆長所負責的“察民家之有奸盜者”，實際上已經包含了用法律的手段來監視道德行為的含義。建設道德高尚的社會，僅靠人的自覺性，是遠遠不夠的。
盛世的標準之一就是社會擁有一個相對較高的道德衡量水準，人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夫妻恩愛、和睦四鄰，拾金不昧，這是最起碼的標準。不能用單純的經濟標準來衡量社會的進步與否，這是不客觀的。什麽是幸福感？首先是社會生存狀態的安全感，沒有安全，何來幸福？
《宋史》對道德之於社會進步的作用說的非常好，“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7)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如果能做到這幾點，何愁天下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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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禮記.禮運》卷九
(2) 《冊府元龜.帝王部.發號令第五》卷六十六
(3) (4)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卷六十二
(5) 本名趙弘度，後避趙弘殷諱，易弘為文。見《宋史.北漢世家》卷四百八十二
(6) 《文獻通考.職役一》卷十二
(7) 《宋史.孝義傳》卷四百五十六
謝謝大家的支持。這個小帖已經寫過大半了，還有一半不到的篇幅就結束了。有時感覺這種寫法是否過於傳統化了，或者用更通俗的寫法寫出來，效果會更好一些。也許最大的失誤是在人物的對話上，沒有經過藝術性的加工，而是直接採用原文。這樣顯得有些生硬，而且人物性格也難以突出。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處在兩難的矛盾心態中。一方麵想讓更多的讀者了解柴榮，另一方麵又想寫出一本研究柴榮的學術類作品。用通俗化的寫法，肯定是沒問題的，可能是當初寫作方向定位的原因，所以沒有完全用通俗寫法。不過為了避免行文過於生硬，還是盡最大限度的將通俗講故事和研究分析結合起來，但效果一般。在下的筆力有限，很難寫出更好的狀態，如果在閱讀上讓大家感覺有些不方麵的話，向大家表示歉意。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礎
八 周朝的文化建設
1
馬上打天下，切不可馬上治天下。凡是馬上治天下者，幾乎就沒有成功的例子，秦朝以暴力得天下，又以暴力治天下，僅僅十五年後就被推翻，就是一個反麵典型。
下馬治天下，一般來說有三點：一、重用文官，壓製武將，歷朝皆如此，不過程度輕重而已。二、發展經濟、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三、致力於文化建設。現在著重講第三點。
文化建設，不僅是一個政權裝點門麵的問題，更重要的在於，提高了社會的整體文化層次，擴大了基層知識分子的數量，政府有足夠的選擇空間，挑選人才為政政服務。治天下，就必須通古曉今、借鑑歷史的經驗教訓，不讀書是絕對不行的。
史學界公認，中國有兩個極為輝煌的文化黃金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一個是兩宋。對於這個觀點，很少有異議。宋朝文化之繁榮昌盛，戰國以下，罕有其匹。宋朝三百二十年間，大文豪一個接一個，經典的詩詞賦一首接一首，目不遐給，讓後世嘆為觀止。
不過話說回來，世界上不存在空中樓閣。同樣的道理，宋朝的文化繁榮，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歷朝歷代積累的成果。為了突出宋朝統治者對文化繁榮的貢獻，一些宋人無端貶低五代，把五代的文化發展抹得一團漆黑。仿佛兩宋文化的繁榮，全是宋朝一手成全。但，這可能嗎？宋朝蓋了大樓第十層，那前九層算誰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