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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向以攻擊柴榮為樂的宋人洪邁曾經指責五代文化發展停滯不前，“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盪，了無孑遺。”(1)但隨後洪邁又不得不承認五代破壞文化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太平興國中，編次《禦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2)這些書肯定不是全部從被宋朝征服的南方諸國運來的，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五代遺存圖書。
更誇張的是，歷經北宋承平大治一百六十年，編撰《太平禦覽》時引用的一千六百九十種圖書，到了南宋初期，居然十失其七、八，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所謂盛世在保存前代圖書方麵居然還不如所謂的亂世，對此，洪邁不得不承認：“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3)
關於五代圖書遺存，宋初文人姚鉉在《唐文粹序》中就替五代辯誣：“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4)。《唐文粹》編撰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上距五代結束，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姚鉉的這句記載，足以推翻所謂五代無文化的觀點。
五代十國雖然是亂世，但個別時期和個別地域相對是比較平和的，比如南唐、後蜀、荊南。荊南名士及第二任首席幕僚孫光憲不但著有著名的筆記小說《北夢瑣言》，還在三年時間內就藏書數萬卷。宋朝的文化繁榮隻是在五代十國文化發展的客觀結果，宋朝的歷史貢獻應該值得肯定，但唐末五代的歷史貢獻，同樣不能忽略。
對於五代時的大量書籍在北宋時期得不到保存的問題，清人王士禛極為不解，他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到底是因為什麽原因所致？“當五代亂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亡，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與？”(5)
王士禛認為北宋沒有保存好五代遺存圖書的原因，有可能是金軍南下，中原大亂所致。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洪邁做為南宋初人，自然應該知道這個原因，洪邁為什麽沒有提到？所以，綜合來看，五代遺存圖書在北宋沒有保存好的原因，並不是金軍南下的原因。
唐朝文化繁盛，自不必說。“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6)唐末戰亂以來，“黃巢之亂，存者蓋鮮。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7)但五代文化並非停滯不前，而是在戰亂中緩慢的發展。
五代統治者非常注重文化建設，比如收集遺散在民間的圖書。後唐天成年間，唐明宗李嗣源派遣都官郎中庾傳美去西川，收集唐朝九帝實錄以及其他各種書籍一千多卷。數量雖然不多，但至少說明五代統治者在殺伐之餘，並沒有忘記他們應該肩負的歷史責任。
就是武人專權的後漢幹祐年間，朝廷也不忘收集圖書，甚至“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8)郭威建國後，廣順三年（公元953年），由國子監祭酒田敏印刻儒家典籍共一百三十冊。柴榮即位後，一方麵要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同時他也要做收集民間遺散圖書。說柴榮隻是個會武不會文的草莽皇帝，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五代朝廷都設有史館，以便修史之用。但到了後周時期，史館的圖書存量並不多，柴榮引為以恨。他“銳意求訪”(9)，為了吸引民間人士獻出圖書，他延用後漢的辦法，“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10)
顯德三年（公元956年）十二月，柴榮又下了一首求書詔，“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納。其進書人，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布，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11)
為了鼓勵民間獻書，柴榮按獻書數量給予不同的賞賜，即使隻獻了幾卷書，也要量給報酬，算是補償。還有就是，如果民間所獻的書籍中，與史館已經收藏的書相同，則不予收納，避免了重複浪費現象。
通過以利誘之，柴榮得到了大量圖書，但問題隨之而來。就是這些民間圖書有些在傳抄過程中，會出現謬誤，影響圖書質量。柴榮選派了三十名文人專門對這些圖書進行審稿校定。
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柴榮讓這些校對人員在每卷的末尾都要寫上自己的職務和名字。柴榮這麽做，應該是督促這些人認真校對，一旦發現問題，就要進行處罰。柴榮用心之細膩，考慮之周全，可見一斑。
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柴榮下令對唐人陸德明編撰的儒家名著《經典釋文》三十卷進行校勘，由國子監祭酒尹拙、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共同負責此事。清末民初的學者葉德輝先生對此大加讚賞：“當五代兵戈俶擾，禪代朝露之際，而其君若臣，猶能崇尚經典，刻板印行，不得謂非盛美事也。”(12)
國子司業聶崇義在顯德年間，曾受柴榮指示，撰有《三禮圖》二十卷。此書在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才告完成，趙匡胤對此非常滿意，下詔褒獎聶崇義，並賜紫袍、犀帶，以示尊儒之義。時人對柴榮和趙匡胤崇尚儒禮的行為有著高度的評價，“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13)
更誇張的是，歷經北宋承平大治一百六十年，編撰《太平禦覽》時引用的一千六百九十種圖書，到了南宋初期，居然十失其七、八，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遺憾。所謂盛世在保存前代圖書方麵居然還不如所謂的亂世，對此，洪邁不得不承認：“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3)
關於五代圖書遺存，宋初文人姚鉉在《唐文粹序》中就替五代辯誣：“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4)。《唐文粹》編撰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上距五代結束，已經過去了四十年。姚鉉的這句記載，足以推翻所謂五代無文化的觀點。
五代十國雖然是亂世，但個別時期和個別地域相對是比較平和的，比如南唐、後蜀、荊南。荊南名士及第二任首席幕僚孫光憲不但著有著名的筆記小說《北夢瑣言》，還在三年時間內就藏書數萬卷。宋朝的文化繁榮隻是在五代十國文化發展的客觀結果，宋朝的歷史貢獻應該值得肯定，但唐末五代的歷史貢獻，同樣不能忽略。
對於五代時的大量書籍在北宋時期得不到保存的問題，清人王士禛極為不解，他無法解釋這種現象到底是因為什麽原因所致？“當五代亂離板蕩之後，而古書多存，歷北宋太平全盛之世，而古書反亡，殊不可解。豈金源入汴，其兵火之厄反甚於五代時與？”(5)
王士禛認為北宋沒有保存好五代遺存圖書的原因，有可能是金軍南下，中原大亂所致。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話，洪邁做為南宋初人，自然應該知道這個原因，洪邁為什麽沒有提到？所以，綜合來看，五代遺存圖書在北宋沒有保存好的原因，並不是金軍南下的原因。
唐朝文化繁盛，自不必說。“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6)唐末戰亂以來，“黃巢之亂，存者蓋鮮。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7)但五代文化並非停滯不前，而是在戰亂中緩慢的發展。
五代統治者非常注重文化建設，比如收集遺散在民間的圖書。後唐天成年間，唐明宗李嗣源派遣都官郎中庾傳美去西川，收集唐朝九帝實錄以及其他各種書籍一千多卷。數量雖然不多，但至少說明五代統治者在殺伐之餘，並沒有忘記他們應該肩負的歷史責任。
就是武人專權的後漢幹祐年間，朝廷也不忘收集圖書，甚至“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8)郭威建國後，廣順三年（公元953年），由國子監祭酒田敏印刻儒家典籍共一百三十冊。柴榮即位後，一方麵要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同時他也要做收集民間遺散圖書。說柴榮隻是個會武不會文的草莽皇帝，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五代朝廷都設有史館，以便修史之用。但到了後周時期，史館的圖書存量並不多，柴榮引為以恨。他“銳意求訪”(9)，為了吸引民間人士獻出圖書，他延用後漢的辦法，“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10)
顯德三年（公元956年）十二月，柴榮又下了一首求書詔，“史館所少書籍，宜令本館諸處求訪補填。如有收得書籍之家，並許進納。其進書人，部帙多少等第，各與恩澤。如是卷帙少者，量給資布，如館內已有之書，不在進納之限。”(11)
為了鼓勵民間獻書，柴榮按獻書數量給予不同的賞賜，即使隻獻了幾卷書，也要量給報酬，算是補償。還有就是，如果民間所獻的書籍中，與史館已經收藏的書相同，則不予收納，避免了重複浪費現象。
通過以利誘之，柴榮得到了大量圖書，但問題隨之而來。就是這些民間圖書有些在傳抄過程中，會出現謬誤，影響圖書質量。柴榮選派了三十名文人專門對這些圖書進行審稿校定。
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柴榮讓這些校對人員在每卷的末尾都要寫上自己的職務和名字。柴榮這麽做，應該是督促這些人認真校對，一旦發現問題，就要進行處罰。柴榮用心之細膩，考慮之周全，可見一斑。
顯德二年（公元955年）二月，柴榮下令對唐人陸德明編撰的儒家名著《經典釋文》三十卷進行校勘，由國子監祭酒尹拙、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共同負責此事。清末民初的學者葉德輝先生對此大加讚賞：“當五代兵戈俶擾，禪代朝露之際，而其君若臣，猶能崇尚經典，刻板印行，不得謂非盛美事也。”(12)
國子司業聶崇義在顯德年間，曾受柴榮指示，撰有《三禮圖》二十卷。此書在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才告完成，趙匡胤對此非常滿意，下詔褒獎聶崇義，並賜紫袍、犀帶，以示尊儒之義。時人對柴榮和趙匡胤崇尚儒禮的行為有著高度的評價，“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