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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柴榮鼓勵民間商販去高麗做生意，特別是與高麗隔海相望的山東半島登州、萊州、青州等地，用中原的貨物換取高麗銅錢。同時柴榮還以政府的名義和高麗以貨易銅，高麗缺少上好的絹帛，柴榮就派人泛海去高麗，賣掉了幾千匹好絹，換來不少銅錢。而高麗也願意和周朝結成戰略聯盟，對抗契丹，主動送銅。顯德六年時，高麗王王昭一次就送給柴榮五萬斤銅。
手上有了足夠的銅料，柴榮在顯德二年開設了鑄幣廠，“立監采銅鑄錢”(6)，周朝的貨幣緊張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緩解，於國於軍於民，都是好事。
二、嚴厲打擊私銷私鑄錢鑄銅器的行為。上麵講了，鎔毀銅錢改鑄銅器，有十倍的暴利，所以民間對此趨之若鶩。歷代政權都對此極為頭疼，打擊非常嚴厲，但在暴利麵前，行政手段起不到多少作用，常常是官府三令五申，民間我行我素。
熔銅錢鑄佛像的現象，唐朝中後期就已經非常盛行了。唐穆宗寶曆初年，河南尹王起就上書穆宗，“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7)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唐朝政府開始實行這項政策，規定嚴禁用銅錢鑄佛像，改用鉛錫土木鑄佛像，隻有在佛像中的鈕、釘等處可以用銅。“盜鑄者死”(8)。但一百多年過去了，禁銅鑄像的效果不是很好，畢竟其中的利潤實在太大了，不少人為了發財，挺而走險。
到了柴榮即位時，這種現象日益猖獗。為了徹底整治貨幣市場上的混亂行為，柴榮的具體作法是：
1、除了朝廷用的銅器和軍器和寺院的鍾、磐等常用銅器之外，禁止民間擁有不符合政府規定的銅器。
2、限令各地方在五十天內將轄境內的所有銅器上交朝廷，當然政府會按值付價。
3、量刑很重，規定如果有限期不交者，私藏銅一兩至一斤者和其知情人，各判徒刑兩年，其轄區內的主官和鄰居都要受杖刑，每人打七十，同時舉報人可得到十貫賞錢。藏一斤以上、五斤以下及知情者，各徒三年，四鄰杖九十，舉報人可得二十貫。若數量超五斤，私藏者處死，餘人各杖一百，舉報人得賞三十貫。
在柴榮之前，郭威也曾經嚴厲打擊過私銷銅錢，但郭威時的禁銅法的弊端在於打擊麵過大，“如有違者，所在不論多少斤兩，並處死。舉報人賞錢一百貫。”(9)而柴榮的禁銅法與郭威時代相比，條文更為細緻，也更加人性化，至少私藏不到五斤可免死罪。
另外，柴榮恩威並舉，不用雷霆手段 不顯菩薩心腸。一方麵嚴厲打擊熔錢為器，另一方麵又要給人活路。
柴榮對官府向民間收購銅料也做出了規定：
一、民間私有銅器收購。如果民戶主動上繳銅器，政府給予獎勵。“其人戶若納到熟銅，每斤官中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10)
二、采銅者及民戶在官方貨場上將銅或銅料賣給官府，也有優惠政策。“其熟銅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銅每斤添及一百五十收買。所有諸處山場野務，采揀陶沙到。舊例，銅每二十兩為一斤，今特與十六兩為一斤，給錢一百三十收買。”(11)
第二條實際上是在兩年後的顯德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推行的新政，比第一條晚了兩年。柴榮體貼民間采銅不易，將銅斤的重量從每斤二十兩，下調到每斤十六兩，更多的讓利於民。比如按舊製，民戶向納十斤銅折二百兩，能拿一千三百文錢。而現在納十斤銅折一百六十兩，依然能拿一千三百文錢。
同時，柴榮理解民間的銅器需要，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銅鏡，不能一禁了之。周朝政府設立了官廠，打製銅鏡，然後在汴梁設置專業批發商場對民間銷售。百姓可以自用，也可以成批購買後到外地販賣，解決了老百姓的銅器需要。
柴榮的禁銅令必然會損害一些人的經濟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國家穩定，財政財政充裕，是符合百姓利益的，當然前提是政府願意放利於民。而且柴榮並沒有完全斷絕老百姓的活路，他盡可能的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點。
顯德二年的這次收銅鑄錢事件，是柴榮五年半皇帝生涯中的唯一一次，雖然任何一種嚴刑峻法都不可能完全禁絕有些人在暴利麵前的挺而走險，但柴榮卻最大限度的製止了私鑄私藏銅器的違法現象，穩定了市場，穩定了政治，功莫大焉。
到了宋幹德五年（公元967年）十一月，趙匡胤下詔，禁止毀銅佛像。此舉說明宋朝官府已經不缺錢了，而原因有三個：
一、宋朝消滅了荊南、湖南、後蜀三個割據政權後，將三地的錢貨運到汴梁，財富自然增加。
二、趙匡胤本人崇佛，他對柴榮“毀”佛非常反對。
三、柴榮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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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一百一十四
(2)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3) 《冊府元龜.邦計部.錢幣三》卷五百零一
(4) 《宋史.食貨誌二》卷一百八十
(5) 《冊府元龜.邦計部.錢幣三》卷五百零一
手上有了足夠的銅料，柴榮在顯德二年開設了鑄幣廠，“立監采銅鑄錢”(6)，周朝的貨幣緊張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緩解，於國於軍於民，都是好事。
二、嚴厲打擊私銷私鑄錢鑄銅器的行為。上麵講了，鎔毀銅錢改鑄銅器，有十倍的暴利，所以民間對此趨之若鶩。歷代政權都對此極為頭疼，打擊非常嚴厲，但在暴利麵前，行政手段起不到多少作用，常常是官府三令五申，民間我行我素。
熔銅錢鑄佛像的現象，唐朝中後期就已經非常盛行了。唐穆宗寶曆初年，河南尹王起就上書穆宗，“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錢論。”(7)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唐朝政府開始實行這項政策，規定嚴禁用銅錢鑄佛像，改用鉛錫土木鑄佛像，隻有在佛像中的鈕、釘等處可以用銅。“盜鑄者死”(8)。但一百多年過去了，禁銅鑄像的效果不是很好，畢竟其中的利潤實在太大了，不少人為了發財，挺而走險。
到了柴榮即位時，這種現象日益猖獗。為了徹底整治貨幣市場上的混亂行為，柴榮的具體作法是：
1、除了朝廷用的銅器和軍器和寺院的鍾、磐等常用銅器之外，禁止民間擁有不符合政府規定的銅器。
2、限令各地方在五十天內將轄境內的所有銅器上交朝廷，當然政府會按值付價。
3、量刑很重，規定如果有限期不交者，私藏銅一兩至一斤者和其知情人，各判徒刑兩年，其轄區內的主官和鄰居都要受杖刑，每人打七十，同時舉報人可得到十貫賞錢。藏一斤以上、五斤以下及知情者，各徒三年，四鄰杖九十，舉報人可得二十貫。若數量超五斤，私藏者處死，餘人各杖一百，舉報人得賞三十貫。
在柴榮之前，郭威也曾經嚴厲打擊過私銷銅錢，但郭威時的禁銅法的弊端在於打擊麵過大，“如有違者，所在不論多少斤兩，並處死。舉報人賞錢一百貫。”(9)而柴榮的禁銅法與郭威時代相比，條文更為細緻，也更加人性化，至少私藏不到五斤可免死罪。
另外，柴榮恩威並舉，不用雷霆手段 不顯菩薩心腸。一方麵嚴厲打擊熔錢為器，另一方麵又要給人活路。
柴榮對官府向民間收購銅料也做出了規定：
一、民間私有銅器收購。如果民戶主動上繳銅器，政府給予獎勵。“其人戶若納到熟銅，每斤官中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10)
二、采銅者及民戶在官方貨場上將銅或銅料賣給官府，也有優惠政策。“其熟銅令每斤添及二百，生銅每斤添及一百五十收買。所有諸處山場野務，采揀陶沙到。舊例，銅每二十兩為一斤，今特與十六兩為一斤，給錢一百三十收買。”(11)
第二條實際上是在兩年後的顯德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推行的新政，比第一條晚了兩年。柴榮體貼民間采銅不易，將銅斤的重量從每斤二十兩，下調到每斤十六兩，更多的讓利於民。比如按舊製，民戶向納十斤銅折二百兩，能拿一千三百文錢。而現在納十斤銅折一百六十兩，依然能拿一千三百文錢。
同時，柴榮理解民間的銅器需要，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銅鏡，不能一禁了之。周朝政府設立了官廠，打製銅鏡，然後在汴梁設置專業批發商場對民間銷售。百姓可以自用，也可以成批購買後到外地販賣，解決了老百姓的銅器需要。
柴榮的禁銅令必然會損害一些人的經濟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國家穩定，財政財政充裕，是符合百姓利益的，當然前提是政府願意放利於民。而且柴榮並沒有完全斷絕老百姓的活路，他盡可能的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尋找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平衡點。
顯德二年的這次收銅鑄錢事件，是柴榮五年半皇帝生涯中的唯一一次，雖然任何一種嚴刑峻法都不可能完全禁絕有些人在暴利麵前的挺而走險，但柴榮卻最大限度的製止了私鑄私藏銅器的違法現象，穩定了市場，穩定了政治，功莫大焉。
到了宋幹德五年（公元967年）十一月，趙匡胤下詔，禁止毀銅佛像。此舉說明宋朝官府已經不缺錢了，而原因有三個：
一、宋朝消滅了荊南、湖南、後蜀三個割據政權後，將三地的錢貨運到汴梁，財富自然增加。
二、趙匡胤本人崇佛，他對柴榮“毀”佛非常反對。
三、柴榮的貨幣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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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一百一十四
(2)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一
(3) 《冊府元龜.邦計部.錢幣三》卷五百零一
(4) 《宋史.食貨誌二》卷一百八十
(5) 《冊府元龜.邦計部.錢幣三》卷五百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