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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千古一帝：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周世宗 作者：柴狼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6) 《文獻通考.錢幣考二》卷九
(7) (8) 《新唐書.食貨四》卷五十四
(9) (10) (11) 《五代會要.泉貨》卷二十七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礎
三 工商業政策
關於宋朝工商業的發展。有觀點認為宋朝是歷史上工商業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這確實是個事實。但是更大的事實是：宋朝工商業的繁榮發展是建立在唐朝五代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在唐朝末期，天下紛亂的歷史條件下，商品經濟就已經足夠繁榮。任何一個時代的繁榮都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宋朝的繁榮，其中有趙匡胤及北宋諸帝的功勞，也有柴榮的功勞,以及前人的功勞。柴榮的商業改革，直接促進了北宋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魏晉以前，中國經濟的主體地帶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緩慢。到了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耕地得到開墾，人口也急速增長。唐朝時的長江流域經濟已經明顯超過了黃河流域，由於長江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多山林，適宜開發林漁果茶等副業。安史之亂後，中原經濟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從而更加凸顯了江南經濟的重要性，唐人韓愈說過：“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1)
唐末五代時的中原戰亂更加殘酷，而南方受戰亂波及較小，所以南方的經濟比重依然高於北方。隻不過南方由於政權太多，實力過於分散，五代政權才沒有被南方比下去。
柴榮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民生凋敝，商業發展緩慢。特別是五代的商業，後周之前的幾個政權，無不以搜刮商稅為要務，肥了自己，瘦了天下。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唐莊宗李存勖時代，李存勖任命孔謙為租庸使，製定了商業重稅，在官道上設卡，專務搜刮。商販不堪其苦，改走山路，沒想到孔謙又在山間小路設卡徵稅。即使飛上天，照樣有稅卡在等著你，簡直就是無孔不入。
國家收稅天經地義，但凡事都要有個度，商業貿易的繁榮，必須依賴於較輕的稅課政策。柴榮即位後，對此進行了整改，減輕稅率。大抵有以下幾條惠政：
一、禁止地方政府課收過往商人販牛的關卡稅。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六月，柴榮下詔：“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不過柴榮很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他同時還規定：“如是貨賣處，祇仰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二十（2），不得別有邀難。”(3)意思是如果牛販子進行交易，則稅務機構可以向他們徵收2％的利潤，但嚴禁多收。2％的稅率並不高，牛商也能承受得起，地方官府也能撈點油水，皆大歡喜。
馬端臨就此事進行點評：“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而牛畜之外，餘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4)馬端臨講了兩個方麵：
1、肯定了柴榮停止了向過往商販收取過路費。
2、既然牛販子過關卡要交過路費，那羊販子、驢販子、狗販子、雞鴨販子，還有其他商品販子，過關卡也都是要交“買路錢”的。有些官員貪圖民利，就沒有理由隻和牛過不去。商品經濟的繁榮，有賴於政府減輕商稅政策，如果四處吃拿卡要，商販都呆著家裏不出去，還發展什麽商品經濟？
二、取消酒醋禁。唐朝政府對民間釀酒的態度時開是禁，取決於當時的經濟形勢，糧少則禁，糧多則開。不僅是酒，醋也一樣時開時禁，同屬於官方經營，食醋收稅，至少不遲於三國時的魏國，魏國名臣劉放曾經上書請罷醋榷。後梁允許民間釀酒，“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5)。後唐雖然同意民間釀酒，但條件是每畝須交納麴錢，隨同夏、秋兩稅一併上交。
柴榮在顯德四年（公元957年），下詔取消了對民間釀酒的限製性政策，“罷先置賣麴都務，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6)同時允許百姓在市場上銷售自家釀造的酒醋。柴榮取消酒醋禁令，繁榮了市場，也增加了百姓收入。
可惜這項利民的好政策，在宋朝被取消了。宋朝的所謂國庫充盈，是建立在與民爭利的基礎上的。宋朝的富裕，隻限於帝王將相、士大夫階層，和老百姓是沒什麽關係的。
宋朝的底層百姓生計非常艱難，“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7)朱熹甚至認為北宋的滅亡，壓榨百姓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宋初年的廣州州學教授林勛也說：“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8)比如上麵講的牛販過關不收稅，宋朝反其道而行之，隻要行人帶著貨物過關，一律收稅，“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9)
為了防止商販避開官卡，宋朝還規定，商販必須走官道，“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10)另外，稅官可以從中抽取十分之一的過稅，稱為“抽稅”。如果是商販在本地做生意，也要交“住稅”，每千錢抽三十。
宋朝對私人醞酒的政策是實行“撲買”製度。換成現代語言，就是招投標製度。官府舉行一個招標會，在民間進行招標，誰出的價格高，官府就把釀酒資格頒給誰。實際上這麽做隻是富了少數人，普通百姓是根本沒有財力參與競標的。如呂思勉先生說：“歷代收酒稅最認真的，莫如宋朝。”(11)不過，“撲買”製度並非最早始於宋朝，而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
(7) (8) 《新唐書.食貨四》卷五十四
(9) (10) (11) 《五代會要.泉貨》卷二十七
第七章 奠定盛世的基礎
三 工商業政策
關於宋朝工商業的發展。有觀點認為宋朝是歷史上工商業經濟最為繁榮的時期，這確實是個事實。但是更大的事實是：宋朝工商業的繁榮發展是建立在唐朝五代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在唐朝末期，天下紛亂的歷史條件下，商品經濟就已經足夠繁榮。任何一個時代的繁榮都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宋朝的繁榮，其中有趙匡胤及北宋諸帝的功勞，也有柴榮的功勞,以及前人的功勞。柴榮的商業改革，直接促進了北宋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魏晉以前，中國經濟的主體地帶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緩慢。到了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耕地得到開墾，人口也急速增長。唐朝時的長江流域經濟已經明顯超過了黃河流域，由於長江流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多山林，適宜開發林漁果茶等副業。安史之亂後，中原經濟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從而更加凸顯了江南經濟的重要性，唐人韓愈說過：“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1)
唐末五代時的中原戰亂更加殘酷，而南方受戰亂波及較小，所以南方的經濟比重依然高於北方。隻不過南方由於政權太多，實力過於分散，五代政權才沒有被南方比下去。
柴榮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民生凋敝，商業發展緩慢。特別是五代的商業，後周之前的幾個政權，無不以搜刮商稅為要務，肥了自己，瘦了天下。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唐莊宗李存勖時代，李存勖任命孔謙為租庸使，製定了商業重稅，在官道上設卡，專務搜刮。商販不堪其苦，改走山路，沒想到孔謙又在山間小路設卡徵稅。即使飛上天，照樣有稅卡在等著你，簡直就是無孔不入。
國家收稅天經地義，但凡事都要有個度，商業貿易的繁榮，必須依賴於較輕的稅課政策。柴榮即位後，對此進行了整改，減輕稅率。大抵有以下幾條惠政：
一、禁止地方政府課收過往商人販牛的關卡稅。顯德五年（公元958年）六月，柴榮下詔：“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凡經過處並不得抽稅。”不過柴榮很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他同時還規定：“如是貨賣處，祇仰據賣價每一千抽稅錢二十（2），不得別有邀難。”(3)意思是如果牛販子進行交易，則稅務機構可以向他們徵收2％的利潤，但嚴禁多收。2％的稅率並不高，牛商也能承受得起，地方官府也能撈點油水，皆大歡喜。
馬端臨就此事進行點評：“鬻賣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而牛畜之外，餘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4)馬端臨講了兩個方麵：
1、肯定了柴榮停止了向過往商販收取過路費。
2、既然牛販子過關卡要交過路費，那羊販子、驢販子、狗販子、雞鴨販子，還有其他商品販子，過關卡也都是要交“買路錢”的。有些官員貪圖民利，就沒有理由隻和牛過不去。商品經濟的繁榮，有賴於政府減輕商稅政策，如果四處吃拿卡要，商販都呆著家裏不出去，還發展什麽商品經濟？
二、取消酒醋禁。唐朝政府對民間釀酒的態度時開是禁，取決於當時的經濟形勢，糧少則禁，糧多則開。不僅是酒，醋也一樣時開時禁，同屬於官方經營，食醋收稅，至少不遲於三國時的魏國，魏國名臣劉放曾經上書請罷醋榷。後梁允許民間釀酒，“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5)。後唐雖然同意民間釀酒，但條件是每畝須交納麴錢，隨同夏、秋兩稅一併上交。
柴榮在顯德四年（公元957年），下詔取消了對民間釀酒的限製性政策，“罷先置賣麴都務，鄉村人戶今後並許自造米醋。”(6)同時允許百姓在市場上銷售自家釀造的酒醋。柴榮取消酒醋禁令，繁榮了市場，也增加了百姓收入。
可惜這項利民的好政策，在宋朝被取消了。宋朝的所謂國庫充盈，是建立在與民爭利的基礎上的。宋朝的富裕，隻限於帝王將相、士大夫階層，和老百姓是沒什麽關係的。
宋朝的底層百姓生計非常艱難，“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7)朱熹甚至認為北宋的滅亡，壓榨百姓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宋初年的廣州州學教授林勛也說：“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8)比如上麵講的牛販過關不收稅，宋朝反其道而行之，隻要行人帶著貨物過關，一律收稅，“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9)
為了防止商販避開官卡，宋朝還規定，商販必須走官道，“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10)另外，稅官可以從中抽取十分之一的過稅，稱為“抽稅”。如果是商販在本地做生意，也要交“住稅”，每千錢抽三十。
宋朝對私人醞酒的政策是實行“撲買”製度。換成現代語言，就是招投標製度。官府舉行一個招標會，在民間進行招標，誰出的價格高，官府就把釀酒資格頒給誰。實際上這麽做隻是富了少數人，普通百姓是根本沒有財力參與競標的。如呂思勉先生說：“歷代收酒稅最認真的，莫如宋朝。”(11)不過，“撲買”製度並非最早始於宋朝，而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