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
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 作者：楊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益陽總兵，從江西南贛撥兵及就地招募，共有三千人馬，由劉進忠率領；祁陽總兵，從陝西調集總兵陳德率兵前往，也有三千兵馬，兩鎮都在順治十三年八月成營[210]。隻有陳德本人“自陝西起行，路既遙遠，又因丁艱阻滯，至十四年十二月內，始得抵汛管事。”[211]陳德到達後，駐紮祁城，知縣董欽承奉檄借民房，屯紮兵士[212]。
東安副將，從嶽州、河南等地調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領，於順治十三年十二月成營[213]。東安城牆由洪承疇幕僚黃中通、張道澄等負責修建。
益陽介於常德、長沙之間，祁陽、東安與永州各成犄角之勢，三處增設駐防，不僅使常德、長沙、寶慶之間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應，而且，寶慶的防衛大大加強，好象的巧妙一著子，就走活了全盤棋。以後的事實證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則，清軍還將長久持續處處設防、被動挨打的局麵。
順治十一年，洪承疇還接受守備牛燦建議，將原來駐紮東南興寧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設桂陽、宜章、臨武三營，新增兩桂營和宜郴營。兩桂營遊擊駐桂陽，分防與江西交界的桂東、桂陽和興寧三縣；宜郴營參將駐宜章，分防與廣東交界的郴州、宜章、臨武三縣。[214]兩桂營和宜郴營的設立，在平定與兩廣、江西交界的漢、瑤抗清武裝方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為了加強廣西方麵的防禦，洪承疇請求增兵一萬五千名。其中的一萬名分布梧州、潯州、鬱林、橫州等處，五千分布於桂林省會。新增官兵分別從廣東、江南、江西南贛、山東、河南等地調集，基本上在順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畢，以線國安、全節兩鎮駐紮桂林，馬雄駐紮蒼梧。[215]加強廣西的防衛力量，其作用與加強湖北的薄弱環節一樣，是為了截斷孫可望軍隊在南麵的支持。這三個步驟，在順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縱觀這一體係，北部以常德為重鎮，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蘄黃農民軍、山寨武裝南征，又可南接駐守辰、沅等地的孫可望部將北戰，故僅常德一地就設置四鎮，經略左標李本深、後標胡茂禎、辰常總兵楊遇明、沅州總兵張鵬程及副將孫喜策等都聚集一地，還以鄖陽巡撫、武昌城守、洞庭水師等為緩衝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寶慶為要地，以東安、祁陽、永州為依託，共同屏障長、衡；並將桂林、蒼梧一線作為緩衝地帶，防止以雲貴為根據地的抗清武裝從南翼突襲湖南，桂林離湖南最近，蒼梧與廣東交界，必要時即可出擊柳州和潯州。顯然，洪氏坐鎮長沙是整個防禦體係中心，而湖南則成為相持階段中的主戰場。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鞏江南”[216]，力保與孫可望部將直接對峙的常、寶安全，待機打擊南北兩翼的“後路”、“旁路”之敵，就成為湖廣前線清軍的主要任務。軍事防禦體係建成以後，不僅湖南境內的清軍可以互相聲援，在更大範圍內，湖南與湖北、湖南與廣西的遙相呼應也成為可能，湖廣前線的防衛大大加強。
洪氏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為用兵要領”[217]的特點就凸現出來了。如果說，多得賢良、安民勸農的政治、經濟舉措是“以守為戰”策略的主要內容，那麽，以“分防扼守”為特徵，建立一個首尾呼應、南北共防的軍事防禦體係，就是“以戰為守”的要點。事實上，兩者都著眼於防禦，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隻不過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在軍事上，洪氏始終採取保守的、以防禦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實際上就是四麵設防，全麵防禦，這常被認為是兵家之忌。洪承疇之所以敢頂風而上，倚勢的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思想──“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在洪氏看來，相持階段中，軍事力量主要是為配合政治招撫而起作用，因而防禦體係作為一種威懾力量，並非以承擔抵禦強烈軍事進攻任務為主，而是作為政治招撫的輔助和後盾，等待條件成熟，轉變為進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請增設湖南、湖北、粵西各處水陸官兵，雖為目前堵剿之實，正為將來進取之遠圖。”[218]
所以，“以守為戰”也好，“以戰為守”也好，洪氏的著眼點在“守”而不在“戰”，歸根到底是為了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攻勢，一方麵，“聯絡土司，使不為賊用，以樹我之藩籬”，另一方麵，“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通過政治攻勢，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才是洪氏戰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為戰”和“以戰為守”的終極目標。招撫、離間、瓦解南明武裝的種種伎倆，“五千裏長邊”的建設，無非都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對於這一點，不僅當時許多人不理解，就是後人的理解也存在種種問題，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沒有理解，僅憑想像和猜測，信口開河，對許多問題作出了南轅北轍的解釋，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注釋：
[187] 衛周祚：《洪承疇墓誌》。現存洪承疇檔案文件中，似乎沒有發現文中所提到的這個奏疏。
[188]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07頁，順治十年閏六月十三日《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密揭帖》，《明清檔案》第17冊，a17－76、a17－77同。
東安副將，從嶽州、河南等地調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領，於順治十三年十二月成營[213]。東安城牆由洪承疇幕僚黃中通、張道澄等負責修建。
益陽介於常德、長沙之間，祁陽、東安與永州各成犄角之勢，三處增設駐防，不僅使常德、長沙、寶慶之間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應，而且，寶慶的防衛大大加強，好象的巧妙一著子，就走活了全盤棋。以後的事實證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則，清軍還將長久持續處處設防、被動挨打的局麵。
順治十一年，洪承疇還接受守備牛燦建議，將原來駐紮東南興寧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設桂陽、宜章、臨武三營，新增兩桂營和宜郴營。兩桂營遊擊駐桂陽，分防與江西交界的桂東、桂陽和興寧三縣；宜郴營參將駐宜章，分防與廣東交界的郴州、宜章、臨武三縣。[214]兩桂營和宜郴營的設立，在平定與兩廣、江西交界的漢、瑤抗清武裝方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為了加強廣西方麵的防禦，洪承疇請求增兵一萬五千名。其中的一萬名分布梧州、潯州、鬱林、橫州等處，五千分布於桂林省會。新增官兵分別從廣東、江南、江西南贛、山東、河南等地調集，基本上在順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畢，以線國安、全節兩鎮駐紮桂林，馬雄駐紮蒼梧。[215]加強廣西的防衛力量，其作用與加強湖北的薄弱環節一樣，是為了截斷孫可望軍隊在南麵的支持。這三個步驟，在順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縱觀這一體係，北部以常德為重鎮，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蘄黃農民軍、山寨武裝南征，又可南接駐守辰、沅等地的孫可望部將北戰，故僅常德一地就設置四鎮，經略左標李本深、後標胡茂禎、辰常總兵楊遇明、沅州總兵張鵬程及副將孫喜策等都聚集一地，還以鄖陽巡撫、武昌城守、洞庭水師等為緩衝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寶慶為要地，以東安、祁陽、永州為依託，共同屏障長、衡；並將桂林、蒼梧一線作為緩衝地帶，防止以雲貴為根據地的抗清武裝從南翼突襲湖南，桂林離湖南最近，蒼梧與廣東交界，必要時即可出擊柳州和潯州。顯然，洪氏坐鎮長沙是整個防禦體係中心，而湖南則成為相持階段中的主戰場。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鞏江南”[216]，力保與孫可望部將直接對峙的常、寶安全，待機打擊南北兩翼的“後路”、“旁路”之敵，就成為湖廣前線清軍的主要任務。軍事防禦體係建成以後，不僅湖南境內的清軍可以互相聲援，在更大範圍內，湖南與湖北、湖南與廣西的遙相呼應也成為可能，湖廣前線的防衛大大加強。
洪氏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為用兵要領”[217]的特點就凸現出來了。如果說，多得賢良、安民勸農的政治、經濟舉措是“以守為戰”策略的主要內容，那麽，以“分防扼守”為特徵，建立一個首尾呼應、南北共防的軍事防禦體係，就是“以戰為守”的要點。事實上，兩者都著眼於防禦，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區別，隻不過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在軍事上，洪氏始終採取保守的、以防禦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實際上就是四麵設防，全麵防禦，這常被認為是兵家之忌。洪承疇之所以敢頂風而上，倚勢的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思想──“不招撫必不能平賊”、“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撫”。在洪氏看來，相持階段中，軍事力量主要是為配合政治招撫而起作用，因而防禦體係作為一種威懾力量，並非以承擔抵禦強烈軍事進攻任務為主，而是作為政治招撫的輔助和後盾，等待條件成熟，轉變為進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請增設湖南、湖北、粵西各處水陸官兵，雖為目前堵剿之實，正為將來進取之遠圖。”[218]
所以，“以守為戰”也好，“以戰為守”也好，洪氏的著眼點在“守”而不在“戰”，歸根到底是為了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攻勢，一方麵，“聯絡土司，使不為賊用，以樹我之藩籬”，另一方麵，“計離賊黨，使自為解散，以潰彼之腹心”，通過政治攻勢，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這才是洪氏戰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為戰”和“以戰為守”的終極目標。招撫、離間、瓦解南明武裝的種種伎倆，“五千裏長邊”的建設，無非都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對於這一點，不僅當時許多人不理解，就是後人的理解也存在種種問題，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沒有理解，僅憑想像和猜測，信口開河，對許多問題作出了南轅北轍的解釋，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注釋：
[187] 衛周祚：《洪承疇墓誌》。現存洪承疇檔案文件中，似乎沒有發現文中所提到的這個奏疏。
[188]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07頁，順治十年閏六月十三日《經略大學士洪承疇密揭帖》，《明清檔案》第17冊，a17－76、a17－77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