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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 作者：楊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以上除興寧知縣徐騰、黔陽知縣茹道通為順治十五年任外，其餘幕僚就任各處道、府、州、縣均在順治十一、二年之間。可見當時清廷能夠控製的也就是長沙、常德、衡州、郴州、永州、寶慶等地區的重點城市，而常德、寶慶二府已屬沖邊地帶，為“逆賊出沒之地”，“賊警”不斷，正是雙方軍事對峙的分界線所在。沅州府在順治十五年才納入清廷版圖，在這之前，一直由南明控製，明清雙方對峙的狀況在此也一目了然。在清軍所能控製的區域內，各地大多凋殘、破碎，民不聊生，幕府成員就任之後，首要任務都是招集流亡，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同時安排戰守，恢復和建立清朝的統治地位。他們為湖南各地重新納入清廷有效管理範圍，起了很大的作用。
從以上材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長沙幕府最初的成員，多數為洪氏從順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隨帶或徵調的幕僚[70]，湖南當地幕客極少參與活動，這固然與官員迴避製度有關(華容生員楊正萃署理桂陽知縣，似為應急之舉。此外，隻有湘鄉貢生劉兆龍出任廣西興安知縣。)，更與湖南經過三次反覆、社會上仍然瀰漫濃厚的反清風氣有關，這正是擺在洪承疇麵前的一個極大難題。
2、洪承疇爭取士紳及擴大長沙幕府的努力
為了改變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疇確立了“今日急務，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針，將爭取士紳作為收拾人心、改善形勢的突破口。“至即解羅幟，禮遺逸，散藪澤之奸，人心頓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士紳的動向，穩定時局的關鍵就在於能否爭取到湖南士紳的合作。因此，洪承疇以極大的耐心，通過走訪士紳、平反叛案、招徠入幕、推薦出仕等多種手段，對湖南士紳進行了艱苦細緻的爭取工作。
順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疇到寧鄉附近的八角庵走訪原明吏部尚書周堪賡。
周堪賡，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為諸生，天啟四年、五年連捷成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李自成攻陷北京時，堪賡在原籍，曾遁溈山僧寺，後改名換姓遊歷於嶺表甌海間。永曆元年(1647年，順治四年)，與郭都賢同舉內閣大學士，未就。順治九年，李定國到衡州，“堪賡與都賢、陶汝鼐立出見定國，至南嶽謁廟而還。”可見周堪賡與陶汝鼐、郭都賢等均為支持南明的明朝遺民。
洪承疇到長沙後，特意打聽堪賡的消息，隻帶著少數隨從前往堪賡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堅拒為意，殷勤問候，“相持泣坐，促膝語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馬離去。時間是順治十一年三月，堪賡逝世前的一個月。當時堪賡已經臥病在床，但還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糧問題，“時大湖南北郡縣疊罹兵燹，白骨青磷，荊棘千裏，承疇疏免荒糧百十餘萬，民慶更生，人謂堪賡之惠雲。”[73]
郭都賢，字天門，號頑石、些庵，益陽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永曆時以兵部尚書召。“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憑藉與郭都賢的舊誼，洪承疇“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饋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74]洪氏廣泛地利用原來的舊關係，架起了聯絡士紳的橋樑。
洪氏到達長沙之前發生的一宗叛案，為他爭取湖南士紳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陶汝鼐字仲調、燮友，號密庵，寧鄉人，拔貢生。與郭都賢齊名，兩人“生同裏，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誌”，是“楚南遺獻最著”者。[75]順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復明大案入獄，“既被逮，罪不測。其長子之典間關奔走，請代父死。郭都賢為營救於經略洪承疇，乃得釋。”[76]郭都賢雖然拒絕了洪氏的招徠，但為了營救朋友，不得不出麵與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開了局麵。
實際上，周堪賡、郭都賢都曾參加抗清活動，與陶汝鼐一起到南嶽聯絡過李定國。告密者、原南明長沙府役潘正先囿於所聞，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時，以陶汝鼐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賡、郭都賢等卻成為漏網之魚。被捕者關押在長沙府獄，受到嚴刑逼供，受此案牽連的湖南各地人士多達百餘人(或說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撫金廷獻對形勢變化不夠敏感，仍然堅持“不可不重處以靖根誅”[77]的一貫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疇上任後，秉承清廷戰略收縮的意圖，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變了清廷過去處理類似復明大案的常態，對此案進行出人意料的處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疇公開審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觀聽訊”[78]。審訊的結果是全部釋放因抗清活動而暴露的湖南士紳，而將告密者潘正先斬首，這在清初處理諸謀反大案中是個特例[79]。洪承疇之所以特別處理陶汝鼐案件，並非是他個人仁慈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由當時的戰略形勢決定的。此案發生後，湖南“舊紳多被係，富民悉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紳人數眾多，影響範圍極廣，為了縮小打擊麵，極力爭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採取特殊手段（如將告密者斬首這樣過激的做法），而清廷對此並無異議，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清廷戰略收縮的力度和後勁。通過這個機會，洪承疇迅速改變了對清軍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勢，取得了穩定局勢、爭取民心的主動權，這才是此案處理結果的奧妙所在。
從以上材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長沙幕府最初的成員，多數為洪氏從順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隨帶或徵調的幕僚[70]，湖南當地幕客極少參與活動，這固然與官員迴避製度有關(華容生員楊正萃署理桂陽知縣，似為應急之舉。此外，隻有湘鄉貢生劉兆龍出任廣西興安知縣。)，更與湖南經過三次反覆、社會上仍然瀰漫濃厚的反清風氣有關，這正是擺在洪承疇麵前的一個極大難題。
2、洪承疇爭取士紳及擴大長沙幕府的努力
為了改變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疇確立了“今日急務，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針，將爭取士紳作為收拾人心、改善形勢的突破口。“至即解羅幟，禮遺逸，散藪澤之奸，人心頓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士紳的動向，穩定時局的關鍵就在於能否爭取到湖南士紳的合作。因此，洪承疇以極大的耐心，通過走訪士紳、平反叛案、招徠入幕、推薦出仕等多種手段，對湖南士紳進行了艱苦細緻的爭取工作。
順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疇到寧鄉附近的八角庵走訪原明吏部尚書周堪賡。
周堪賡，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為諸生，天啟四年、五年連捷成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李自成攻陷北京時，堪賡在原籍，曾遁溈山僧寺，後改名換姓遊歷於嶺表甌海間。永曆元年(1647年，順治四年)，與郭都賢同舉內閣大學士，未就。順治九年，李定國到衡州，“堪賡與都賢、陶汝鼐立出見定國，至南嶽謁廟而還。”可見周堪賡與陶汝鼐、郭都賢等均為支持南明的明朝遺民。
洪承疇到長沙後，特意打聽堪賡的消息，隻帶著少數隨從前往堪賡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堅拒為意，殷勤問候，“相持泣坐，促膝語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馬離去。時間是順治十一年三月，堪賡逝世前的一個月。當時堪賡已經臥病在床，但還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糧問題，“時大湖南北郡縣疊罹兵燹，白骨青磷，荊棘千裏，承疇疏免荒糧百十餘萬，民慶更生，人謂堪賡之惠雲。”[73]
郭都賢，字天門，號頑石、些庵，益陽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永曆時以兵部尚書召。“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憑藉與郭都賢的舊誼，洪承疇“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饋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74]洪氏廣泛地利用原來的舊關係，架起了聯絡士紳的橋樑。
洪氏到達長沙之前發生的一宗叛案，為他爭取湖南士紳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陶汝鼐字仲調、燮友，號密庵，寧鄉人，拔貢生。與郭都賢齊名，兩人“生同裏，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誌”，是“楚南遺獻最著”者。[75]順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復明大案入獄，“既被逮，罪不測。其長子之典間關奔走，請代父死。郭都賢為營救於經略洪承疇，乃得釋。”[76]郭都賢雖然拒絕了洪氏的招徠，但為了營救朋友，不得不出麵與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開了局麵。
實際上，周堪賡、郭都賢都曾參加抗清活動，與陶汝鼐一起到南嶽聯絡過李定國。告密者、原南明長沙府役潘正先囿於所聞，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時，以陶汝鼐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賡、郭都賢等卻成為漏網之魚。被捕者關押在長沙府獄，受到嚴刑逼供，受此案牽連的湖南各地人士多達百餘人(或說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撫金廷獻對形勢變化不夠敏感，仍然堅持“不可不重處以靖根誅”[77]的一貫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疇上任後，秉承清廷戰略收縮的意圖，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變了清廷過去處理類似復明大案的常態，對此案進行出人意料的處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疇公開審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觀聽訊”[78]。審訊的結果是全部釋放因抗清活動而暴露的湖南士紳，而將告密者潘正先斬首，這在清初處理諸謀反大案中是個特例[79]。洪承疇之所以特別處理陶汝鼐案件，並非是他個人仁慈或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由當時的戰略形勢決定的。此案發生後，湖南“舊紳多被係，富民悉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紳人數眾多，影響範圍極廣，為了縮小打擊麵，極力爭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採取特殊手段（如將告密者斬首這樣過激的做法），而清廷對此並無異議，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清廷戰略收縮的力度和後勁。通過這個機會，洪承疇迅速改變了對清軍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勢，取得了穩定局勢、爭取民心的主動權，這才是此案處理結果的奧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