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頁
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 作者：楊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經濟上，清廷也作出讓步，給予部分抗清活動激烈的地區一點實惠，頒詔免除錢糧。如十年四月分別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錢糧及福建拖欠的錢糧[19]，既是承認事實，也寓收買人心之意。這種全麵收縮的態勢，無疑是清廷統治遇到嚴重障礙的表現——清朝與南明的對抗就此進入相持階段。
在兩軍對壘的西南前線，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區。清初以來，這裏的局麵反反覆覆，清朝的統治勢力曾兩次到達湖南，又先後被抗清勢力一一逐出，局勢非常微妙。
明末以來，湖南就是兵火連天的戰場。順治二年原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等聯合李自成餘部共同抗清，苦心經營，勉力支撐，曾經有過粗安的局麵。順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漢三王”南征湖南，在長沙設官安民，出現過“城市無驚”,“太平有象”,“惟不禁搶奪，各鄉百姓男婦被擄掠甚廣”[20]的現象，五年三月，清軍班師。在此前後，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等陸續叛清，南明方麵李過等遂聯合數十股武裝，分頭進攻湖南，“各府州縣盡為賊有，僅保長、辰兩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統治被推翻，“難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騰蛟)公為泰山。”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覆。
順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率軍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親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師，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沒想到，清軍在湖南各地大肆燒殺搶掠，在湘潭曾開刀屠民一周有餘，屍首縱橫遍地，腥臭逼人，慘不可言。繼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師入粵，以續順公沈永忠鎮守寶慶，“皮骨僅存之民並征五六七年之荒糧”，還要負責供應定南王、續順公兩營兵餉，解運寶慶和廣東，船運則灘高水險，陸運則肩挑背負，百姓之苦甚於牛馬。總之，“盡天下之民，極百姓之苦，未有甚於湖南者。”[23]清軍雖然再次占領湖南，但根本沒有統治基礎，政權搖搖欲墜的危險始終存在。順治九年五月李定國出師後，鎮守寶慶的續順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鎮將隨後驅官民同竄，棄寶慶，走湘潭，舍長沙，直奔嶽州。“文武官員盡離城守，城鄉民人避死山穀”[24]，長沙城內無官無民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月。長沙以南地區盡歸南明,“湘陰以上皆偽置將吏”[25]。因寶慶失守，粵西告潰，出現“民心盡變”[26]的局麵，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覆。
清廷統治再次土崩瓦解，說明湖南民心仍然傾向南明。李定國進入湖南之際，各地士紳“紛起義兵謀恢復”，“富民悉傾其家”[27]，“窺我大兵虛實，探我大兵進止”，“傾心從賊，已為賊之心膂之託”[28]。顯然，南明軍隊擁有深厚的政治基礎，得到民眾大力支持並非偶然現象。而且，清軍第三次占領湖南之後，在軍事上也沒有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
順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遠大將軍屯齊與孫可望駕前軍在寶慶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29]孫可望雖敗但實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岡等戰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軍隻奪回常德、長沙、寶慶、永州等中心城市，雙方在常德、寶慶一線展開拉鋸戰，地勢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軍隊牢牢控製著。在湖南不僅存在一條明清雙方的軍事對峙線，也存在十分明顯的政治對壘。清軍要在湖南站穩腳跟，首先必須穩定戰線，爭取民心，其次還須設法剷除當地抗清武裝及其群眾基礎。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難而上，即刻挽出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湖南的混亂局麵，藉以穩定全國的形勢。
結合入關以來清廷內部政治變遷的軌跡，我們可以對形勢有更加全麵的了解。多爾袞攝政後期，清廷內部已出現改弦更張的趨勢，統治方針的基點開始由堅持滿化的崇德政治向滿漢聯合轉變[30]。由於漢族士民不肯屈服於武力高壓，促使清朝統治者逐漸反省“遠邇百姓猶未同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對例行政策有所檢討[31]。這種趨勢在順治帝親政後更加明顯。他本人曾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原傳統文化，也願意聽取漢官建議，熱心於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法寶。順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際，賜宴群臣。宴畢，命圖海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無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再問如何得人，答案隻有一個：“於群臣中擇素有德望者，常賜召見訪問。”[32]因而他能學以致用，一到關鍵時刻即有上乘發揮：及時選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疇來支撐局麵，這無疑是清廷內部政治變遷與風雲際會恰到好處的結合，也可見順治帝所具有的治國開基才能。
順治十年正月曾捲入滿族貴族黨爭、以譚泰事得罪滿洲貴族的內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調任弘文院。五月，順治帝認為，清軍雖然攻下湖南、兩廣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雲貴還為南明控製，急需尋求“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結果[33]，隻有大學士洪承疇克當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榮，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與此相應，開復前已得罪“永不敘用”的左都禦史湖南長沙人趙開心[34]。而趙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廣巡撫遲日益、偏沅巡撫金廷獻、鄖襄巡撫趙兆麟“剿撫無能”，所屬地方“寇盜充斥，得旨下部察議。”[35]這是否可視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麵的先聲？
在兩軍對壘的西南前線，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區。清初以來，這裏的局麵反反覆覆，清朝的統治勢力曾兩次到達湖南，又先後被抗清勢力一一逐出，局勢非常微妙。
明末以來，湖南就是兵火連天的戰場。順治二年原明湖廣總督何騰蛟等聯合李自成餘部共同抗清，苦心經營，勉力支撐，曾經有過粗安的局麵。順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漢三王”南征湖南，在長沙設官安民，出現過“城市無驚”,“太平有象”,“惟不禁搶奪，各鄉百姓男婦被擄掠甚廣”[20]的現象，五年三月，清軍班師。在此前後，江西提督金聲桓、廣東提督李成棟等陸續叛清，南明方麵李過等遂聯合數十股武裝，分頭進攻湖南，“各府州縣盡為賊有，僅保長、辰兩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統治被推翻，“難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騰蛟)公為泰山。”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覆。
順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率軍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親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師，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沒想到，清軍在湖南各地大肆燒殺搶掠，在湘潭曾開刀屠民一周有餘，屍首縱橫遍地，腥臭逼人，慘不可言。繼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師入粵，以續順公沈永忠鎮守寶慶，“皮骨僅存之民並征五六七年之荒糧”，還要負責供應定南王、續順公兩營兵餉，解運寶慶和廣東，船運則灘高水險，陸運則肩挑背負，百姓之苦甚於牛馬。總之，“盡天下之民，極百姓之苦，未有甚於湖南者。”[23]清軍雖然再次占領湖南，但根本沒有統治基礎，政權搖搖欲墜的危險始終存在。順治九年五月李定國出師後，鎮守寶慶的續順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鎮將隨後驅官民同竄，棄寶慶，走湘潭，舍長沙，直奔嶽州。“文武官員盡離城守，城鄉民人避死山穀”[24]，長沙城內無官無民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月。長沙以南地區盡歸南明,“湘陰以上皆偽置將吏”[25]。因寶慶失守，粵西告潰，出現“民心盡變”[26]的局麵，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覆。
清廷統治再次土崩瓦解，說明湖南民心仍然傾向南明。李定國進入湖南之際，各地士紳“紛起義兵謀恢復”，“富民悉傾其家”[27]，“窺我大兵虛實，探我大兵進止”，“傾心從賊，已為賊之心膂之託”[28]。顯然，南明軍隊擁有深厚的政治基礎，得到民眾大力支持並非偶然現象。而且，清軍第三次占領湖南之後，在軍事上也沒有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
順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遠大將軍屯齊與孫可望駕前軍在寶慶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己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29]孫可望雖敗但實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岡等戰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軍隻奪回常德、長沙、寶慶、永州等中心城市，雙方在常德、寶慶一線展開拉鋸戰，地勢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軍隊牢牢控製著。在湖南不僅存在一條明清雙方的軍事對峙線，也存在十分明顯的政治對壘。清軍要在湖南站穩腳跟，首先必須穩定戰線，爭取民心，其次還須設法剷除當地抗清武裝及其群眾基礎。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難而上，即刻挽出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收拾湖南的混亂局麵，藉以穩定全國的形勢。
結合入關以來清廷內部政治變遷的軌跡，我們可以對形勢有更加全麵的了解。多爾袞攝政後期，清廷內部已出現改弦更張的趨勢，統治方針的基點開始由堅持滿化的崇德政治向滿漢聯合轉變[30]。由於漢族士民不肯屈服於武力高壓，促使清朝統治者逐漸反省“遠邇百姓猶未同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對例行政策有所檢討[31]。這種趨勢在順治帝親政後更加明顯。他本人曾如饑似渴地學習中原傳統文化，也願意聽取漢官建議，熱心於尋求治國平天下的法寶。順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際，賜宴群臣。宴畢，命圖海召大學士陳名夏問“天下何以治，何以亂，且何以使國祚長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無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再問如何得人，答案隻有一個：“於群臣中擇素有德望者，常賜召見訪問。”[32]因而他能學以致用，一到關鍵時刻即有上乘發揮：及時選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疇來支撐局麵，這無疑是清廷內部政治變遷與風雲際會恰到好處的結合，也可見順治帝所具有的治國開基才能。
順治十年正月曾捲入滿族貴族黨爭、以譚泰事得罪滿洲貴族的內秘書院大學士洪承疇調任弘文院。五月，順治帝認為，清軍雖然攻下湖南、兩廣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雲貴還為南明控製，急需尋求“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結果[33]，隻有大學士洪承疇克當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榮，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與此相應，開復前已得罪“永不敘用”的左都禦史湖南長沙人趙開心[34]。而趙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廣巡撫遲日益、偏沅巡撫金廷獻、鄖襄巡撫趙兆麟“剿撫無能”，所屬地方“寇盜充斥，得旨下部察議。”[35]這是否可視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麵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