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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 作者：楊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爭紀實] 《洪承疇長沙幕府與西南戰局》作者：楊海英【完結】
（一）
在考察洪承疇經略西南問題時需要注意三個因素，這既是洪氏出鎮西南的背景，也直接決定了他經略西南所採取的戰略方針以及身家結局。其一，南明方麵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東征北伐，意味著永曆政權所擁有的軍力足夠與清軍抗衡，南明與清朝的對抗就此進入相持階段，清廷為此不得不採取戰略收縮態勢；其二，作為兩軍對壘的前線，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統治者內部在政治上出現的改弦更張趨勢。這三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是：洪承疇作為西南五省經略，獨掌大權出鎮湖南，老師靡餉屯兵堅城，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處處得到遷就。這樣的事實，說明了這個階段的歷史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麽簡單，而是更加隱晦、曲折和複雜。
從順治九年開始，以西南地區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現，意味著南明與清廷之間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在此之前，抗清復明運動兩起兩落，清軍戰線逐漸推進到西南地區[2]。順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進駐桂林，以總兵馬蛟鱗克柳州，線國安、全節、馬雄等分守南寧、慶遠、梧州，進逼貴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吳三桂、都統李國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敘州、重慶等川北、川南地區，駐師綿州，兵鋒直指南明永曆政權。
麵對清軍的箝形攻勢，南明方麵毫不示弱，“可望承製命定國、文秀經略楚蜀”[4]。五月，李定國與馮雙禮率步騎八萬，出師東征，從貴州鎮遠出發，下偏橋，攻沅州、靖州，破武岡、寶慶，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敵自焚。八月，李定國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經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孫可望自將“駕前軍”會同白文選等，號稱十萬，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斬殺清辰常總兵徐勇，從根本上扭轉了自順治六年以來南明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麵。
清廷沒有料到南明能夠組織如此強勁有力的反擊，急忙調整戰略部署，命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止往貴州，取湖南寶慶後入廣西剿賊”[5]。尼堪遂率八旗勁旅猛撲湖廣，李定國避其兵鋒，退出衡州，於城外設伏擊斃尼堪，“餘軍輿屍歸，上下憂慮，不遑他事。”[6]清軍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
湖南以外的地區，南明與清朝在軍事上的接觸也進入相持階段。
在四川，與李定國東征同時，劉文秀率軍六萬北伐，“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為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綿州。”[7]清平西王吳三桂自血戰入關後，惟在四川遇此勁敵敗北，劉文秀軍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復敘州、重慶、嘉定、成都等地，包圍川北的保寧，三桂斂軍退守，後雖以文秀輕敵，三桂險勝，但十二月孫可望部將李化入成都，“成都州縣復設官”，川南、川西和夔東仍為南明所守，“大清與可望照舊地方據守”[8]。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後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將塔天寶、黨守素、李來亨、袁宗弟等，從川東南進入鄖陽的原明末陝西農民軍首領姚天動、黃龍為首的十三家餘部姚黃，原鄖陽總兵王光恩之弟王光興、王光泰兄弟的武裝，也頻頻在鄖襄、荊州一帶騷擾清軍，“聲氣相通”，“不時出沒”；湖廣的局麵，“上窘於天，下迫於逆寇，賦稅無征，製兵單薄……封疆危急實有萬分。”[9]
李定國因與孫可望的矛盾，避走廣西，準備聯合鄭成功海上武裝共圖兩廣，又開闢了另一個戰場，“大清兩王以定國在廣，疲於奔命。”[10]
清軍不僅在軍事上麵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危險，而且，後方也沒有完全鞏固，經濟凋敝,財政困難[11]。清廷內部甚至出現棄楚、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而與南明媾和的主張[12]，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危機。形勢的變化甚至在國外也引起反響：朝鮮廷臣認為清朝“危亡之兆已見”[13]，日本原來對南明乞兵抱冷淡態度，“近來其議稍變，或有欲救之議。”[14]
麵對岌岌可危的局勢，清廷決策者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以下幾個方麵，都表現出清廷實行戰略收縮的意圖：
軍事上，開始與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進行和談。九年十月清廷以劉清泰出任浙閩總督，帶著鄭芝龍所寫的信件，“遣人往諭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勸之接受清廷建議。偷襲鄭氏“金穴”廈門的福建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等也被撤職，還連發兩諭招撫鄭氏，不斷放寬談判條件。[15]
政治上，特別頒詔赦除前罪，規定“自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為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悉準照曹四達子事例盡赦前罪。”[16]縱觀清初盡赦前罪政策，不外除舊立新、尊崇喜慶、爭取人心三端，而以爭取人心、作出政治讓步為大端。如順治五年底大同薑反清，清廷曾連頒三詔，強調悔罪投誠者，從前罪犯可以寬宥、赦免[17]。此次頒詔，無疑也是為了爭取人心而特別採取的政治讓步策略。此外，清廷還打出提倡禮義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殉君死難及順治元、二年間抗清死難的誌士[18]，這樣，既可表明朝廷為正朔所係的內涵，又可從多方麵分化抗清陣線。
（一）
在考察洪承疇經略西南問題時需要注意三個因素，這既是洪氏出鎮西南的背景，也直接決定了他經略西南所採取的戰略方針以及身家結局。其一，南明方麵李定國、劉文秀等人東征北伐，意味著永曆政權所擁有的軍力足夠與清軍抗衡，南明與清朝的對抗就此進入相持階段，清廷為此不得不採取戰略收縮態勢；其二，作為兩軍對壘的前線，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統治者內部在政治上出現的改弦更張趨勢。這三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是：洪承疇作為西南五省經略，獨掌大權出鎮湖南，老師靡餉屯兵堅城，不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處處得到遷就。這樣的事實，說明了這個階段的歷史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麽簡單，而是更加隱晦、曲折和複雜。
從順治九年開始，以西南地區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現，意味著南明與清廷之間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在此之前，抗清復明運動兩起兩落，清軍戰線逐漸推進到西南地區[2]。順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進駐桂林，以總兵馬蛟鱗克柳州，線國安、全節、馬雄等分守南寧、慶遠、梧州，進逼貴州[3] ；八月，清平西王吳三桂、都統李國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敘州、重慶等川北、川南地區，駐師綿州，兵鋒直指南明永曆政權。
麵對清軍的箝形攻勢，南明方麵毫不示弱，“可望承製命定國、文秀經略楚蜀”[4]。五月，李定國與馮雙禮率步騎八萬，出師東征，從貴州鎮遠出發，下偏橋，攻沅州、靖州，破武岡、寶慶，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敵自焚。八月，李定國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經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孫可望自將“駕前軍”會同白文選等，號稱十萬，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斬殺清辰常總兵徐勇，從根本上扭轉了自順治六年以來南明在軍事上的被動局麵。
清廷沒有料到南明能夠組織如此強勁有力的反擊，急忙調整戰略部署，命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止往貴州，取湖南寶慶後入廣西剿賊”[5]。尼堪遂率八旗勁旅猛撲湖廣，李定國避其兵鋒，退出衡州，於城外設伏擊斃尼堪，“餘軍輿屍歸，上下憂慮，不遑他事。”[6]清軍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敗。
湖南以外的地區，南明與清朝在軍事上的接觸也進入相持階段。
在四川，與李定國東征同時，劉文秀率軍六萬北伐，“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為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綿州。”[7]清平西王吳三桂自血戰入關後，惟在四川遇此勁敵敗北，劉文秀軍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復敘州、重慶、嘉定、成都等地，包圍川北的保寧，三桂斂軍退守，後雖以文秀輕敵，三桂險勝，但十二月孫可望部將李化入成都，“成都州縣復設官”，川南、川西和夔東仍為南明所守，“大清與可望照舊地方據守”[8]。
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後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將塔天寶、黨守素、李來亨、袁宗弟等，從川東南進入鄖陽的原明末陝西農民軍首領姚天動、黃龍為首的十三家餘部姚黃，原鄖陽總兵王光恩之弟王光興、王光泰兄弟的武裝，也頻頻在鄖襄、荊州一帶騷擾清軍，“聲氣相通”，“不時出沒”；湖廣的局麵，“上窘於天，下迫於逆寇，賦稅無征，製兵單薄……封疆危急實有萬分。”[9]
李定國因與孫可望的矛盾，避走廣西，準備聯合鄭成功海上武裝共圖兩廣，又開闢了另一個戰場，“大清兩王以定國在廣，疲於奔命。”[10]
清軍不僅在軍事上麵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危險，而且，後方也沒有完全鞏固，經濟凋敝,財政困難[11]。清廷內部甚至出現棄楚、粵、桂、贛、川、滇、黔七省而與南明媾和的主張[12]，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政治危機。形勢的變化甚至在國外也引起反響：朝鮮廷臣認為清朝“危亡之兆已見”[13]，日本原來對南明乞兵抱冷淡態度，“近來其議稍變，或有欲救之議。”[14]
麵對岌岌可危的局勢，清廷決策者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以下幾個方麵，都表現出清廷實行戰略收縮的意圖：
軍事上，開始與活躍於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進行和談。九年十月清廷以劉清泰出任浙閩總督，帶著鄭芝龍所寫的信件，“遣人往諭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勸之接受清廷建議。偷襲鄭氏“金穴”廈門的福建巡撫張學聖、道員黃澍、總兵馬得功、巡按王應元等也被撤職，還連發兩諭招撫鄭氏，不斷放寬談判條件。[15]
政治上，特別頒詔赦除前罪，規定“自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為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悉準照曹四達子事例盡赦前罪。”[16]縱觀清初盡赦前罪政策，不外除舊立新、尊崇喜慶、爭取人心三端，而以爭取人心、作出政治讓步為大端。如順治五年底大同薑反清，清廷曾連頒三詔，強調悔罪投誠者，從前罪犯可以寬宥、赦免[17]。此次頒詔，無疑也是為了爭取人心而特別採取的政治讓步策略。此外，清廷還打出提倡禮義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殉君死難及順治元、二年間抗清死難的誌士[18]，這樣，既可表明朝廷為正朔所係的內涵，又可從多方麵分化抗清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