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確是一起中共地下組織案件。核心人物張蔚林是無錫人，從特務處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舉辦的特工電訓班畢業後參加特務處江西省站瑞金組。在這段時期，他與中共地下組織發生了聯繫，並秘密加入中共。抗戰後，張蔚林被調往重慶，先後任軍統局電訊處科員、重慶稽查處電訊監察科報務員、電訊處重慶總台報務員等工作。在重慶電訊總台，張蔚林先後發展了報務主任、揚州人馮傳慶，報務員、遼寧人楊、餘力耕，南通人王某等5 個人加入中共地下組織，成立了黨小組，並與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由女共產黨員餘慧琳進行聯繫。餘慧琳是四川崇慶人，曾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受訓，1938 年加入中共，人極聰明、漂亮、機靈。 1939 年到重慶後化名張露萍，對外稱是張蔚林的妹妹，與張蔚林進行接觸。張蔚林被捕後，利用案件尚未明朗的機會，以50 元法幣買通看守所所長毛烈，請其為 “家裏”送信，地址是重慶市中山二路四德裏14 號。結果使中共地下組織得以及時轉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事後，戴笠得知是毛烈送信放跑了中共“要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扣押毛烈。毛烈本是戴笠的江山小同鄉，又是軍統局黨政處長何芝園的小舅子，一向橫行霸道、弄權勒索，不想此次栽了跟頭。雖經何芝園老婆毛同文親自向戴笠求情，亦未能救毛烈一命。第二天，戴笠下令將毛烈槍斃。多年以後，戴笠為此還恨恨不休。並嚴格規定，所有政治犯一律不準囚禁在公開特務機關，必須送到軍統局望龍門看守所。此案發生後不久，戴笠下令將張蔚林、張露萍一行 6 個人送貴州息烽集中營關押。1945年7 月25 日抗戰勝利前夕，戴笠指示集中營主任周養浩將6 個人殺害於快活嶺。張蔚林“共案”的發現，與1931 年中統發現的錢壯飛“共案”，被蔣介石認為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兩大恥辱。為此，戴笠被蔣介石狠狠地臭罵了一頓，使其在蔣介石麵前很長時間抬不起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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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10 反共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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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底至1940 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這次反共高潮的前後，戴笠利用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的摩擦和“成都搶米案”，也發動了對人民武裝和中共地下組織的瘋狂進攻。
1939 年，分布在蘇南、皖南、浦東、浙東地區的忠義救國軍已經擴展到16 個支隊，21275 人，擁有槍枝15833 枝，成為戴笠掌握的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特務武裝。由於當時這一戰略大三角的大部分地區均為新四軍所占領，因而蔣介石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都企圖通過忠義救國軍與抗日武裝的摩擦活動，將新四軍擠出這一地區。戴笠更是希望能就此做出反共成績，增加自己的反共資本。在1939 年8 月下旬至9 月中旬，忠救軍總指揮俞作柏、副總指揮楊蔚指揮所部特務武裝，對新四軍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不斷進行挑釁，而國民黨軍方則趁機對新四軍軍部施加政治壓力，迫使“江抗”
撤離京滬線路東地區，這次反共摩擦比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還要早3 個多月。當時，新四軍為團結抗日，避免更大的衝突，指示“江抗”
退避三舍，先後從蘇錫常地區撤至江陰東鄉的定山，而忠救軍仍然緊追不捨，企圖消滅“江抗”，“以竟全功”。
忠救軍的猖狂挑釁和新四軍的讓步，使蔣介石、戴笠、顧祝同等人十分興奮。為進一步發揮忠救軍在反共武裝摩擦中的作用，也為了協調解決忠義救國軍與第三戰區的矛盾，戴笠於1940 年春間親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長官部與顧祝同商討編組忠義救國軍的問題。
這次第三戰區之行，戴笠為了對外掩飾反共目的，以回浙省親，安排夫人毛秀叢去世後的家事為藉口。1938 年，毛氏因患子宮癌，戴親自安排她到上海治療， 1939 年8 月，毛氏病逝於上海。戴笠令其子戴藏宜自江山縣前往上海治喪，遷葬毛氏於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就戴笠對毛氏來說，戴笠大部分時間飄泊在外，對母親的侍奉、孩子的撫養、家務的操勞，無不出於毛氏一人之手。現在毛氏一病而亡，不獨相依為命了數十年的母親藍氏傷心，戴笠心中也多少有些愧疚。故戴笠這次第三戰區之行以回浙省親作掩護，既是幌子，也是實情。
戴笠到上饒後，經過與顧祝同進行秘密會談，雙方商定：
（1 ）為了便於發揮忠義救國軍在與新四軍摩擦中的作用，忠救軍今後受軍統局和第三戰區雙重領導。即在作戰運用上可由戰區指揮，在人事、經費和行政領導方麵，歸軍統局掌握。
（2 ）調忠義救國軍到浙江孝豐一帶進行整編，以整肅紀律。當時，忠救軍內部爭權奪利，醜態百出；在外經常與三戰區的部隊爭奪地盤，弄得三戰區的許多高級將領紛紛向重慶告狀。蔣為了敷衍顧祝同的麵子，曾把戴笠找去訓示，責令他對忠救軍加以約束。戴對這支武裝看得很重，認為這是將來自己在政治上進一步發展的本錢。現在看到蔣、顧都有不滿的看法，故異常重視。一麵整編，一麵調整人事，免去缺乏指揮特務武裝經驗的俞作柏總指揮職務，另調軍統大特務周偉龍為忠救軍總指揮，並從胡宗南所屬部隊中抽調20 名營團以上現職軍官，到忠救軍任支隊長、大隊長等中高級職務，以改變忠救軍的幫會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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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10 反共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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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底至1940 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這次反共高潮的前後，戴笠利用忠義救國軍與新四軍的摩擦和“成都搶米案”，也發動了對人民武裝和中共地下組織的瘋狂進攻。
1939 年，分布在蘇南、皖南、浦東、浙東地區的忠義救國軍已經擴展到16 個支隊，21275 人，擁有槍枝15833 枝，成為戴笠掌握的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特務武裝。由於當時這一戰略大三角的大部分地區均為新四軍所占領，因而蔣介石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都企圖通過忠義救國軍與抗日武裝的摩擦活動，將新四軍擠出這一地區。戴笠更是希望能就此做出反共成績，增加自己的反共資本。在1939 年8 月下旬至9 月中旬，忠救軍總指揮俞作柏、副總指揮楊蔚指揮所部特務武裝，對新四軍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不斷進行挑釁，而國民黨軍方則趁機對新四軍軍部施加政治壓力，迫使“江抗”
撤離京滬線路東地區，這次反共摩擦比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還要早3 個多月。當時，新四軍為團結抗日，避免更大的衝突，指示“江抗”
退避三舍，先後從蘇錫常地區撤至江陰東鄉的定山，而忠救軍仍然緊追不捨，企圖消滅“江抗”，“以竟全功”。
忠救軍的猖狂挑釁和新四軍的讓步，使蔣介石、戴笠、顧祝同等人十分興奮。為進一步發揮忠救軍在反共武裝摩擦中的作用，也為了協調解決忠義救國軍與第三戰區的矛盾，戴笠於1940 年春間親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長官部與顧祝同商討編組忠義救國軍的問題。
這次第三戰區之行，戴笠為了對外掩飾反共目的，以回浙省親，安排夫人毛秀叢去世後的家事為藉口。1938 年，毛氏因患子宮癌，戴親自安排她到上海治療， 1939 年8 月，毛氏病逝於上海。戴笠令其子戴藏宜自江山縣前往上海治喪，遷葬毛氏於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就戴笠對毛氏來說，戴笠大部分時間飄泊在外，對母親的侍奉、孩子的撫養、家務的操勞，無不出於毛氏一人之手。現在毛氏一病而亡，不獨相依為命了數十年的母親藍氏傷心，戴笠心中也多少有些愧疚。故戴笠這次第三戰區之行以回浙省親作掩護，既是幌子，也是實情。
戴笠到上饒後，經過與顧祝同進行秘密會談，雙方商定：
（1 ）為了便於發揮忠義救國軍在與新四軍摩擦中的作用，忠救軍今後受軍統局和第三戰區雙重領導。即在作戰運用上可由戰區指揮，在人事、經費和行政領導方麵，歸軍統局掌握。
（2 ）調忠義救國軍到浙江孝豐一帶進行整編，以整肅紀律。當時，忠救軍內部爭權奪利，醜態百出；在外經常與三戰區的部隊爭奪地盤，弄得三戰區的許多高級將領紛紛向重慶告狀。蔣為了敷衍顧祝同的麵子，曾把戴笠找去訓示，責令他對忠救軍加以約束。戴對這支武裝看得很重，認為這是將來自己在政治上進一步發展的本錢。現在看到蔣、顧都有不滿的看法，故異常重視。一麵整編，一麵調整人事，免去缺乏指揮特務武裝經驗的俞作柏總指揮職務，另調軍統大特務周偉龍為忠救軍總指揮，並從胡宗南所屬部隊中抽調20 名營團以上現職軍官，到忠救軍任支隊長、大隊長等中高級職務，以改變忠救軍的幫會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