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工署歷來是戴笠注視的一個重要部門，戴笠懾於該署署長俞大維是蔣介石的心腹親信，不敢與之爭鋒。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後，戴笠趁機利用反共防共這個題目大做文章，引起蔣的重視。蔣當麵向俞大維交代，成立兵工署警衛稽查處，交給戴笠掌握。戴笠專門選派對付中共有經驗的老特務張師主持該處工作。
戴笠反共，有時甚至謹慎到恐懼的地步。他日夜擔心重慶發生由中共組織的遊行示威或暴動，一時沒有力量進行應變或鎮壓，於是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下成立1 個名為偵察大隊的組織，先後從各地挑選了200 多名武裝特務，終日一邊進行訓練，一邊整裝待發，隨時準備應付突發情況。除此以外，戴笠還注意在飲食業、醫療衛生界、新聞界、文化界、交通運輸業等各方麵建立秘密據點，派遣特工人員，開展防共、反共活動。
戴笠在重慶時期開展反共防共活動的另一個手法是廣泛運用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戴笠深知一般軍統特務的文化、職業和道德層次很低，無真才實學，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當時有兩件事發生後使戴笠對這個問題尤為警惕。一件事是關於兵工署警衛稽查處的特務陳昌熙密報某工廠高級職員是共產黨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對此事未經核實就批準將這名高級職員扣留。結果引起俞大維的憤怒，告狀告到蔣介石那裏，蔣要戴查實具報。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證據，難以向蔣交差，一怒之下將陳昌熙槍決，以取得俞大維的諒解。另一件事是負責監視中共辦事處的軍統重慶特區西郊組的外勤特務向軍統局請求領取槍枝，以便對付中共人員。戴笠聽說後大罵這些特務不能很好地隱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是軍統人員，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義。這兩件事使戴笠認識到與中共進行鬥爭，必須著力在建立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上下功夫。
戴笠運用的高級通訊或情報人員大都具有較高的地位、職業和文化知識層次。其中既有來自黨派團體的知名人士，也有來自政府各部、會的高級職員，還有一些來自經濟、金融、新聞、文化、舊軍隊、幫會、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別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間麵目出現的政黨、團體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網羅的對象。戴笠認為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爭取的對象，因而更容易與中共組織接近。對這些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戴笠不但在金錢上捨得給予補助，而且在職業、交通、人事關係等方麵盡量給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訊或情報人員拿了戴笠的錢，往往用一些道聽途說的資料“加工”一下報給戴笠。戴笠吃虧多了，以後得到那些人的情報後，總要交給軍統相關部門進行覆核印證。也有不少人長期拿了錢卻做不出情報，戴笠雖然在私下裏發一通牢騷，“有些人拿了我的錢卻不給我們做事，有的人不要我們一點好處卻異常賣力的幫助我們”。但是，還是照發津貼。在他認為，要釣大魚，必須先放長線，一旦釣到一條大魚，則一切都補回來了。
戴笠在重慶開展反共防共活動的再一個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種會報的辦法，積極建議和推行甲種、乙種會報機構。甲種會報每次都在重慶中山四路蔣的住處進行。蔣介石親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蔣介石身邊的高級謀士或軍政大員。會報內容主要是共產黨活動情況、重大反共案件的處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乙種會報雖然也在蔣介石的官邸舉行，但主持人則換成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出席者是軍統、中統情報組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外交部秘書，軍令部第二廳處長等。表麵上是研究日偽軍的動態，實際上也是商議對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在前線和敵後建立根據地的活動和對策。
甲、乙兩種會報之外，還有一個“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機構，參加會報的成員有中央組織部、軍令部、軍統局、中統局、憲兵司令部等單位，由何應欽以中央執委和參謀總長的身份主持，會報內容亦是開展反共防共活動。
戴笠對以上3 個會報都極為重視，每逢甲種會報，必親自參加，並認真準備匯報材料，以博取蔣的信任和重視。對乙種會報和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積極參加，利用會報機構努力與中共進行鬥爭。
戴笠在重慶時期最感頭痛的是關於阻止《新華日報》的發行問題。當時，國民黨對新聞輿論控製極嚴，唯有《新華日報》不受其製約，敢於報導事實真相，這使《新華日報》銷路大增，以至風靡重慶、行銷全國。為此，甲種乙種會報及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都曾討論過這個問題，蔣介石當麵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對付《新華日報》的辦法，戴笠指示特務們先後用毆打報童、從報童手中強搶報紙銷毀、通過郵檢扣壓、收買報販把頭鄧發清、策動流氓阿飛到《新華日報》門市部搗亂等辦法，均未能奏效。氣得戴笠經常把負責這項活動的重慶稽查處處長陶一珊找去痛罵一頓。
為了把重慶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營，戴笠幾乎是動足了一切念頭，使盡了渾身解數。盡管如此，還是發生了共產黨打入軍統心髒重慶電訊總台的重大案件，使戴笠極為震驚。
1940 年春天，軍統局電訊處從一次電訊事故的處理中發現重慶電訊總台報務員張蔚林有中共嫌疑，當即向戴笠報告，戴大吃一驚，命令迅速扣押張蔚林，並親自主持審訊和清查深挖活動，先後逮捕了馮傳慶、楊* 、安文遠、餘力耕等電訊人員，平時與張蔚林接觸較多的張露萍也被逮捕，一併囚禁在重慶稽查處看守所內。
戴笠反共，有時甚至謹慎到恐懼的地步。他日夜擔心重慶發生由中共組織的遊行示威或暴動，一時沒有力量進行應變或鎮壓，於是在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下成立1 個名為偵察大隊的組織，先後從各地挑選了200 多名武裝特務，終日一邊進行訓練，一邊整裝待發，隨時準備應付突發情況。除此以外，戴笠還注意在飲食業、醫療衛生界、新聞界、文化界、交通運輸業等各方麵建立秘密據點，派遣特工人員，開展防共、反共活動。
戴笠在重慶時期開展反共防共活動的另一個手法是廣泛運用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戴笠深知一般軍統特務的文化、職業和道德層次很低，無真才實學，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當時有兩件事發生後使戴笠對這個問題尤為警惕。一件事是關於兵工署警衛稽查處的特務陳昌熙密報某工廠高級職員是共產黨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對此事未經核實就批準將這名高級職員扣留。結果引起俞大維的憤怒，告狀告到蔣介石那裏，蔣要戴查實具報。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證據，難以向蔣交差，一怒之下將陳昌熙槍決，以取得俞大維的諒解。另一件事是負責監視中共辦事處的軍統重慶特區西郊組的外勤特務向軍統局請求領取槍枝，以便對付中共人員。戴笠聽說後大罵這些特務不能很好地隱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是軍統人員，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義。這兩件事使戴笠認識到與中共進行鬥爭，必須著力在建立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上下功夫。
戴笠運用的高級通訊或情報人員大都具有較高的地位、職業和文化知識層次。其中既有來自黨派團體的知名人士，也有來自政府各部、會的高級職員，還有一些來自經濟、金融、新聞、文化、舊軍隊、幫會、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別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間麵目出現的政黨、團體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網羅的對象。戴笠認為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爭取的對象，因而更容易與中共組織接近。對這些高級通訊員和情報員，戴笠不但在金錢上捨得給予補助，而且在職業、交通、人事關係等方麵盡量給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訊或情報人員拿了戴笠的錢，往往用一些道聽途說的資料“加工”一下報給戴笠。戴笠吃虧多了，以後得到那些人的情報後，總要交給軍統相關部門進行覆核印證。也有不少人長期拿了錢卻做不出情報，戴笠雖然在私下裏發一通牢騷，“有些人拿了我的錢卻不給我們做事，有的人不要我們一點好處卻異常賣力的幫助我們”。但是，還是照發津貼。在他認為，要釣大魚，必須先放長線，一旦釣到一條大魚，則一切都補回來了。
戴笠在重慶開展反共防共活動的再一個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種會報的辦法，積極建議和推行甲種、乙種會報機構。甲種會報每次都在重慶中山四路蔣的住處進行。蔣介石親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蔣介石身邊的高級謀士或軍政大員。會報內容主要是共產黨活動情況、重大反共案件的處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乙種會報雖然也在蔣介石的官邸舉行，但主持人則換成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出席者是軍統、中統情報組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外交部秘書，軍令部第二廳處長等。表麵上是研究日偽軍的動態，實際上也是商議對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在前線和敵後建立根據地的活動和對策。
甲、乙兩種會報之外，還有一個“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機構，參加會報的成員有中央組織部、軍令部、軍統局、中統局、憲兵司令部等單位，由何應欽以中央執委和參謀總長的身份主持，會報內容亦是開展反共防共活動。
戴笠對以上3 個會報都極為重視，每逢甲種會報，必親自參加，並認真準備匯報材料，以博取蔣的信任和重視。對乙種會報和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積極參加，利用會報機構努力與中共進行鬥爭。
戴笠在重慶時期最感頭痛的是關於阻止《新華日報》的發行問題。當時，國民黨對新聞輿論控製極嚴，唯有《新華日報》不受其製約，敢於報導事實真相，這使《新華日報》銷路大增，以至風靡重慶、行銷全國。為此，甲種乙種會報及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都曾討論過這個問題，蔣介石當麵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對付《新華日報》的辦法，戴笠指示特務們先後用毆打報童、從報童手中強搶報紙銷毀、通過郵檢扣壓、收買報販把頭鄧發清、策動流氓阿飛到《新華日報》門市部搗亂等辦法，均未能奏效。氣得戴笠經常把負責這項活動的重慶稽查處處長陶一珊找去痛罵一頓。
為了把重慶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營，戴笠幾乎是動足了一切念頭，使盡了渾身解數。盡管如此，還是發生了共產黨打入軍統心髒重慶電訊總台的重大案件，使戴笠極為震驚。
1940 年春天，軍統局電訊處從一次電訊事故的處理中發現重慶電訊總台報務員張蔚林有中共嫌疑，當即向戴笠報告，戴大吃一驚，命令迅速扣押張蔚林，並親自主持審訊和清查深挖活動，先後逮捕了馮傳慶、楊* 、安文遠、餘力耕等電訊人員，平時與張蔚林接觸較多的張露萍也被逮捕，一併囚禁在重慶稽查處看守所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