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是很機警的人。胡、戴突然造訪，他即單刀直入地問：是不是蔣先生關照要來的？胡、戴按蔣預先的指示，答覆是。陳獨秀於是句斟字酌地說，這次寓居江津，是逃難入川，雖以國事縈懷，卻並不與聞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問胡、戴來意如何？表示了有限度的合作態度。
胡宗南先從一些國內知名人士在《大公報》上發表啟事為陳獨秀鳴不平一事，談到德國對蘇聯發動閃電進攻，蘇俄處境困難等等。然後辭鋒一轉，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
陳獨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說：“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
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
陳獨秀用這番話算是對蔣派胡、戴來訪的報答。接著，陳針對《大公報》啟事憤憤不平地說：“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對於世界大勢，陳亦發表議論說：“史達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的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陳獨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這就表明陳不願作蔣之反共炮彈，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個談話過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發問，戴則記錄，幾乎不發一言。
從江津返回，戴笠將陳的談話記錄呈送蔣閱，蔣感嘆地說：“陳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共產黨內連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難怪張國燾要逃走。”
陳獨秀這張牌未能打成，戴笠對張國燾更增惡感，關係益趨疏遠，常常幾個月、半年都不肯與張見麵，偶爾見麵，也總是臉色冷峭、口吻諷刺地訓斥。有時戴還拍桌大罵：張是廁所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對手下的大特務們透露心曲說： “校長對張國燾來投靠，以為是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對校長難以交差。”
戴笠臉色一變，軍統局的大小特務更是群起效尤。張國燾不但享受不到過去那種“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的特權，甚至連原先戴笠規定給張個人的一切優待也在無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車，也得看總務處長沈醉的心情而定。張國燾為之哀嘆：“我們這些人身家不清，在國民黨無什麽出路。”
戴笠把張國燾打入冷宮，鹹淡不加理睬。負責監視張國燾的黃逸公頗感不平地說：張國燾為軍統賣力，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的成績來。以後幾年中，張國燾在國民黨內當了幾年 “無政可參”的國民參政員，在中統內又當了幾年“無計可設”
的對共鬥爭設計委員，終於先後被軍統、中統踢出，淒悽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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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9 防共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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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重慶成為國民黨的陪都和國統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了確保這塊反共基地的建設，戴笠幾乎調動了軍統在重慶的全部力量與中共進行鬥爭。由於這時國民黨不得不在表麵上承認共產黨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變換。
首先，戴笠為了加強反共、防共活動的隱蔽性，注意盡量縮小或撤銷公開的反共組織建製，以示維護國共合作的誠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慶局本部所屬大大小小50 多個內部組織指示，任何一個軍統組織機構都不準放棄對中共的鬥爭，反共防共是每個特種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務。軍統局重慶特區是抗戰時期最龐大的軍統外勤組織之一，主管重慶市和川東數十個縣的特務工作。戴笠在與歷任區長上任談話時都反覆交代，要把對中共的工作作為特區工作重點中的重點，特別是中共辦事處與《新華日報》所在地的西郊區特工組，更受到戴笠的關注，不斷從人力、物力上進行充實加強。
戴笠交待的監控對象除中共辦事處、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等中共組織機構及工作人員以外，還有宋慶齡、史良、沈鈞儒、張瀾等民主愛國人士。當時因為特務們監視宋慶齡的活動過於囂張，惹惱了宋美齡。
為此事，宋美齡曾在電話中很嚴厲地交代宋子文說：“你關照他們（戴笠）
一下，不準在阿姐那裏胡來，如果我聽到有什麽的，我是決不答應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電話，感到很為難，但思來想去，覺得鬧出亂子來，校長還是拗不過夫人，因而對監視宋慶齡的活動有所顧忌，並交代特務們注意策略，不得粗魯胡來。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特種郵電檢查處是由戴笠掌握用來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軍統公開機關之一。該處的工作重點就是對中共在重慶的辦事機關和所有領導人的信件書刊往來及電話進行檢查，對郵往外地的《新華日報》進行扣壓。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西遷重慶後，戴笠為了防範中共派人打入這些機關，經報蔣批準同意，便用蔣的名義密令各院、部、會選調一批忠實可靠人員交特檢處進行反間諜訓練，以便增加軍統反共的耳目。
胡宗南先從一些國內知名人士在《大公報》上發表啟事為陳獨秀鳴不平一事，談到德國對蘇聯發動閃電進攻，蘇俄處境困難等等。然後辭鋒一轉，道出此行的真正目的：“國內國共問題，由分而合，由合而鬥，如國策不能貫徹，前途實堪隱憂。為今之計，陳老意下如何？
陳獨秀思之再三，始回答說：“蔣先生的抗戰決策，是符合國人願望的。
弱國強敵，速勝困難，隻要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則任何難關都可渡過。”
陳獨秀用這番話算是對蔣派胡、戴來訪的報答。接著，陳針對《大公報》啟事憤憤不平地說：“延安坐井觀天，謬論橫生。我本多遭誣衊，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報啟事一則，足可證明。”對於世界大勢，陳亦發表議論說：“史達林之強權政治，初敗於希、墨的極權政治，蘇聯好比爛冬瓜，前途將不可收拾。蘇敗則延安決無前途，此大勢所趨，非人力所能改變，請轉告蔣先生好自為之。”陳獨秀是洞察胡、戴此行用意的，因之再三向胡、戴交代；“本人孤陋寡聞，雅不願公開發表言論，切勿見之報刊，此乃唯一的要求。”這就表明陳不願作蔣之反共炮彈，使胡、戴此行的目的落了空。在整個談話過程中，胡、戴按事先默契，由胡發問，戴則記錄，幾乎不發一言。
從江津返回，戴笠將陳的談話記錄呈送蔣閱，蔣感嘆地說：“陳的見解深湛，眼光遠大。共產黨內連這樣的人都容不下，難怪張國燾要逃走。”
陳獨秀這張牌未能打成，戴笠對張國燾更增惡感，關係益趨疏遠，常常幾個月、半年都不肯與張見麵，偶爾見麵，也總是臉色冷峭、口吻諷刺地訓斥。有時戴還拍桌大罵：張是廁所裏的石頭，又臭又硬。戴笠常常對手下的大特務們透露心曲說： “校長對張國燾來投靠，以為是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對校長難以交差。”
戴笠臉色一變，軍統局的大小特務更是群起效尤。張國燾不但享受不到過去那種“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的特權，甚至連原先戴笠規定給張個人的一切優待也在無形中取消。想用一次車，也得看總務處長沈醉的心情而定。張國燾為之哀嘆：“我們這些人身家不清，在國民黨無什麽出路。”
戴笠把張國燾打入冷宮，鹹淡不加理睬。負責監視張國燾的黃逸公頗感不平地說：張國燾為軍統賣力，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的成績來。以後幾年中，張國燾在國民黨內當了幾年 “無政可參”的國民參政員，在中統內又當了幾年“無計可設”
的對共鬥爭設計委員，終於先後被軍統、中統踢出，淒悽惶惶地逃往海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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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9 防共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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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重慶成為國民黨的陪都和國統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了確保這塊反共基地的建設，戴笠幾乎調動了軍統在重慶的全部力量與中共進行鬥爭。由於這時國民黨不得不在表麵上承認共產黨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變換。
首先，戴笠為了加強反共、防共活動的隱蔽性，注意盡量縮小或撤銷公開的反共組織建製，以示維護國共合作的誠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慶局本部所屬大大小小50 多個內部組織指示，任何一個軍統組織機構都不準放棄對中共的鬥爭，反共防共是每個特種工作人員的首要任務。軍統局重慶特區是抗戰時期最龐大的軍統外勤組織之一，主管重慶市和川東數十個縣的特務工作。戴笠在與歷任區長上任談話時都反覆交代，要把對中共的工作作為特區工作重點中的重點，特別是中共辦事處與《新華日報》所在地的西郊區特工組，更受到戴笠的關注，不斷從人力、物力上進行充實加強。
戴笠交待的監控對象除中共辦事處、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社等中共組織機構及工作人員以外，還有宋慶齡、史良、沈鈞儒、張瀾等民主愛國人士。當時因為特務們監視宋慶齡的活動過於囂張，惹惱了宋美齡。
為此事，宋美齡曾在電話中很嚴厲地交代宋子文說：“你關照他們（戴笠）
一下，不準在阿姐那裏胡來，如果我聽到有什麽的，我是決不答應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電話，感到很為難，但思來想去，覺得鬧出亂子來，校長還是拗不過夫人，因而對監視宋慶齡的活動有所顧忌，並交代特務們注意策略，不得粗魯胡來。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特種郵電檢查處是由戴笠掌握用來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軍統公開機關之一。該處的工作重點就是對中共在重慶的辦事機關和所有領導人的信件書刊往來及電話進行檢查，對郵往外地的《新華日報》進行扣壓。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西遷重慶後，戴笠為了防範中共派人打入這些機關，經報蔣批準同意，便用蔣的名義密令各院、部、會選調一批忠實可靠人員交特檢處進行反間諜訓練，以便增加軍統反共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