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成立第三戰區編練處，負責主持戰區便衣混成隊的組織和訓練工作，以進一步加強在蘇南地區與新四軍的摩擦活動。便衣混成總隊150 餘人，分成3 個便衣混成隊，每隊50 人。總隊長由戴笠調忠義救國軍參謀處長、淞滬指揮官郭履洲擔任。總隊主要人員和3 個隊長，以及編練處教官全部由戴笠調任軍統特務擔任。
戴笠在這次第三戰區之行的過程中，對戰區參謀處第二課（情報課）上送的一份情報引起了高度重視。情報中說，新四軍正在實施一項名為“三山計劃”的行動，內容是新四軍以北移作為掩護，準備達到向南向西流竄的目的，繼而進據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以這三山為根據地，發展勢力。戴笠回到重慶，當即向蔣介石密報。
抗戰初期，中共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曾提出一個“南進計劃”或稱 “三山計劃”的藍圖。項英在1938 年6 月23 日給陳毅的信中提出“我們計劃在皖南要建立一個根據地，這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將來在戰爭形勢變化時，我們即可依靠這一支點，向皖南各縣發展，以及利用機會爭取天目山脈和仙霞山脈。”後來，項英把這一南進政策意圖進一步完善為黃山計劃、天目山計劃、浙西計劃。然而，中共中央並沒有批準項英的南進計劃，而是命令新四軍北上抗日，並據此反覆向國民黨軍委會和第三戰區交涉。
但是，蔣介石對新四軍的疑忌心是根深蒂固的，他下決心不論新四軍是南進到國民黨後方打國民黨的遊擊，還是北上過江到淪陷區打日本人的遊擊，都必須把這一部分新四軍吃掉。由此戴笠的這份密報促成了蔣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心，蔣同時決定密派唐生明到南京，與汪偽合流，共同防共，以便借日汪之手，打擊新四軍。唐生明是國民黨常桃（常德、桃源）警備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與區保安司令，也是戴笠的結拜兄弟與生活上不分彼此、完全打成一片的玩友。戴笠向唐生明反覆說明任務的特殊重要：“我們對於發展忠義救國軍的工作，是盡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軍卻一天天壯大。這是我們的恥辱！今後你要盡力幫助忠義救國軍，我們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領袖交給我們的這個任務”。特別叫唐生明注意和汪偽特工總部負責人李士群搞好關係，以便通過李士群和這個組織，使大後方和淪陷區的特務工作聯成一片。唐生明到南京後，被汪精衛任命為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汪偽清鄉委員會軍務處處長、蘇州辦事處副處長等職。從此以後，戴笠將獲取的有關新四軍的情報，及時通過唐生明轉送日汪，再由日、汪和忠義救國軍配合行動，對這個地區的新四軍進行打擊清剿，達到了日汪蔣合作反共的目的。
就在戴笠布置南方反共活動的同時，成都發生了一起饑民搶米事件。直接處理這一事件的特務老手、軍統川康區區長兼成都行轅調查課課長張嚴佛與中統四川調查室主任何培榮、四川省會警察局局長唐毅等人共同策劃，把搶米事件說成是由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春荒暴動”。經戴笠報請蔣介石批準，秘密逮捕了被成都中、軍統特務早已監視的20 餘名共產黨員，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工委書記、川康特委書記、第十八集團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羅世文，川康特委軍事工作負責人、中蘇文化協會理事長車耀先，“核心社”負責人郭秉毅、汪導予等。
為擴大所謂“春荒暴動”案的反共成果，戴笠於1940 年4 月下旬親飛成都，詳細了解對中共人員逮捕和審訊的經過。戴笠指示張嚴佛對這次逮捕的共產黨人，要多方設法使他們“轉變過來”，以便深挖中共地下組織；還沒有逮捕到的，要繼續搜捕，不能使一個漏網；羅世文、車耀先、郭秉毅、汪導予4 個人要解重慶訊辦；其餘的人暫時關押，繼續審問，等他回重慶後再決定處理辦法。戴笠反覆指示：要多多注意這次逮捕後社會輿論和川康軍人的反應。戴笠最後對所有參加這次反共行動的中、軍統特務進行表彰、升遷和賞賜。表麵上看，戴笠這次在蔣介石麵前對中、軍統關係一碗水端平，能夠以黨國利益為重，連蔣介石對此也給以好評。其實，中統四川調查室主任何培榮是杭州警官學校畢業的學生，是由戴笠通過兼任中統局長的朱家驊（曾任杭州警校校長）的關係打進中統工作的軍統分子，徐恩曾為此曾對朱家驊大發醋勁，認為朱家驊此舉是幫助戴笠打擊中統。由此可見，戴笠對中統表現出的一次僅有的“恩惠”，也是有“私心”的。
戴笠在成都住了1 個星期，命特務押解羅世文、車耀先、郭秉毅、汪導予隨他的專機於5 月初回到重慶，初將羅、車等人押於望龍門看守所，繼而轉押於軍統局息烽集中營。在成都關押的一批共產黨人，由戴笠報告蔣介石批準，於5 月中旬用活埋方法進行秘密處決。1940 年冬，經戴笠指示，成都軍統、中統特務再次合作，發動了一次“年終大行動”，先後逮捕了二三十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1941 年，由於叛徒的出賣，又有部分中共黨員再次被捕，使成都中共地下組織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1946 年8 月18 日，羅世文、車耀先也在重慶軍統白公館看守所內被秘密槍殺。
抗戰時期，戴笠反共的一項重大行動是不斷秘密派遣行動特務潛入陝甘寧邊區和延安，暗殺中共高級領導人。戴笠對實施這項計劃規定得十分嚴格。
戴笠在這次第三戰區之行的過程中，對戰區參謀處第二課（情報課）上送的一份情報引起了高度重視。情報中說，新四軍正在實施一項名為“三山計劃”的行動，內容是新四軍以北移作為掩護，準備達到向南向西流竄的目的，繼而進據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以這三山為根據地，發展勢力。戴笠回到重慶，當即向蔣介石密報。
抗戰初期，中共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曾提出一個“南進計劃”或稱 “三山計劃”的藍圖。項英在1938 年6 月23 日給陳毅的信中提出“我們計劃在皖南要建立一個根據地，這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將來在戰爭形勢變化時，我們即可依靠這一支點，向皖南各縣發展，以及利用機會爭取天目山脈和仙霞山脈。”後來，項英把這一南進政策意圖進一步完善為黃山計劃、天目山計劃、浙西計劃。然而，中共中央並沒有批準項英的南進計劃，而是命令新四軍北上抗日，並據此反覆向國民黨軍委會和第三戰區交涉。
但是，蔣介石對新四軍的疑忌心是根深蒂固的，他下決心不論新四軍是南進到國民黨後方打國民黨的遊擊，還是北上過江到淪陷區打日本人的遊擊，都必須把這一部分新四軍吃掉。由此戴笠的這份密報促成了蔣發動皖南事變的決心，蔣同時決定密派唐生明到南京，與汪偽合流，共同防共，以便借日汪之手，打擊新四軍。唐生明是國民黨常桃（常德、桃源）警備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與區保安司令，也是戴笠的結拜兄弟與生活上不分彼此、完全打成一片的玩友。戴笠向唐生明反覆說明任務的特殊重要：“我們對於發展忠義救國軍的工作，是盡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軍卻一天天壯大。這是我們的恥辱！今後你要盡力幫助忠義救國軍，我們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領袖交給我們的這個任務”。特別叫唐生明注意和汪偽特工總部負責人李士群搞好關係，以便通過李士群和這個組織，使大後方和淪陷區的特務工作聯成一片。唐生明到南京後，被汪精衛任命為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汪偽清鄉委員會軍務處處長、蘇州辦事處副處長等職。從此以後，戴笠將獲取的有關新四軍的情報，及時通過唐生明轉送日汪，再由日、汪和忠義救國軍配合行動，對這個地區的新四軍進行打擊清剿，達到了日汪蔣合作反共的目的。
就在戴笠布置南方反共活動的同時，成都發生了一起饑民搶米事件。直接處理這一事件的特務老手、軍統川康區區長兼成都行轅調查課課長張嚴佛與中統四川調查室主任何培榮、四川省會警察局局長唐毅等人共同策劃，把搶米事件說成是由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春荒暴動”。經戴笠報請蔣介石批準，秘密逮捕了被成都中、軍統特務早已監視的20 餘名共產黨員，其中有中共四川省委工委書記、川康特委書記、第十八集團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羅世文，川康特委軍事工作負責人、中蘇文化協會理事長車耀先，“核心社”負責人郭秉毅、汪導予等。
為擴大所謂“春荒暴動”案的反共成果，戴笠於1940 年4 月下旬親飛成都，詳細了解對中共人員逮捕和審訊的經過。戴笠指示張嚴佛對這次逮捕的共產黨人，要多方設法使他們“轉變過來”，以便深挖中共地下組織；還沒有逮捕到的，要繼續搜捕，不能使一個漏網；羅世文、車耀先、郭秉毅、汪導予4 個人要解重慶訊辦；其餘的人暫時關押，繼續審問，等他回重慶後再決定處理辦法。戴笠反覆指示：要多多注意這次逮捕後社會輿論和川康軍人的反應。戴笠最後對所有參加這次反共行動的中、軍統特務進行表彰、升遷和賞賜。表麵上看，戴笠這次在蔣介石麵前對中、軍統關係一碗水端平，能夠以黨國利益為重，連蔣介石對此也給以好評。其實，中統四川調查室主任何培榮是杭州警官學校畢業的學生，是由戴笠通過兼任中統局長的朱家驊（曾任杭州警校校長）的關係打進中統工作的軍統分子，徐恩曾為此曾對朱家驊大發醋勁，認為朱家驊此舉是幫助戴笠打擊中統。由此可見，戴笠對中統表現出的一次僅有的“恩惠”，也是有“私心”的。
戴笠在成都住了1 個星期，命特務押解羅世文、車耀先、郭秉毅、汪導予隨他的專機於5 月初回到重慶，初將羅、車等人押於望龍門看守所，繼而轉押於軍統局息烽集中營。在成都關押的一批共產黨人，由戴笠報告蔣介石批準，於5 月中旬用活埋方法進行秘密處決。1940 年冬，經戴笠指示，成都軍統、中統特務再次合作，發動了一次“年終大行動”，先後逮捕了二三十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1941 年，由於叛徒的出賣，又有部分中共黨員再次被捕，使成都中共地下組織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1946 年8 月18 日，羅世文、車耀先也在重慶軍統白公館看守所內被秘密槍殺。
抗戰時期，戴笠反共的一項重大行動是不斷秘密派遣行動特務潛入陝甘寧邊區和延安，暗殺中共高級領導人。戴笠對實施這項計劃規定得十分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