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汪精衛是一個國內外都有影響的著名政客。這一次出逃更是汪與日本政府長期策劃的結果，為世界政治輿論所矚目。汪的一舉一動必受法、日當局的密切注視，這就給行動的隱蔽性帶來了難度。汪精衛雖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但在一生中卻與暗殺有不解之緣，既暗殺過別人，又被別人暗殺過，是從炸彈槍彈中翻滾過來的人，況且汪與蔣長期共事，蔣靠暗殺剷除政敵的手腕，汪可謂比誰都清楚。以汪之機警，豈有不防蔣這次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會施出暗殺這一殺手鐧的道理。
另外，這次行動準備的時間倉促，難以周密籌劃。製裁汪精衛的行動必須搶在他潛回南京之前，而準備工作的難度又遠非國內組織的行動可比，這就使戴笠深感這次行動成功的概率難以逆料。但是，戴笠深知這次行動非同小可，必須全力以赴，拚死一搏。他從蔣處回到軍統局後，當即請人從軍令部二廳找來鄭介民，研究擬訂此次行動的計劃與具體方案。
首先是行動組的人選問題，戴笠提出了特工技術專家餘樂醒，此人不但對行動工作頗有研究，辦事精明幹練，愛動腦筋，且能講法語，這在作為法國殖民地的河內，是個十分重要的有利條件，此人可以作為這次派往河內的較佳人選。唯餘樂醒缺乏組織指揮重大行動的實際經驗，難負掛帥重任，必須另有一員大將前往主持。經戴笠和鄭介民反覆考慮，決定調天津站長陳恭澎任河內行動組組長。此人參與策劃和指揮過暗殺張敬堯、吉鴻昌、石友三、王克敏等人的重大行動，膽大心細，經驗豐富，可當此重任。同時被選定參加行動組的成員分別有：戴笠的隨身警衛王魯翹、軍統重慶武術訓練班的教官唐英傑、軍統局特務總隊的行動員餘鑒聲、張逢義、陳邦國、陳步雲。唐英傑從小練習武術，據說有飛簷走壁之功，被戴笠視為江湖異人；王魯翹是杭州特訓班學生，多年跟隨戴笠，百步之內，槍法百發百中，曾參加追殺王亞樵的行動。其餘行動人員，也都各有專長，是軍統的老牌行動人員。行動組人選確定後，戴笠一麵發電給陳恭澍，令他火速赴港待命；一麵對其餘人員分別接見，進行精神訓示，勉勵他們竭力為領袖盡忠效命。然後分批分期從多路潛往河內集中，以避人耳目。
本來蔣介石考慮由鄭介民親赴河內指揮，但戴笠考慮再三，認為此次行動關係實在重大，而鄭介民多年來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令部二廳，對軍統局的許多情況日見生疏，由他出馬指揮，許多方麵還要先熟悉情況，不免貽誤時機。於是，戴笠向蔣介石請纓，決定親自出馬，擔任這次越境刺汪行動的總指揮。
戴笠反覆考慮的第二個問題，是將刺汪行動的指揮中心設在哪裏比較合適？當時，可供選擇的地點有3 個：河內、昆明和香港。
經過選擇比較，戴笠決定把指揮中心設在香港。一是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魚龍混雜，便於隱蔽。二是人員進出方便，不受簽證等項手續的限製，便於調遣人員。三是香港距河內不遠，乘坐海輪1 個晝夜即可到達，空中班機可直飛重慶，便於戴笠來回走動。四是軍統局在香港經營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設施也很齊全，便於調用。五是汪精衛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潛伏在港，隨時準備待機而動，指揮中心設在香港，亦可以同時對這些汪的同黨加強監視，必要時給予懲戒，以儆效尤。
一切準備就緒後，戴笠於1939 年1 月中旬，帶著甲室的毛萬裏、王紹謙、季若恂等人直飛香港，在香港銅鑼灣晚景樓一號公寓內設立指揮中心，並在香港高街 6 號設立聯絡站，安排甲室秘書毛萬裏在此辦公和住宿，負責聯絡工作。戴笠本來在香港購置有一幢洋房，但為了隱蔽形蹤，卻另外在香港、九龍分別租賃公寓，輪流居住。為了保密，戴笠一般隻於夜間接見調遣陳恭澍等有關人員，並在聯絡站設立兩座電台，由戴笠指定報務員日夜值班，不間斷地與河內、重慶保持聯繫，電報則由甲室工作人員王紹謙、季若恂親譯，交戴笠親自處理。
戴笠實施刺汪計劃的第三步方案是準備親自到河內進行一番布置，為河內行動組接上各方麵的關係，並對集中待命的行動組人員進行分工，明確任務和責任。軍統在河內原先派有一個特務，叫方炳西，此人曾任軍統越桂邊區站站長、軍委會桂林辦公廳諜報處科長等職，現以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館秘書的身份進行工作。在這之前，戴笠已有電報到方炳西，令他設法租賃了1 幢獨立的2 層樓房，作為行動組的密點，購置了一輛舊的福特牌小車，解決了行動組的吃、住、行等問題。另外，戴笠已在河內預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屬通訊員，此人因在歐美留過學，與河內法國殖民當局的關係非常好，與法國籍的河內警察總監尤為熟悉，在當地的華僑社會中也頗孚眾望，被尊稱為徐先生。戴笠過去交給徐先生的任務是長期潛伏，發展關係，以為後用，平時隻由戴笠單線聯繫。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領得護照後，從香港乘飛機赴河內。到達行動組居住的密點後，當即召見陳恭澍、餘樂醒等行動組人員，指示他們按預先計劃外出熟悉河內的市容和地形，然後單身一人拜會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許念曾，說明此行來意，並以封官許願作條件，要求許念曾對此次行動鼎力相助，得到許的承諾（許念曾後來經戴笠援手推薦為駐埃及公使）。於是，河內總領事館成為刺汪行動的前線指揮所和聯絡點，館內設立了電台，作為河內與香港之間聯絡專線。行動組人員也在領事館的掩護下順利開展活動。戴笠拜訪許念曾之後，又秘密會見了徐先生，交代給他的任務是利用多年與河內高層人員建立的關係，偵查掌握汪精衛在河內的行蹤，及時向行動組提供。當時越南法國殖民地當局表麵上的態度是不給汪精衛一行活動的方便，實際上暗中對刺客之類嚴加警戒。因此，徐先生與河內警方建立的關係對協助行動組的活動極為重要。
另外，這次行動準備的時間倉促，難以周密籌劃。製裁汪精衛的行動必須搶在他潛回南京之前，而準備工作的難度又遠非國內組織的行動可比，這就使戴笠深感這次行動成功的概率難以逆料。但是，戴笠深知這次行動非同小可，必須全力以赴，拚死一搏。他從蔣處回到軍統局後，當即請人從軍令部二廳找來鄭介民，研究擬訂此次行動的計劃與具體方案。
首先是行動組的人選問題，戴笠提出了特工技術專家餘樂醒，此人不但對行動工作頗有研究，辦事精明幹練，愛動腦筋，且能講法語，這在作為法國殖民地的河內，是個十分重要的有利條件，此人可以作為這次派往河內的較佳人選。唯餘樂醒缺乏組織指揮重大行動的實際經驗，難負掛帥重任，必須另有一員大將前往主持。經戴笠和鄭介民反覆考慮，決定調天津站長陳恭澎任河內行動組組長。此人參與策劃和指揮過暗殺張敬堯、吉鴻昌、石友三、王克敏等人的重大行動，膽大心細，經驗豐富，可當此重任。同時被選定參加行動組的成員分別有：戴笠的隨身警衛王魯翹、軍統重慶武術訓練班的教官唐英傑、軍統局特務總隊的行動員餘鑒聲、張逢義、陳邦國、陳步雲。唐英傑從小練習武術，據說有飛簷走壁之功，被戴笠視為江湖異人；王魯翹是杭州特訓班學生，多年跟隨戴笠，百步之內，槍法百發百中，曾參加追殺王亞樵的行動。其餘行動人員，也都各有專長，是軍統的老牌行動人員。行動組人選確定後，戴笠一麵發電給陳恭澍，令他火速赴港待命；一麵對其餘人員分別接見，進行精神訓示，勉勵他們竭力為領袖盡忠效命。然後分批分期從多路潛往河內集中，以避人耳目。
本來蔣介石考慮由鄭介民親赴河內指揮，但戴笠考慮再三，認為此次行動關係實在重大，而鄭介民多年來把主要精力放在軍令部二廳，對軍統局的許多情況日見生疏，由他出馬指揮，許多方麵還要先熟悉情況，不免貽誤時機。於是，戴笠向蔣介石請纓，決定親自出馬，擔任這次越境刺汪行動的總指揮。
戴笠反覆考慮的第二個問題，是將刺汪行動的指揮中心設在哪裏比較合適？當時，可供選擇的地點有3 個：河內、昆明和香港。
經過選擇比較，戴笠決定把指揮中心設在香港。一是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魚龍混雜，便於隱蔽。二是人員進出方便，不受簽證等項手續的限製，便於調遣人員。三是香港距河內不遠，乘坐海輪1 個晝夜即可到達，空中班機可直飛重慶，便於戴笠來回走動。四是軍統局在香港經營多年，特工力量亦很雄厚，其他設施也很齊全，便於調用。五是汪精衛手下有不少爪牙正潛伏在港，隨時準備待機而動，指揮中心設在香港，亦可以同時對這些汪的同黨加強監視，必要時給予懲戒，以儆效尤。
一切準備就緒後，戴笠於1939 年1 月中旬，帶著甲室的毛萬裏、王紹謙、季若恂等人直飛香港，在香港銅鑼灣晚景樓一號公寓內設立指揮中心，並在香港高街 6 號設立聯絡站，安排甲室秘書毛萬裏在此辦公和住宿，負責聯絡工作。戴笠本來在香港購置有一幢洋房，但為了隱蔽形蹤，卻另外在香港、九龍分別租賃公寓，輪流居住。為了保密，戴笠一般隻於夜間接見調遣陳恭澍等有關人員，並在聯絡站設立兩座電台，由戴笠指定報務員日夜值班，不間斷地與河內、重慶保持聯繫，電報則由甲室工作人員王紹謙、季若恂親譯，交戴笠親自處理。
戴笠實施刺汪計劃的第三步方案是準備親自到河內進行一番布置，為河內行動組接上各方麵的關係，並對集中待命的行動組人員進行分工，明確任務和責任。軍統在河內原先派有一個特務，叫方炳西，此人曾任軍統越桂邊區站站長、軍委會桂林辦公廳諜報處科長等職，現以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館秘書的身份進行工作。在這之前，戴笠已有電報到方炳西，令他設法租賃了1 幢獨立的2 層樓房，作為行動組的密點，購置了一輛舊的福特牌小車，解決了行動組的吃、住、行等問題。另外，戴笠已在河內預先派遣了一名姓徐的直屬通訊員，此人因在歐美留過學，與河內法國殖民當局的關係非常好，與法國籍的河內警察總監尤為熟悉，在當地的華僑社會中也頗孚眾望，被尊稱為徐先生。戴笠過去交給徐先生的任務是長期潛伏，發展關係，以為後用，平時隻由戴笠單線聯繫。
戴笠以何永年的化名領得護照後，從香港乘飛機赴河內。到達行動組居住的密點後，當即召見陳恭澍、餘樂醒等行動組人員，指示他們按預先計劃外出熟悉河內的市容和地形，然後單身一人拜會國民政府駐河內總領事許念曾，說明此行來意，並以封官許願作條件，要求許念曾對此次行動鼎力相助，得到許的承諾（許念曾後來經戴笠援手推薦為駐埃及公使）。於是，河內總領事館成為刺汪行動的前線指揮所和聯絡點，館內設立了電台，作為河內與香港之間聯絡專線。行動組人員也在領事館的掩護下順利開展活動。戴笠拜訪許念曾之後，又秘密會見了徐先生，交代給他的任務是利用多年與河內高層人員建立的關係，偵查掌握汪精衛在河內的行蹤，及時向行動組提供。當時越南法國殖民地當局表麵上的態度是不給汪精衛一行活動的方便，實際上暗中對刺客之類嚴加警戒。因此，徐先生與河內警方建立的關係對協助行動組的活動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