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河內活動了兩天時間，將各方麵的關係疏通聯絡之後，一一交給陳恭澍。離開河內之前，他又召集行動組全體人員，交代布置任務。戴笠對行動組的分工是：餘樂醒負責“軟性行動”，主要研究和實施用毒氣、毒藥、定時炸彈、爆破等特種技術對汪進行製裁；陳恭澍負責“硬性行動”，研究和實施對汪進行狙擊。陳恭澍任河內行動組組長。戴笠要求行動組全體人員必須按預定計劃積極開始布置，精心準備，周密策劃。關於武器，近期當陸續送到。至於具體製裁時間，必須聽香港指揮中心的最後指令。戴笠最後用警告的語氣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不但要好好掌握，也應該做出成績，否則我們自己也將死無葬身之地。”
戴笠一切安排完畢，已是到達河內的第三天淩晨，當即由方炳西用車把戴送到河內機場，悄悄地回到香港。
從河內歸來，戴笠的第四步計劃是解決武器問題。當時，法國殖民當局為防止恐怖暗殺和騷亂暴動活動，對治安抓得很緊，尤其對槍枝彈藥控製極嚴。從外麵帶進去很不容易，用高價從“地下”購買，一時也買不到很多，更難以買到性能好、殺傷性大的優良槍枝。槍枝問題不解決，刺汪就無從下手。但是，戴笠對這個問題早有預案。抗戰以後，東南沿海一帶的海口全部被日軍封鎖，隻剩下1 條滇越鐵路經河內到達海防港口，成為重慶政府進口國際物資的生命線。為此重慶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專門委員陳修和通過法國駐華使館武官與法國軍火商龍東的關係，與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達成利用滇越鐵路運輸軍火的秘密協議。為確保這條國際通道的運輸效率，軍委會專門成立了西南運輸處，並分別在海防、香港設立分處。西南運輸處的監察組長張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務，張炎元同時在海防分處派有監察員，通過力爭，又將香港分處監運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長由香港區長王新衡擔任。
為此，戴笠回到香港後，立即與張炎元取得聯繫，由王新衡以西運處香港分處監運科長的身份派人運送一批手槍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運處海防分處的軍統監察員，再由河內刺汪行動組派人秘密到海防領取，偷運進河內。
為確保完成刺汪任務，戴笠指令軍統美國站特務從美國購買了兩枝嶄新的左輪手槍。這種武器的特點是射程遠，殺傷力大，很適合狙擊行動使用。
槍購到後，戴笠經多方打聽聯繫，最後決定請法國援華誌願軍大隊聯絡官曹師昂攜同法國妻子專程將武器送到河內。曹師昂雖是湖南人，但因畢業於法國軍事航空專業學校，曾任法國空軍第35 大隊教官，法國格納東南航空委員會委員等職，為法國空軍作出過貢獻。回國後，出任軍委會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航空科長，抗戰開始後任法國誌願軍大隊聯絡官，在法方有很多熟人朋友。故曹師昂把兩枝槍藏在行李中，經朋友向河內法國警方打招呼，未經任何檢查，就順利地把武器帶入河內，按預定地點交給行動組。至此，武器問題亦順利解決。
戴笠實施的第五步計劃是對汪派滯留在港人員進行監視、分化和打擊。
在汪精衛蟄居河內的時候，香港成為汪係活動的前沿地帶。先後到港的有四川省黨部主任陳公博、鐵道部長顧孟餘（後與汪持不合作態度）、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周佛海、藝文社主任陶希聖、中央立法委員林柏生、江寧縣長梅思平、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外交部情報司日蘇科長周隆癢等人。汪精衛的老婆、中央監察委員陳璧君在香港與河內之間來回奔走聯絡，傳遞情報和消息。高宗武、梅思平則在港與日方作進一步的秘密安排。
陳璧君來港，住在九龍塘漢口道26 號3 樓，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等人則合住九龍塘約道5 號。一眾人自知已成為戴笠手下特務注意的對象，因而個個藏頭露尾，深居簡出，行蹤詭秘。
為此，戴笠與當時住在香港告羅士打酒店706 號房間的杜月笙約談，請他聯繫物色人選，對汪派人員進行分化、拉攏、瓦解；並指令軍統香港區長王新衡調動香港區的全部力量，對汪派在港人員嚴密進行監視，掌握他們的住址、行蹤的動向，以判斷汪精衛居留河內的時間和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配合刺汪行動組的行動。
早在戴笠到港初期，就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麵部署河內刺汪的行動，一方麵對汪派在港人員進行打擊。戴笠選擇首先打擊的對象是林柏生。
這是因為汪精衛的《艷電》以及許多和平理論都是在以林柏生為社長的《南華日報》及以林柏生為主任的蔚藍書店發表、宣傳的。為打擊汪精衛集團的氣焰，抑製其投降活動，戴笠決定先拿對和平投敵活動極為活躍的林柏生開刀。當時，《南華日報》設在香港荷李活道49 號，蔚藍書店設在皇後大道華人行7 樓6 號a 。戴笠先令香港區情報員、香港《珠江日報》編輯劉大炎利用記者身份從這兩處找林接觸，另派香港區書記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在一側跟蹤偵查林的日常出入途徑，伺機行動。在動手之前，戴笠先派人傳話給林柏生，約其在香港思豪飯店會談，其實是藉此送一個警告的信號。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於是，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於1939 年1 月13 日晚上進行伏擊，結果錯殺了一個和林柏生長得很像的陌生人。這一晚，林柏生因留在《南華日報》館，通宵未歸而僥倖躲了過去。1 月 17 日中午，陳璧君在九龍塘汪宅邀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林柏生吃飯。下午 3 時，林柏生被香港警察廳政治部約去談1 月13 日晚的暗殺事件，要林柏生當心。談話完畢，林柏生因與梅思平、陳春圃等人相約在告羅士打飲茶，於是步行前往。
戴笠一切安排完畢，已是到達河內的第三天淩晨，當即由方炳西用車把戴送到河內機場，悄悄地回到香港。
從河內歸來，戴笠的第四步計劃是解決武器問題。當時，法國殖民當局為防止恐怖暗殺和騷亂暴動活動，對治安抓得很緊，尤其對槍枝彈藥控製極嚴。從外麵帶進去很不容易，用高價從“地下”購買，一時也買不到很多，更難以買到性能好、殺傷性大的優良槍枝。槍枝問題不解決，刺汪就無從下手。但是，戴笠對這個問題早有預案。抗戰以後，東南沿海一帶的海口全部被日軍封鎖，隻剩下1 條滇越鐵路經河內到達海防港口，成為重慶政府進口國際物資的生命線。為此重慶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專門委員陳修和通過法國駐華使館武官與法國軍火商龍東的關係，與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達成利用滇越鐵路運輸軍火的秘密協議。為確保這條國際通道的運輸效率，軍委會專門成立了西南運輸處，並分別在海防、香港設立分處。西南運輸處的監察組長張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務，張炎元同時在海防分處派有監察員，通過力爭，又將香港分處監運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長由香港區長王新衡擔任。
為此，戴笠回到香港後，立即與張炎元取得聯繫，由王新衡以西運處香港分處監運科長的身份派人運送一批手槍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運處海防分處的軍統監察員，再由河內刺汪行動組派人秘密到海防領取，偷運進河內。
為確保完成刺汪任務，戴笠指令軍統美國站特務從美國購買了兩枝嶄新的左輪手槍。這種武器的特點是射程遠，殺傷力大，很適合狙擊行動使用。
槍購到後，戴笠經多方打聽聯繫，最後決定請法國援華誌願軍大隊聯絡官曹師昂攜同法國妻子專程將武器送到河內。曹師昂雖是湖南人，但因畢業於法國軍事航空專業學校，曾任法國空軍第35 大隊教官，法國格納東南航空委員會委員等職，為法國空軍作出過貢獻。回國後，出任軍委會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航空科長，抗戰開始後任法國誌願軍大隊聯絡官，在法方有很多熟人朋友。故曹師昂把兩枝槍藏在行李中，經朋友向河內法國警方打招呼，未經任何檢查，就順利地把武器帶入河內，按預定地點交給行動組。至此，武器問題亦順利解決。
戴笠實施的第五步計劃是對汪派滯留在港人員進行監視、分化和打擊。
在汪精衛蟄居河內的時候，香港成為汪係活動的前沿地帶。先後到港的有四川省黨部主任陳公博、鐵道部長顧孟餘（後與汪持不合作態度）、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周佛海、藝文社主任陶希聖、中央立法委員林柏生、江寧縣長梅思平、外交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外交部情報司日蘇科長周隆癢等人。汪精衛的老婆、中央監察委員陳璧君在香港與河內之間來回奔走聯絡，傳遞情報和消息。高宗武、梅思平則在港與日方作進一步的秘密安排。
陳璧君來港，住在九龍塘漢口道26 號3 樓，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等人則合住九龍塘約道5 號。一眾人自知已成為戴笠手下特務注意的對象，因而個個藏頭露尾，深居簡出，行蹤詭秘。
為此，戴笠與當時住在香港告羅士打酒店706 號房間的杜月笙約談，請他聯繫物色人選，對汪派人員進行分化、拉攏、瓦解；並指令軍統香港區長王新衡調動香港區的全部力量，對汪派在港人員嚴密進行監視，掌握他們的住址、行蹤的動向，以判斷汪精衛居留河內的時間和下一步的行動方向，配合刺汪行動組的行動。
早在戴笠到港初期，就採取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麵部署河內刺汪的行動，一方麵對汪派在港人員進行打擊。戴笠選擇首先打擊的對象是林柏生。
這是因為汪精衛的《艷電》以及許多和平理論都是在以林柏生為社長的《南華日報》及以林柏生為主任的蔚藍書店發表、宣傳的。為打擊汪精衛集團的氣焰，抑製其投降活動，戴笠決定先拿對和平投敵活動極為活躍的林柏生開刀。當時，《南華日報》設在香港荷李活道49 號，蔚藍書店設在皇後大道華人行7 樓6 號a 。戴笠先令香港區情報員、香港《珠江日報》編輯劉大炎利用記者身份從這兩處找林接觸，另派香港區書記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在一側跟蹤偵查林的日常出入途徑，伺機行動。在動手之前，戴笠先派人傳話給林柏生，約其在香港思豪飯店會談，其實是藉此送一個警告的信號。但林柏生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於是，劉方雄指揮行動人員於1939 年1 月13 日晚上進行伏擊，結果錯殺了一個和林柏生長得很像的陌生人。這一晚，林柏生因留在《南華日報》館，通宵未歸而僥倖躲了過去。1 月 17 日中午，陳璧君在九龍塘汪宅邀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林柏生吃飯。下午 3 時，林柏生被香港警察廳政治部約去談1 月13 日晚的暗殺事件，要林柏生當心。談話完畢，林柏生因與梅思平、陳春圃等人相約在告羅士打飲茶，於是步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