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道封鎖線是由軍委會特務團組成。張、楊分別移解修文、息烽後，戴笠擔心消息泄漏出去，張、楊舊部會聯合營救，就請示蔣介石同意，調軍委會特務第四團加強對張、楊大外圍的看守任務。團長張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團部設在息烽縣城，修文則派徐啟龍的1 個營駐守。雖如此，戴笠還是不能放心。又進一步增調軍委會特務第二團駐息烽專事監視玄天洞，增調軍委會特務第八團駐修文專事監視陽明洞。特務團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張、楊住地的外圍建碉堡、設崗哨，在交通要道設置關卡，盤查行人，把陽明洞、玄天洞圍得鐵桶一般。
第五道封鎖線是由軍統特務控製修文、息烽兩縣的郵電通訊及當地的情報治安和聯絡部門。張學良到修文後，戴笠規定寄出函電都要經過劉乙光和駐修文郵檢特務的檢查方可發出。外麵寄給張、楊的函電，除蔣介石、宋美齡的函電不準檢查外，其它任何大員的函電都必須扣壓檢查。至於報刊書籍中涉及到張、楊消息的，則一律扣壓不送，進行銷毀處理。凡發現有可疑人給張、楊寄送函電的，則必須派特務對寄送人進行秘密調查，重要情況須立即向戴笠呈報處理。
除了五道封鎖線之外，戴笠還對劉乙光、李家傑分別單獨傳達蔣介石的密令，如一旦發生意外，來不及應變，則由劉、李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殺手，統統打死，絕不能讓他們被活著救走。
1939 年2 月下旬，戴笠到貴陽辦事完畢後，在返回重慶途中順便拐到陽明洞去看望張學良。戴見到張後，第一句就說：“雨農代表委員長問副司令好。”張苦笑回答說：“委員長日理萬機，還記得我這個被囚之人，謝謝！”
戴和張海闊天空地閑聊了一會兒，因事急著要走。張在送戴時，對戴說：“我想及時知道外界的情況，能不能給我送台收音機來？”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問地說：“可以多選些唱片和書刊送來”。張知此事已不可為，也就不再言語，心情憂鬱地返回臥室。
張、楊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還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兩次時間到陽明洞、玄天洞看看張、楊。其中，看張的次數和時間要多些。有一段時間，張心情煩燥，經常發脾氣，甚至流露出一種悲觀絕望的情緒。每遇這種情況，戴笠總要備一些禮品，抽時間到修文來看看張。如抽不出時間，則寫一封信，派總務處長沈醉或其他大特務帶上禮品代表他去看張。如果還不能使張的情緒安靜下來，戴則請示蔣介石批準，派東北籍參政員莫德惠，由軍統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張。每次用兩三天時間陪張談談外麵的情況，緩解張的情緒。每當此時，李肖白總是寸步不離，以防他們私下達成什麽默契。李完成任務後，照例把張、莫談話的內容向戴笠詳細匯報。而楊虎城照例是得不到張的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張、楊，表麵上了解張、楊有什麽困難和要求，實際上是檢查對張、楊的看守情況。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聽取特務隊長、憲兵連長的工作匯報，然後再個別找特務與憲兵了解情況，進行核實，以防特務隊長或憲兵連長對他欺騙，逼得特務和憲兵們對看守工作十分謹慎嚴密，絲毫不敢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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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3 越境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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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12 月18 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出走重慶，經昆明，到達河內。
12 月29 日，汪精衛在香港《南華日報》上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以 “恢復和平”為口號，開始了賣國投敵的活動。
汪精衛的出逃，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戴笠受蔣密令，對交通部長彭學沛、教育部常務次長張道藩等一些被認為與汪精衛出逃有關的人，暗中進行審查控製，命令軍統雲南站長李家禎、西南運輸處監察組長張炎元調動龐大的特務組織，對認為協助汪精衛出逃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進行嚴密監視。
1939 年1 月1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作出罷免汪精衛公職的決定，並剝奪其國民黨黨籍，動員全國報紙對汪進行揭露，下令“嚴緝懲辦漢奸”。此後，蔣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擬訂製裁汪精衛的行動計劃，抓緊時間進行布置，一定要搶在汪精衛離開河內去南京組織偽政府之前把他除掉。
具體行動時間則要聽蔣的最後通知。
戴笠是靠暗殺起家的，在布置行動方麵雖有豐富的經驗，但對完成這次任務也感到毫無把握，因為執行中難度很大。
首先，這是一次國際行動。如何越境組織暗殺，這在軍統歷史上是第一次，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鑑。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法國人歷來對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緊，連武器也禁止攜帶。加之語言不通、地形不熟、風俗不同，這就使得行動人員辦事很不方便，形跡很難隱蔽。戴笠深知：暗殺是一項十分精細嚴密的行動，隻要在某一細節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招致全盤工作的失敗。軍統雖有不少國際情報人員，但是卻沒有1 個國際行動人員。況且過去在國內組織的暗殺行動，不但有大批軍警憲人員進行配合，而且參加行動的特務都是在當地活動多年的“老地方”，地形熟、關係熟、人員熟，可謂得心應手。而這次越境行動根本無此條件。
第五道封鎖線是由軍統特務控製修文、息烽兩縣的郵電通訊及當地的情報治安和聯絡部門。張學良到修文後，戴笠規定寄出函電都要經過劉乙光和駐修文郵檢特務的檢查方可發出。外麵寄給張、楊的函電，除蔣介石、宋美齡的函電不準檢查外，其它任何大員的函電都必須扣壓檢查。至於報刊書籍中涉及到張、楊消息的，則一律扣壓不送，進行銷毀處理。凡發現有可疑人給張、楊寄送函電的，則必須派特務對寄送人進行秘密調查，重要情況須立即向戴笠呈報處理。
除了五道封鎖線之外，戴笠還對劉乙光、李家傑分別單獨傳達蔣介石的密令，如一旦發生意外，來不及應變，則由劉、李對張學良、楊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殺手，統統打死，絕不能讓他們被活著救走。
1939 年2 月下旬，戴笠到貴陽辦事完畢後，在返回重慶途中順便拐到陽明洞去看望張學良。戴見到張後，第一句就說：“雨農代表委員長問副司令好。”張苦笑回答說：“委員長日理萬機，還記得我這個被囚之人，謝謝！”
戴和張海闊天空地閑聊了一會兒，因事急著要走。張在送戴時，對戴說：“我想及時知道外界的情況，能不能給我送台收音機來？”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問地說：“可以多選些唱片和書刊送來”。張知此事已不可為，也就不再言語，心情憂鬱地返回臥室。
張、楊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還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兩次時間到陽明洞、玄天洞看看張、楊。其中，看張的次數和時間要多些。有一段時間，張心情煩燥，經常發脾氣，甚至流露出一種悲觀絕望的情緒。每遇這種情況，戴笠總要備一些禮品，抽時間到修文來看看張。如抽不出時間，則寫一封信，派總務處長沈醉或其他大特務帶上禮品代表他去看張。如果還不能使張的情緒安靜下來，戴則請示蔣介石批準，派東北籍參政員莫德惠，由軍統人事室主任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張。每次用兩三天時間陪張談談外麵的情況，緩解張的情緒。每當此時，李肖白總是寸步不離，以防他們私下達成什麽默契。李完成任務後，照例把張、莫談話的內容向戴笠詳細匯報。而楊虎城照例是得不到張的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張、楊，表麵上了解張、楊有什麽困難和要求，實際上是檢查對張、楊的看守情況。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停留，都要聽取特務隊長、憲兵連長的工作匯報，然後再個別找特務與憲兵了解情況，進行核實，以防特務隊長或憲兵連長對他欺騙，逼得特務和憲兵們對看守工作十分謹慎嚴密，絲毫不敢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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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_3 越境追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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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12 月18 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出走重慶，經昆明，到達河內。
12 月29 日，汪精衛在香港《南華日報》上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以 “恢復和平”為口號，開始了賣國投敵的活動。
汪精衛的出逃，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戴笠受蔣密令，對交通部長彭學沛、教育部常務次長張道藩等一些被認為與汪精衛出逃有關的人，暗中進行審查控製，命令軍統雲南站長李家禎、西南運輸處監察組長張炎元調動龐大的特務組織，對認為協助汪精衛出逃的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進行嚴密監視。
1939 年1 月1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作出罷免汪精衛公職的決定，並剝奪其國民黨黨籍，動員全國報紙對汪進行揭露，下令“嚴緝懲辦漢奸”。此後，蔣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擬訂製裁汪精衛的行動計劃，抓緊時間進行布置，一定要搶在汪精衛離開河內去南京組織偽政府之前把他除掉。
具體行動時間則要聽蔣的最後通知。
戴笠是靠暗殺起家的，在布置行動方麵雖有豐富的經驗，但對完成這次任務也感到毫無把握，因為執行中難度很大。
首先，這是一次國際行動。如何越境組織暗殺，這在軍統歷史上是第一次，沒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鑑。越南是法國殖民地，法國人歷來對殖民地的治安抓得很緊，連武器也禁止攜帶。加之語言不通、地形不熟、風俗不同，這就使得行動人員辦事很不方便，形跡很難隱蔽。戴笠深知：暗殺是一項十分精細嚴密的行動，隻要在某一細節上稍一疏忽，就有可能招致全盤工作的失敗。軍統雖有不少國際情報人員，但是卻沒有1 個國際行動人員。況且過去在國內組織的暗殺行動，不但有大批軍警憲人員進行配合，而且參加行動的特務都是在當地活動多年的“老地方”，地形熟、關係熟、人員熟，可謂得心應手。而這次越境行動根本無此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