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在西安事變後，完全解除了對戴的防範和疑慮，自己的警衛工作也全部交給戴負責。侍從室一處三組專門負責蔣的警衛工作，該組的警衛股長、特務股長也由戴推薦黃埔學生陳善周、黎鐵漢分別擔任，在侍衛長蔣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調離時，陳兩次代理侍衛長。戴由此掌握了蔣的警衛大權。
戴笠的工於心計是無人能及的。西安事變，特務處事前雖有密報，但畢竟沒有提出確實證據，因而令蔣疏於防範。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駕有功，蔣沒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戲給人看看。但是，懲戒哪一個人呢？當然，除了自己不能懲戒，首要責任人當是西北區長江雄風，但江對西安情況，已有準確預報，關江的理由不足，況江是黃埔學生，與胡宗南的關係又極好，不可輕易下手。思來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變前一個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調上海區長王新衡任西北區長，因王沒有及時到任，等到西安事變爆發，也就延擱下來。既然關江不行，就關王吧。戴笠一個手令下去，“西北區長王新衡因失職，著即撤職查辦，交特務隊執行。”結果王新衡稀裏糊塗地代人吃了幾個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代人受過的王新衡才被放出。
王見到戴的第一句話就問：“我不知為何要關我？”戴兇狠地說：“你不明白嗎？你不服嗎？”王說：“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關。”於是王新衡又被送進去關了一段時間。
西安事變，戴笠拚死一搏，名利雙收，卻苦了個王新衡，白做了一個冤大頭，到最後也沒有弄明白被關押的理由。戴笠奸詐莫測，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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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 以變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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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2 月15 日至22 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五屆三中全會。這是抗日戰爭前夕國民黨為商討如何對付共產黨和對日本方針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實際上，這次會議是蔣介石兌現在西安事變中的“承諾”，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化的開始。至此，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形成。國民黨政策上的這一重大變化，使特務處的工作頓失重要目標，一時不免對反共活動無所適從，一部分特務甚至懈怠消極起來。
戴笠的應變能力是極強的。他揣摸蔣介石的心理，深知蔣之反共是終生矢誌不移的國策。當前的國共合作，隻不過是在西安事變後蔣迫於國內一致要求抗戰的輿論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戴笠認為，反共活動仍然是特務處最重要的工作目標，但是，必須在工作部署上有所變更和掩飾，公開的反共口號和旗幟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強秘密布置，用以退為進的方法指導反共活動。
為了迅速應付和適應這一變化了的形勢，戴笠多次召集特務處高級特務進行研究，對特務骨幹進行訓話，指出國家進入抗戰時期以後，仍然是進行反共活動的大好時機，“國民黨掌握了廣大的地區，有豐富的人力財力和軍隊，既可以利用合作對共產黨搞打進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祿來收買，並從內部進行瓦解分化。同時，對不公開的地下黨員可以用逮捕漢奸的名義，公開拘捕、囚禁、殺害；對公開了的中共黨員可以進行偵察、監視、利誘、威逼。”戴笠分析說：“共產黨員，生活艱苦，又沒有官位，我們隻要捨得拿出錢來，給他們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產黨”， “這一政策一定要堅持執行，這一機會千萬不能放過。”針對一部分特務對國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問題，戴笠訓誡說：“我們特工人員在政治上本身沒有主張”， “我們不是政治集團，我們是領袖的耳目。”“一切唯領袖之命是從，貫徹領袖的意誌，替領袖分憂。”如此，特務處的反共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戴笠是國民黨內較早地認識並運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與中共進行鬥爭的頑固派分子之一。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國共正式談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於3 月下旬去杭州，與蔣介石談判，中間經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戴笠聞訊後，親自布置上海區長周偉龍調動大批特務進行監視跟蹤。當時許多特務都不認識周恩來，戴笠就叫黃埔一期畢業的大特務吳乃憲去幫助指認，特務們在周恩來居住房間的西邊和斜對過都開了房間，實行24 小時連續不斷的跟蹤。上海區對監視結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詳細匯報，但始終沒有發現重要情報。戴笠曾多次大罵上海區的特務是一群“飯桶”、“不中用的東西”。5 月份，蔣介石派軍委會中將高參塗思宗率領一個訪問團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觸，了解延安方麵的情況。戴笠知道後，認為這是一個對中共進行偵查的好機會，於是經蔣批準，乘機派遣中共叛徒、特務處軍事科長楊蔚扮作訪問團成員，隨團赴延安搜集情報。但除了了解到一些一般情況外，也沒有能弄到重要情報，隻得無功而返。
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麵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識到反共已不是國民黨當前的主要目標，抗戰已開始成為舉國一致的大事。為此，戴笠決定逐步調整特務處的工作重點，加強對日情報和行動工作。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戴笠的思想傾向來說，他基本上屬於黃埔係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
戴笠的工於心計是無人能及的。西安事變，特務處事前雖有密報，但畢竟沒有提出確實證據，因而令蔣疏於防範。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駕有功，蔣沒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戲給人看看。但是，懲戒哪一個人呢？當然，除了自己不能懲戒，首要責任人當是西北區長江雄風，但江對西安情況，已有準確預報，關江的理由不足，況江是黃埔學生，與胡宗南的關係又極好，不可輕易下手。思來想去，戴忽然想起西安事變前一個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調上海區長王新衡任西北區長，因王沒有及時到任，等到西安事變爆發，也就延擱下來。既然關江不行，就關王吧。戴笠一個手令下去，“西北區長王新衡因失職，著即撤職查辦，交特務隊執行。”結果王新衡稀裏糊塗地代人吃了幾個月的官司。直到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代人受過的王新衡才被放出。
王見到戴的第一句話就問：“我不知為何要關我？”戴兇狠地說：“你不明白嗎？你不服嗎？”王說：“不明白，就不服。”戴拍桌大叫：“不服，再關。”於是王新衡又被送進去關了一段時間。
西安事變，戴笠拚死一搏，名利雙收，卻苦了個王新衡，白做了一個冤大頭，到最後也沒有弄明白被關押的理由。戴笠奸詐莫測，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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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 以變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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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2 月15 日至22 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五屆三中全會。這是抗日戰爭前夕國民黨為商討如何對付共產黨和對日本方針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實際上，這次會議是蔣介石兌現在西安事變中的“承諾”，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化的開始。至此，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形成。國民黨政策上的這一重大變化，使特務處的工作頓失重要目標，一時不免對反共活動無所適從，一部分特務甚至懈怠消極起來。
戴笠的應變能力是極強的。他揣摸蔣介石的心理，深知蔣之反共是終生矢誌不移的國策。當前的國共合作，隻不過是在西安事變後蔣迫於國內一致要求抗戰的輿論而採取的權宜之計。戴笠認為，反共活動仍然是特務處最重要的工作目標，但是，必須在工作部署上有所變更和掩飾，公開的反共口號和旗幟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強秘密布置，用以退為進的方法指導反共活動。
為了迅速應付和適應這一變化了的形勢，戴笠多次召集特務處高級特務進行研究，對特務骨幹進行訓話，指出國家進入抗戰時期以後，仍然是進行反共活動的大好時機，“國民黨掌握了廣大的地區，有豐富的人力財力和軍隊，既可以利用合作對共產黨搞打進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祿來收買，並從內部進行瓦解分化。同時，對不公開的地下黨員可以用逮捕漢奸的名義，公開拘捕、囚禁、殺害；對公開了的中共黨員可以進行偵察、監視、利誘、威逼。”戴笠分析說：“共產黨員，生活艱苦，又沒有官位，我們隻要捨得拿出錢來，給他們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產黨”， “這一政策一定要堅持執行，這一機會千萬不能放過。”針對一部分特務對國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問題，戴笠訓誡說：“我們特工人員在政治上本身沒有主張”， “我們不是政治集團，我們是領袖的耳目。”“一切唯領袖之命是從，貫徹領袖的意誌，替領袖分憂。”如此，特務處的反共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戴笠是國民黨內較早地認識並運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與中共進行鬥爭的頑固派分子之一。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國共正式談判。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於3 月下旬去杭州，與蔣介石談判，中間經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戴笠聞訊後，親自布置上海區長周偉龍調動大批特務進行監視跟蹤。當時許多特務都不認識周恩來，戴笠就叫黃埔一期畢業的大特務吳乃憲去幫助指認，特務們在周恩來居住房間的西邊和斜對過都開了房間，實行24 小時連續不斷的跟蹤。上海區對監視結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詳細匯報，但始終沒有發現重要情報。戴笠曾多次大罵上海區的特務是一群“飯桶”、“不中用的東西”。5 月份，蔣介石派軍委會中將高參塗思宗率領一個訪問團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觸，了解延安方麵的情況。戴笠知道後，認為這是一個對中共進行偵查的好機會，於是經蔣批準，乘機派遣中共叛徒、特務處軍事科長楊蔚扮作訪問團成員，隨團赴延安搜集情報。但除了了解到一些一般情況外，也沒有能弄到重要情報，隻得無功而返。
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麵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識到反共已不是國民黨當前的主要目標，抗戰已開始成為舉國一致的大事。為此，戴笠決定逐步調整特務處的工作重點，加強對日情報和行動工作。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就戴笠的思想傾向來說，他基本上屬於黃埔係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