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7 月7 日晚，戴笠由廬山牯嶺街到海會寺，參加廬山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和第二期開學典禮。該團是由蔣介石親自舉辦的，目的在統一全國黨、政、軍以及教育界中上層幹部對抗戰的思想。7 月8 日早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和駐守華北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報告盧溝橋事變的電報分別到達，蔣介石當天就給宋哲元回電：“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顯示了蔣介石開始抗戰的決心。
盧溝橋事變給雲集廬山參加典禮的各省黨政軍大員以極大的震動，會前大家都在紛紛討論這件事。許多軍政大員因戴笠是蔣身邊的親信特務頭子，了解和參與蔣的許多機密決策，也就聚攏在戴的周圍，聆聽戴對於形勢的宏論。戴笠分析說： “我們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當時有幾位大員不無憂慮地詰問：“怎麽能夠打呢？” 戴進一步分析必打的道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日本人沒有一天不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我們忍辱負重，以致到今天。如果這次再不打，試想，一般民眾對於領袖會作何感想，我們又有什麽方法可以避免亡國的慘禍？” 當場又有人問戴笠用什麽去打？戴笠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兩個不亡的道理，一個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一個是‘哀兵必勝’，這在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上，可以證明。否則，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絕對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戴笠的這番議論給在場的許多軍政大員們很深的印象。
廬山訓練團畢業典禮之後，戴笠已知大規模的抗戰將不可避免，即匆匆趕回南京進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務處各外勤區、站、組要迅速布置潛伏組織，以應付抗戰初期部分國土淪陷後的對日情報工作，特別是華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尤應及早抓緊落實。其次，他規定特務處的工作要立即轉入戰時體製，精簡機關，充實一線人員，提高辦事效能，以適應戰時需要。
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戰期間特務嚴禁結婚，違者處5 年以上、10 年以下徒刑。為了家庭安全和減少牽掛，戴笠同時決定把母親藍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縣保安村老家，並打電報給在甘肅景泰縣縣長任上的弟弟戴春榜，叫他“景泰縣長不必做”，回家照料母親，並建造一座戴公館，以減少後顧之憂。戴春榜遵命辭職回鄉。後來由戴笠讓他在忠義救國軍裏掛了一個少將軍階領薪水。
7 月中旬，戴笠親自趕到上海布置對日工作和潛伏組織。當時，戴笠在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的寓所召集上海區組長以上的10 餘名骨幹特務開會，討論在吳淞、江灣、虹口和閘北4 個地點建立潛伏組的人事問題。因虹口和閘北地區是當時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過去隻有一個在虹口東有恆路開小當鋪的老闆朱鬆舟是專搞對日情報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情報，因此戴笠很重視這個潛伏組的力量配備，提出要有10 名左右的組員，並配備1 部電台，迅速派遣進去。但是當時的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七七事變後，上海形勢一日數變，日海軍第三艦隊雲集上海，對海麵實施封鎖；日軍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構築工事，日夜連續舉行演習，日僑開始撤離上海等等。上海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搖動。這時在虹口區的中國人紛紛撤離，有錢的達官貴人坐飛機、火車、輪船跑到香港或內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沒錢的也要攜兒帶女逃離虹口。在這種情況下，潛伏組進入虹口，不僅目標顯著，極易被日奸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隨時有生命危險。因此，當上海區長周偉龍提出了兩名組長人選時，他們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經在社會暴露，不適宜做潛伏工作。周偉龍無奈，又提出由沈醉任組長。沈醉本想提出自己多年搞行動工作，也不宜進行潛伏活動，但是戴笠已不容沈醉開口，馬上點頭表示同意，又給沈醉戴“高帽子”，加以勉勵說：“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還是你去吧！”沈醉隻好答應下來。
第二天，沈醉即開始著手找人，加上報務員共14 人，臨出發前，沈醉去請示戴笠，潛伏組的工作目標除日軍以外，要不要同時注意中共組織。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專門去搞共產黨，不過發現了還是應當要做這方麵的工作。沈醉受命出發，進入虹口地區。由於這項工作開展得太晚，虹口潛伏組雖然在偵察、搜集日軍情報、指示轟炸目標、進行暗殺活動方麵做過一些工作，終無大的收穫。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黃埔學生出身，又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還經常在軍事常識上出些差錯。潛伏組建立不到1 個月，終在日軍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趕了出來。
戴笠正在上海緊張地布置潛伏工作時，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召回戴笠。讓他參與偵破一起最高軍事機密泄露案。原來在8 月初，蔣介石主持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製敵機先”的戰略，在日軍發動上海戰役前，先行殲滅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封鎖江陰要塞，攔截江陰上遊各港口和江麵上的日本軍艦與商船，確保南京、武漢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這個命令還未下達到有關軍隊，原先耀武揚威地停泊與行駛在南京、武漢、重慶一帶的日軍艦船以及這一帶僑民幾乎在一夜之間撤往江陰以下江麵，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亂和狼狽。在這同時，當蔣介石決定出席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
盧溝橋事變給雲集廬山參加典禮的各省黨政軍大員以極大的震動，會前大家都在紛紛討論這件事。許多軍政大員因戴笠是蔣身邊的親信特務頭子，了解和參與蔣的許多機密決策，也就聚攏在戴的周圍，聆聽戴對於形勢的宏論。戴笠分析說： “我們這一次一定要打仗了”。當時有幾位大員不無憂慮地詰問：“怎麽能夠打呢？” 戴進一步分析必打的道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簽訂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日本人沒有一天不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我們忍辱負重，以致到今天。如果這次再不打，試想，一般民眾對於領袖會作何感想，我們又有什麽方法可以避免亡國的慘禍？” 當場又有人問戴笠用什麽去打？戴笠回答說：“我們中國有兩個不亡的道理，一個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一個是‘哀兵必勝’，這在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上，可以證明。否則，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絕對等不到自由平等的。”戴笠的這番議論給在場的許多軍政大員們很深的印象。
廬山訓練團畢業典禮之後，戴笠已知大規模的抗戰將不可避免，即匆匆趕回南京進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務處各外勤區、站、組要迅速布置潛伏組織，以應付抗戰初期部分國土淪陷後的對日情報工作，特別是華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尤應及早抓緊落實。其次，他規定特務處的工作要立即轉入戰時體製，精簡機關，充實一線人員，提高辦事效能，以適應戰時需要。
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戰期間特務嚴禁結婚，違者處5 年以上、10 年以下徒刑。為了家庭安全和減少牽掛，戴笠同時決定把母親藍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縣保安村老家，並打電報給在甘肅景泰縣縣長任上的弟弟戴春榜，叫他“景泰縣長不必做”，回家照料母親，並建造一座戴公館，以減少後顧之憂。戴春榜遵命辭職回鄉。後來由戴笠讓他在忠義救國軍裏掛了一個少將軍階領薪水。
7 月中旬，戴笠親自趕到上海布置對日工作和潛伏組織。當時，戴笠在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的寓所召集上海區組長以上的10 餘名骨幹特務開會，討論在吳淞、江灣、虹口和閘北4 個地點建立潛伏組的人事問題。因虹口和閘北地區是當時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區，過去隻有一個在虹口東有恆路開小當鋪的老闆朱鬆舟是專搞對日情報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情報，因此戴笠很重視這個潛伏組的力量配備，提出要有10 名左右的組員，並配備1 部電台，迅速派遣進去。但是當時的情況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七七事變後，上海形勢一日數變，日海軍第三艦隊雲集上海，對海麵實施封鎖；日軍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構築工事，日夜連續舉行演習，日僑開始撤離上海等等。上海一時謠言四起，人心搖動。這時在虹口區的中國人紛紛撤離，有錢的達官貴人坐飛機、火車、輪船跑到香港或內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沒錢的也要攜兒帶女逃離虹口。在這種情況下，潛伏組進入虹口，不僅目標顯著，極易被日奸注意，而且一旦暴露，隨時有生命危險。因此，當上海區長周偉龍提出了兩名組長人選時，他們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經在社會暴露，不適宜做潛伏工作。周偉龍無奈，又提出由沈醉任組長。沈醉本想提出自己多年搞行動工作，也不宜進行潛伏活動，但是戴笠已不容沈醉開口，馬上點頭表示同意，又給沈醉戴“高帽子”，加以勉勵說：“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還是你去吧！”沈醉隻好答應下來。
第二天，沈醉即開始著手找人，加上報務員共14 人，臨出發前，沈醉去請示戴笠，潛伏組的工作目標除日軍以外，要不要同時注意中共組織。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專門去搞共產黨，不過發現了還是應當要做這方麵的工作。沈醉受命出發，進入虹口地區。由於這項工作開展得太晚，虹口潛伏組雖然在偵察、搜集日軍情報、指示轟炸目標、進行暗殺活動方麵做過一些工作，終無大的收穫。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黃埔學生出身，又沒有受過正規軍事訓練，還經常在軍事常識上出些差錯。潛伏組建立不到1 個月，終在日軍的一次大搜捕中被全部趕了出來。
戴笠正在上海緊張地布置潛伏工作時，蔣介石在南京緊急召回戴笠。讓他參與偵破一起最高軍事機密泄露案。原來在8 月初，蔣介石主持召開最高國防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貫徹“製敵機先”的戰略，在日軍發動上海戰役前，先行殲滅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封鎖江陰要塞，攔截江陰上遊各港口和江麵上的日本軍艦與商船，確保南京、武漢等大城市的安全。但是這個命令還未下達到有關軍隊，原先耀武揚威地停泊與行駛在南京、武漢、重慶一帶的日軍艦船以及這一帶僑民幾乎在一夜之間撤往江陰以下江麵，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亂和狼狽。在這同時，當蔣介石決定出席中央軍校“總理紀念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