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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_5 一寶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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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迭次追究有關方麵人員的責任。首先受到處分的是原 “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政訓處長曾擴情，這兩人都是蔣原先放在張學良身邊，對張、楊起監視作用的。由於未盡到事先察覺和防範之責，特別是曾擴情在事變初起後，竟然應張學良的要求，向全國民眾廣播，上書蔣介石，致函黃埔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蔣和南京方麵接受張、楊抗日救國的條件。蔣介石回到南京大罵晏道剛“無用”，曾擴情“無恥”，並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於是，當年頗受戴笠尊敬的“擴大哥” 被戴笠關在特務處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內，成了戴的階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練達之處也就在這裏，曾擴情被扣押後，戴笠對看守所長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裏一樣，曾的同學、同事、親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會見。曾擴情後來解禁後，感念這段時間戴對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館的座上客。
第二個受到處分的是復興社的高幹、軍委會政訓處長賀衷寒。賀衷寒是復興社的首席台柱，雖極力鑽研苦幹，終以貳心之疑，不被蔣見重，導致了他對蔣的怨恨。西安事變發生後，賀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應欽一邊，糾集鄧文儀、劉健群等一批覆興社高幹和桂永清等黃埔將領，聯名通電“討逆”，企圖置蔣於死地。蔣回到南京後，戴笠將這段時期賀衷寒等人在復興社和黃埔將領中秘密勾結何應欽、興風作浪的活動情況一一具報，氣得蔣對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等人大發脾氣：“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於是，以出國考察名義，撤去賀的軍委會政訓處長職務，以示懲戒。從此，蔣對復興社亦失去信心，並逐步冷落。1 年多以後，終於被併入三青團。
另有一些人，蔣雖然想給以懲戒，隻是一時難以下手，隻得從長計議。
這當中，蔣極為痛恨的當是楊虎城。蔣在事變後回到南京，當即令陳布雷起草對張、楊的訓詞。蔣說：“張漢卿年幼無知，犯上作亂，而楊虎城則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張天真、閱歷淺，由張出麵。戴笠幾次報告，張漢卿是不主張殺我的，而楊虎城幾次要加害於我，是張漢卿自己派衛隊，嚴密保護我的。”由此，蔣把西安事變的全部怨恨都集於楊虎城一身。隻是苦幹楊虎城在西安帶兵，蔣難以立下殺手，隻得耐心等待機會。1937 年3 月，經宋子文、顧祝同授意，楊虎城兩次主動到杭州見蔣，意在“恢復感情”。蔣怨憤難消，仍然借罵張學良而斥責楊：“張漢卿是這樣一個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毀滅了自己的歷史，也毀滅了部隊的歷史。”4 月16 日，蔣介石通過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指令楊虎城 “辭職出洋”。6 月29日，楊虎城帶著軍委會撥給的15 萬元出國考察旅費，偕夫人謝葆貞及兒子、隨員等，從上海港乘“胡佛總統”號輪船，赴歐美考察。
最後剩下兩個難以處分的人是戴傳賢和何應欽。戴傳賢是黨國元老，何應欽是軍政部長，這兩個人在西安事變初起時，是力主討伐的強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齡親赴西安調停。何應欽並迫不及待地出任討伐軍總司令。蔣回到南京後，對戴、何的做法深為不滿，但當麵又不好發作。結果，在1937 年1 月宋美齡發表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假宋美齡之口，不指名地譏諷戴、何的做法和見解，還不及她一個婦女，對他們進行了含蓄的鞭撻。
戴是一個封建禮教思想很濃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這等侮辱，氣得在家裏大動肝火，抓起1 把拂塵將1 隻花瓶打得粉碎。他認為宋美齡不足道，問題在蔣介石竟容許宋發表那樣的話，說明這是蔣的指使。至於何應欽，蔣早已認為他心懷貳誌，終在後來把他從軍政部長的座位上拉下，由蔣的親信陳誠頂了上去。
蔣介石一陣拳打腳踢，對西安事變的有關責任人員該關的關、該撤的撤、該趕的趕、該罵的罵，可謂痛快淋漓。但是對西安事變最重要的責任人戴笠卻是恩寵倍至。這在蔣介石來說，固然有戴笠原先轉報的江雄風關於“兵諫”
之說的情報記錄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戴笠冒著生命危險赴西安救駕。戴笠在與鄭介民等大特務們見麵時，彼此彈冠相慶，儼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當年蔣介石在永豐艦上護衛孫中山總理脫險相比。他對蔣介石的侍衛副官居亦僑感慨地說：“老哥，我是冒險去的，你雖然被軟禁在新城大樓，但還安全，我這幾天，真是膽戰心驚、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蔣對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審視認識。蔣在一生中，雖把特務工作擺在極重要的地位，可謂之時刻不忘，但在公開的文集和講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隻有一次，這就是在《西安半月記》中。由此可見，蔣對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極為感動的。後來，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又提到戴笠一次，這都使戴引為不世殊榮之事。西安事變之後，戴笠患慢性盲腸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醫院動手術，蔣介石特地叫宋美齡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齡並親自關照醫院，沒有完全痊癒，不準他出院。這是蔣對心腹親信很少給予的殊榮。這在西安事變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恩寵。難怪連當時專程趕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個中情形，也不禁羨慕和嫉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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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迭次追究有關方麵人員的責任。首先受到處分的是原 “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政訓處長曾擴情，這兩人都是蔣原先放在張學良身邊，對張、楊起監視作用的。由於未盡到事先察覺和防範之責，特別是曾擴情在事變初起後，竟然應張學良的要求，向全國民眾廣播，上書蔣介石，致函黃埔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蔣和南京方麵接受張、楊抗日救國的條件。蔣介石回到南京大罵晏道剛“無用”，曾擴情“無恥”，並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於是，當年頗受戴笠尊敬的“擴大哥” 被戴笠關在特務處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內，成了戴的階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練達之處也就在這裏，曾擴情被扣押後，戴笠對看守所長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裏一樣，曾的同學、同事、親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會見。曾擴情後來解禁後，感念這段時間戴對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館的座上客。
第二個受到處分的是復興社的高幹、軍委會政訓處長賀衷寒。賀衷寒是復興社的首席台柱，雖極力鑽研苦幹，終以貳心之疑，不被蔣見重，導致了他對蔣的怨恨。西安事變發生後，賀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應欽一邊，糾集鄧文儀、劉健群等一批覆興社高幹和桂永清等黃埔將領，聯名通電“討逆”，企圖置蔣於死地。蔣回到南京後，戴笠將這段時期賀衷寒等人在復興社和黃埔將領中秘密勾結何應欽、興風作浪的活動情況一一具報，氣得蔣對賀衷寒、鄧文儀、劉健群等人大發脾氣：“我還沒有死，你們就不聽我的話了”。於是，以出國考察名義，撤去賀的軍委會政訓處長職務，以示懲戒。從此，蔣對復興社亦失去信心，並逐步冷落。1 年多以後，終於被併入三青團。
另有一些人，蔣雖然想給以懲戒，隻是一時難以下手，隻得從長計議。
這當中，蔣極為痛恨的當是楊虎城。蔣在事變後回到南京，當即令陳布雷起草對張、楊的訓詞。蔣說：“張漢卿年幼無知，犯上作亂，而楊虎城則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張天真、閱歷淺，由張出麵。戴笠幾次報告，張漢卿是不主張殺我的，而楊虎城幾次要加害於我，是張漢卿自己派衛隊，嚴密保護我的。”由此，蔣把西安事變的全部怨恨都集於楊虎城一身。隻是苦幹楊虎城在西安帶兵，蔣難以立下殺手，隻得耐心等待機會。1937 年3 月，經宋子文、顧祝同授意，楊虎城兩次主動到杭州見蔣，意在“恢復感情”。蔣怨憤難消，仍然借罵張學良而斥責楊：“張漢卿是這樣一個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毀滅了自己的歷史，也毀滅了部隊的歷史。”4 月16 日，蔣介石通過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指令楊虎城 “辭職出洋”。6 月29日，楊虎城帶著軍委會撥給的15 萬元出國考察旅費，偕夫人謝葆貞及兒子、隨員等，從上海港乘“胡佛總統”號輪船，赴歐美考察。
最後剩下兩個難以處分的人是戴傳賢和何應欽。戴傳賢是黨國元老，何應欽是軍政部長，這兩個人在西安事變初起時，是力主討伐的強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齡親赴西安調停。何應欽並迫不及待地出任討伐軍總司令。蔣回到南京後，對戴、何的做法深為不滿，但當麵又不好發作。結果，在1937 年1 月宋美齡發表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假宋美齡之口，不指名地譏諷戴、何的做法和見解，還不及她一個婦女，對他們進行了含蓄的鞭撻。
戴是一個封建禮教思想很濃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這等侮辱，氣得在家裏大動肝火，抓起1 把拂塵將1 隻花瓶打得粉碎。他認為宋美齡不足道，問題在蔣介石竟容許宋發表那樣的話，說明這是蔣的指使。至於何應欽，蔣早已認為他心懷貳誌，終在後來把他從軍政部長的座位上拉下，由蔣的親信陳誠頂了上去。
蔣介石一陣拳打腳踢，對西安事變的有關責任人員該關的關、該撤的撤、該趕的趕、該罵的罵，可謂痛快淋漓。但是對西安事變最重要的責任人戴笠卻是恩寵倍至。這在蔣介石來說，固然有戴笠原先轉報的江雄風關於“兵諫”
之說的情報記錄在案，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戴笠冒著生命危險赴西安救駕。戴笠在與鄭介民等大特務們見麵時，彼此彈冠相慶，儼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當年蔣介石在永豐艦上護衛孫中山總理脫險相比。他對蔣介石的侍衛副官居亦僑感慨地說：“老哥，我是冒險去的，你雖然被軟禁在新城大樓，但還安全，我這幾天，真是膽戰心驚、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蔣對戴的作用重新加以審視認識。蔣在一生中，雖把特務工作擺在極重要的地位，可謂之時刻不忘，但在公開的文集和講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隻有一次，這就是在《西安半月記》中。由此可見，蔣對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極為感動的。後來，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又提到戴笠一次，這都使戴引為不世殊榮之事。西安事變之後，戴笠患慢性盲腸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醫院動手術，蔣介石特地叫宋美齡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齡並親自關照醫院，沒有完全痊癒，不準他出院。這是蔣對心腹親信很少給予的殊榮。這在西安事變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恩寵。難怪連當時專程趕到上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個中情形，也不禁羨慕和嫉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