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即便不懷疑，也不能抱著啥崇敬的心情去看待康熙所謂的勤政善政了。他的六次南巡、四次巡北、五巡五台山，沒有一次是微服私訪的，怎麽可能不擾民？什麽關心天下民生啦，治河啦，等等，不否認確實有，也應該肯定，但也沒必要拔高吧？最不可理喻的就是什麽事，一放在康大帝身上便能點石成金，完全與眾不同。其實歷代帝王出巡的太多了，但能博得康熙這樣聲名的幾乎沒有。因為隻有做大帝的才是體察民情、訪貧問苦，其他皆為奢靡、擾民、遊樂、祭神的，反正沒啥好事。這本身就不能讓人信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帝西巡時，山西巡撫噶禮驅使百姓一直跑到直隸望都界內恭迎聖駕，又花了三十多萬兩白銀建行宮，還獻了四個美女。康熙表麵上很是批評了一番，私下裏卻受用得很呢。以後對這位出了名的貪贓枉法之徒更是寵愛信任了，誰敢彈劾？撤職！山西太窮？那就讓愛卿去幹兩江總督吧！天下還有哪裏富過江南？
再說康熙治河的功績。那黃河連帶運河、淮河等水患，清初一大害，康熙時歷經三十餘年，終於對其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治理，成效不錯，利國利民，值得稱頌，可物極必反，頌得太高就讓人厭了。其實這治河歷朝歷代都有，隻要正常朝廷正常帝王都會去做的事，就連歷史上不少被人痛罵的也做過呢。
略舉兩例。明萬曆時就大力治理過黃河，確保了五十年無大患，論功絲毫不遜康熙這一次，好像也沒人去讚揚他。元順帝，有名的昏君吧，其實在他任內，就是因為治理黃河，成為一個直接誘因，導致了紅巾軍大起義，以致最後丟了中原，逃回了塞外。
還有那永不加賦，又是康大帝一個被廣為稱頌的德政。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征糧丁冊定為常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應該承認，就事論事，康熙此舉出發點是利於民眾的，至於具體操作中存在“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在官謂之補，在民謂之累”等不好現象，不應該抹殺大方向的正確性，卻也不宜評估過高，因為原來的賦稅基礎已經夠“雄厚紮實”了。
大凡講到賦稅時，常會說明時太重，大清就相對輕多了，清代帝王也是不斷自我歌頌一再減稅的，真相究竟如何？按官方記載，明中後期人口大致在六千萬上下，而清直至康熙後期還不到三千萬人，當然也有說兩個時期人口分別是兩億和一億的，不管哪個數字正確，也都是康熙時要少兩倍。至於田地數量，明萬曆時已有七百餘萬頃，而清順治十八年（1661）五百四十餘萬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百餘萬頃，直至幹隆十八年（1753）達七百餘萬頃，才剛剛與明萬曆時持平，而康熙中期竟少了百萬頃（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如此，再比較一下雙方徵收賦稅的多寡便一目了然。
社會發展縱深看（2）
明萬曆初期兩稅收入實征白銀兩百六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兩，若將本色米按照時價（米一石價銀一兩，麥一石價銀五分之四兩），則兩稅收入可達兩千兩百一十七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商業稅收入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林楓《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據此，歷經兩百年的內部平穩發展後，明朝總賦稅不過兩千五百萬兩左右。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因抵抗滿洲人（建州女真）侵略加派遼餉，崇禎後期內憂外患加劇又被迫加派剿餉、練餉，合稱“三餉”，最高時達兩千一百萬兩，但剿餉僅存在三年便停止了，練餉也是最後五年才存在的，頂多隻有兩年能夠並算。
後世常把“三餉”加派作為明亡一個主因，其實清人入關後明廢實存。遼餉（九厘額銀）、剿餉，終清一代再未蠲除；還有呢，像多爾袞邊外築城便又加派錢糧兩百五十餘萬兩，比明崇禎初期戶部一年實收銀都多。應該講，清初國家戰亂更甚、田地人口遠遜的情況下，賦稅仍不比晚明少。
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八年（1551），清廷僅征銀就達兩千一百一十萬零一百四十二兩，另有米豆麥等五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多麽龐大的數字！而在又一場大規模的三藩之亂後，地丁銀竟年收入兩千六百至兩千八百萬兩了，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萬兩，再加其他收入，一年稅收近三千萬兩。（白壽彝等《中國通史》）
另外，大清江南諸省每年都要漕運田糧入京師，數千裏運費皆出自納糧戶，謂之“浮收”，範圍之廣，幾乎額徵田糧無不納入也。還有每年徵收賦糧，往往折錢交納，謂之“折色”。但無論漕糧折色或地丁銀折錢交納，折合之時，莫不高出當時當地銀價很多，謂之“折勒”，自康熙年間便屢禁不絕，民眾僅此一項，實際交納賦額即達正額的二至四倍。由此觀之，康大帝時民眾負擔是輕是重就不用多說了吧？而這還不算幾次大戰所帶來的額外負擔呢。
至於圈地（見攝政卷），康熙八年（1669）終於下令禁止，把京畿之地無償分給無地農民。看起來超級愛民之舉，實則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地本就是苦難民眾的。清人入關後，對被征服者採取了剃髮、易服、圈地、投充等一係列殘酷暴行，手段令人髮指，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說圈地，滿洲從皇帝到王公宗室乃至八旗官兵，僅北京城四周便占地一十六萬兩千三百頃，圈地裏的老百姓身份形同奴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隸製度在華夏文明大地上的再度上演，堪稱歷史的大倒退。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帝西巡時，山西巡撫噶禮驅使百姓一直跑到直隸望都界內恭迎聖駕，又花了三十多萬兩白銀建行宮，還獻了四個美女。康熙表麵上很是批評了一番，私下裏卻受用得很呢。以後對這位出了名的貪贓枉法之徒更是寵愛信任了，誰敢彈劾？撤職！山西太窮？那就讓愛卿去幹兩江總督吧！天下還有哪裏富過江南？
再說康熙治河的功績。那黃河連帶運河、淮河等水患，清初一大害，康熙時歷經三十餘年，終於對其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治理，成效不錯，利國利民，值得稱頌，可物極必反，頌得太高就讓人厭了。其實這治河歷朝歷代都有，隻要正常朝廷正常帝王都會去做的事，就連歷史上不少被人痛罵的也做過呢。
略舉兩例。明萬曆時就大力治理過黃河，確保了五十年無大患，論功絲毫不遜康熙這一次，好像也沒人去讚揚他。元順帝，有名的昏君吧，其實在他任內，就是因為治理黃河，成為一個直接誘因，導致了紅巾軍大起義，以致最後丟了中原，逃回了塞外。
還有那永不加賦，又是康大帝一個被廣為稱頌的德政。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決定以康熙五十年征糧丁冊定為常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應該承認，就事論事，康熙此舉出發點是利於民眾的，至於具體操作中存在“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在官謂之補，在民謂之累”等不好現象，不應該抹殺大方向的正確性，卻也不宜評估過高，因為原來的賦稅基礎已經夠“雄厚紮實”了。
大凡講到賦稅時，常會說明時太重，大清就相對輕多了，清代帝王也是不斷自我歌頌一再減稅的，真相究竟如何？按官方記載，明中後期人口大致在六千萬上下，而清直至康熙後期還不到三千萬人，當然也有說兩個時期人口分別是兩億和一億的，不管哪個數字正確，也都是康熙時要少兩倍。至於田地數量，明萬曆時已有七百餘萬頃，而清順治十八年（1661）五百四十餘萬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百餘萬頃，直至幹隆十八年（1753）達七百餘萬頃，才剛剛與明萬曆時持平，而康熙中期竟少了百萬頃（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稅統計》）。如此，再比較一下雙方徵收賦稅的多寡便一目了然。
社會發展縱深看（2）
明萬曆初期兩稅收入實征白銀兩百六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兩，若將本色米按照時價（米一石價銀一兩，麥一石價銀五分之四兩），則兩稅收入可達兩千兩百一十七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兩，商業稅收入總額不過三百四十萬兩（林楓《萬曆礦監稅使原因再探》）。據此，歷經兩百年的內部平穩發展後，明朝總賦稅不過兩千五百萬兩左右。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因抵抗滿洲人（建州女真）侵略加派遼餉，崇禎後期內憂外患加劇又被迫加派剿餉、練餉，合稱“三餉”，最高時達兩千一百萬兩，但剿餉僅存在三年便停止了，練餉也是最後五年才存在的，頂多隻有兩年能夠並算。
後世常把“三餉”加派作為明亡一個主因，其實清人入關後明廢實存。遼餉（九厘額銀）、剿餉，終清一代再未蠲除；還有呢，像多爾袞邊外築城便又加派錢糧兩百五十餘萬兩，比明崇禎初期戶部一年實收銀都多。應該講，清初國家戰亂更甚、田地人口遠遜的情況下，賦稅仍不比晚明少。
據《清實錄》記載，順治八年（1551），清廷僅征銀就達兩千一百一十萬零一百四十二兩，另有米豆麥等五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多麽龐大的數字！而在又一場大規模的三藩之亂後，地丁銀竟年收入兩千六百至兩千八百萬兩了，留存地方支用約八百三十萬兩，再加其他收入，一年稅收近三千萬兩。（白壽彝等《中國通史》）
另外，大清江南諸省每年都要漕運田糧入京師，數千裏運費皆出自納糧戶，謂之“浮收”，範圍之廣，幾乎額徵田糧無不納入也。還有每年徵收賦糧，往往折錢交納，謂之“折色”。但無論漕糧折色或地丁銀折錢交納，折合之時，莫不高出當時當地銀價很多，謂之“折勒”，自康熙年間便屢禁不絕，民眾僅此一項，實際交納賦額即達正額的二至四倍。由此觀之，康大帝時民眾負擔是輕是重就不用多說了吧？而這還不算幾次大戰所帶來的額外負擔呢。
至於圈地（見攝政卷），康熙八年（1669）終於下令禁止，把京畿之地無償分給無地農民。看起來超級愛民之舉，實則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地本就是苦難民眾的。清人入關後，對被征服者採取了剃髮、易服、圈地、投充等一係列殘酷暴行，手段令人髮指，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說圈地，滿洲從皇帝到王公宗室乃至八旗官兵，僅北京城四周便占地一十六萬兩千三百頃，圈地裏的老百姓身份形同奴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隸製度在華夏文明大地上的再度上演，堪稱歷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