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免淩遲（恩典呀），即刻處斬。方孝標已逝，也不行，開棺揚灰！慘忍之至！相關人員斬的斬，發配東北的發配，入旗為奴的為奴，妻子兒女自然也都跟著遭殃了。方苞也本該斬首的，後因康熙寵臣李光地相救才得以不死，但經此打擊，徹底洗腦，今後人生十足良民文人一個了。
對這個案子，及以前的莊延鑨案，康熙曾對李光地發表過偉大帝王的見解：“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不僅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到頭來還怪你自己呢。
康熙時代的文字獄，遠不止此。像徐駿案、鹿樵紀聞案、朱方旦案、王錫侯案、陳鵬年詩案、徐轉造書詞案，等等，包括很多方麵，並不僅僅是因為防製漢人反清。比如朱方旦案，就有科學方麵的壓製在裏麵。總體來講，有清一代文字獄，非始於康熙，也非全盛於康熙，順治時便有，規模不大；真正搞大文字獄、殺人也多的，則是從康熙時代開始的，從此愈演愈烈，至幹隆時走向極至也。
集權專製攀高峰（4）
這種東西對國家社會的危害極大，深入骨髓型，比戰爭的摧殘還要厲害。民眾害怕了，不敢去觸摸現實問題，生怕啥地方犯了禁，那可是要殺頭，甚至誅滅九族的。有清一代文人考據學盛行，就是這個道理，因為鑽進故紙堆裏，才是最安全的。長此以往，整個社會都凝固了，呆滯了，僵化了，晚明的那種思想大活躍大解放真是一去不復返了，而這才是阻礙發展的最根本的東西！思想的被禁錮，引發的是一連患的惡性效應，學術文化、科技製度等各個方麵都將為之停滯，國家真是離全麵衰落不遠了。
更甚者，有清一代還在專製方麵推波助瀾。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個文化極端落後者，滿洲貴族入主中原，確卻說，入據遼東後，不可避免會漢化，向大明全麵學習。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東亞，漢化就是走向文明，文明就必須進行漢化，除非你再回到茹毛飲血的年代。至於漢化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任何文明都有其精華與糟粕，漢文明同樣如此。表現在國家統治方麵，既有大開大合，也有抱殘守缺，民主與專製、開放與封閉、唯物與唯心等皆在其中對立統一著，但如前所言，前者才是主流的，就是到了晚明的最後階段，國家已風雨飄搖之際，仍具有開放大氣的一麵。
可惜新來的征服者，學習時囫圇吞棗，什麽都學了，又重點掌握了他們最想學的東西――最能長治久安的統治方式和最具防範功能的駕馭手段。這對他們來講，比什麽都重要。由此，大興文字獄就能理解了，也能明白大清在統治方式上為何採取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能禁錮人們思想的那一套了。
就說康熙，一向被捧為極其勤奮好學的帝王，究竟從漢文明中學到了什麽呢？“民為貴，君為輕”？他肯定不會學。隋唐宋明？學了，但更多是符合他集權統治思想的東西，甚至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倒是晚明已基本棄之的程朱理學中的大量糟粕，康大帝卻拿過來發揚光大了，甚至於捏在手中盡情把完，最大限度為己所用。
康熙曾自稱“一生讀書五十載，隻認得朱子所做何事”。他下詔升朱熹配祀孔廟“十哲”之列，牌位也進入大成殿，並重新刊行《朱子全書》，組織編寫《性理精義》等，頒行全國，並在親手操刀的序言中，盛讚朱熹“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帷幕，朱熹被推上了實際僅次於孔子的地位，理學也步入了極盛時代，牢牢占據著帝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對民眾的束縛至深至遠矣。
可以說，有清一代表麵上把孔子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籠絡中原民族歸心的招牌，實則其統治民眾的極辣手段並非真正的孔孟學說，就連罷黜百家後的也不是，而是朱喜集大成的新儒學——理學。它更能維護專製統治，更能禁錮民眾思想，更能產生廣大順民，與過去的儒學已有根本的不同。而這個不同才是大清統治者最為關注需要的，才是康大帝極端高捧朱熹的根本之所在。
恰逢大清完成征服後的第一個治世帝王，又進行著長期穩定的統治，康熙的所作所為堪稱帝國今後走向的基石，直接決定著未來發展的方向，地位至關重要！可惜他沒能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中國史上最集權專製的統治就是他奠定發展的，到了幹隆時代，已是“日臻化境，完美無缺”了。
直接後果是什麽？整個社會的頑固不化、因循守舊，民眾的愚昧麻木、奴性十足，帝國的創造力、生命力、解放力降至最低點，隻能在最基礎、最傳統的模子裏打轉徘徊，即使有前進，也隻是重複著百年前、千年前的老路，可新時代的要求已經根本不同了。
社會發展縱深看（1）
康熙的幾項所謂大功業被拔得太高了，帝國內部建設同樣如此，捧康者們絲毫不吝世間最優美的詞藻來讚美，聖主的光芒萬丈四射。
事實果真如此嗎？就說康熙的寬仁愛民又能讓人相信多少？不錯，康熙沒有幹隆那麽狠辣，但也絕不是一個善角。沿海遷界（見台灣篇）給東南沿海帶來的破壞，當地民眾因此所受的災難，都是無法想像的驚人慘重，也是亙古未有的極端暴行，雖說始於順康之交，前期又是四輔臣主政，可康熙親政了十來年，也未見廢除呀？就是消滅了明鄭，收復了台灣，沒有任何理由了，不還是在施琅等人的力諫之下，才總算良心發現廢除之！僅此一點，何談康大帝的寬與仁？還有平三藩之亂時，清軍沿途對平民的燒殺搶掠相當慘烈，也未見康熙有絲毫的製止？至於前文已說的文字獄，就更是體現不出愛民的本色了。
對這個案子，及以前的莊延鑨案，康熙曾對李光地發表過偉大帝王的見解：“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不僅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到頭來還怪你自己呢。
康熙時代的文字獄，遠不止此。像徐駿案、鹿樵紀聞案、朱方旦案、王錫侯案、陳鵬年詩案、徐轉造書詞案，等等，包括很多方麵，並不僅僅是因為防製漢人反清。比如朱方旦案，就有科學方麵的壓製在裏麵。總體來講，有清一代文字獄，非始於康熙，也非全盛於康熙，順治時便有，規模不大；真正搞大文字獄、殺人也多的，則是從康熙時代開始的，從此愈演愈烈，至幹隆時走向極至也。
集權專製攀高峰（4）
這種東西對國家社會的危害極大，深入骨髓型，比戰爭的摧殘還要厲害。民眾害怕了，不敢去觸摸現實問題，生怕啥地方犯了禁，那可是要殺頭，甚至誅滅九族的。有清一代文人考據學盛行，就是這個道理，因為鑽進故紙堆裏，才是最安全的。長此以往，整個社會都凝固了，呆滯了，僵化了，晚明的那種思想大活躍大解放真是一去不復返了，而這才是阻礙發展的最根本的東西！思想的被禁錮，引發的是一連患的惡性效應，學術文化、科技製度等各個方麵都將為之停滯，國家真是離全麵衰落不遠了。
更甚者，有清一代還在專製方麵推波助瀾。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個文化極端落後者，滿洲貴族入主中原，確卻說，入據遼東後，不可避免會漢化，向大明全麵學習。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東亞，漢化就是走向文明，文明就必須進行漢化，除非你再回到茹毛飲血的年代。至於漢化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任何文明都有其精華與糟粕，漢文明同樣如此。表現在國家統治方麵，既有大開大合，也有抱殘守缺，民主與專製、開放與封閉、唯物與唯心等皆在其中對立統一著，但如前所言，前者才是主流的，就是到了晚明的最後階段，國家已風雨飄搖之際，仍具有開放大氣的一麵。
可惜新來的征服者，學習時囫圇吞棗，什麽都學了，又重點掌握了他們最想學的東西――最能長治久安的統治方式和最具防範功能的駕馭手段。這對他們來講，比什麽都重要。由此，大興文字獄就能理解了，也能明白大清在統治方式上為何採取的是中國歷史上最能禁錮人們思想的那一套了。
就說康熙，一向被捧為極其勤奮好學的帝王，究竟從漢文明中學到了什麽呢？“民為貴，君為輕”？他肯定不會學。隋唐宋明？學了，但更多是符合他集權統治思想的東西，甚至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倒是晚明已基本棄之的程朱理學中的大量糟粕，康大帝卻拿過來發揚光大了，甚至於捏在手中盡情把完，最大限度為己所用。
康熙曾自稱“一生讀書五十載，隻認得朱子所做何事”。他下詔升朱熹配祀孔廟“十哲”之列，牌位也進入大成殿，並重新刊行《朱子全書》，組織編寫《性理精義》等，頒行全國，並在親手操刀的序言中，盛讚朱熹“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帷幕，朱熹被推上了實際僅次於孔子的地位，理學也步入了極盛時代，牢牢占據著帝國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對民眾的束縛至深至遠矣。
可以說，有清一代表麵上把孔子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籠絡中原民族歸心的招牌，實則其統治民眾的極辣手段並非真正的孔孟學說，就連罷黜百家後的也不是，而是朱喜集大成的新儒學——理學。它更能維護專製統治，更能禁錮民眾思想，更能產生廣大順民，與過去的儒學已有根本的不同。而這個不同才是大清統治者最為關注需要的，才是康大帝極端高捧朱熹的根本之所在。
恰逢大清完成征服後的第一個治世帝王，又進行著長期穩定的統治，康熙的所作所為堪稱帝國今後走向的基石，直接決定著未來發展的方向，地位至關重要！可惜他沒能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中國史上最集權專製的統治就是他奠定發展的，到了幹隆時代，已是“日臻化境，完美無缺”了。
直接後果是什麽？整個社會的頑固不化、因循守舊，民眾的愚昧麻木、奴性十足，帝國的創造力、生命力、解放力降至最低點，隻能在最基礎、最傳統的模子裏打轉徘徊，即使有前進，也隻是重複著百年前、千年前的老路，可新時代的要求已經根本不同了。
社會發展縱深看（1）
康熙的幾項所謂大功業被拔得太高了，帝國內部建設同樣如此，捧康者們絲毫不吝世間最優美的詞藻來讚美，聖主的光芒萬丈四射。
事實果真如此嗎？就說康熙的寬仁愛民又能讓人相信多少？不錯，康熙沒有幹隆那麽狠辣，但也絕不是一個善角。沿海遷界（見台灣篇）給東南沿海帶來的破壞，當地民眾因此所受的災難，都是無法想像的驚人慘重，也是亙古未有的極端暴行，雖說始於順康之交，前期又是四輔臣主政，可康熙親政了十來年，也未見廢除呀？就是消滅了明鄭，收復了台灣，沒有任何理由了，不還是在施琅等人的力諫之下，才總算良心發現廢除之！僅此一點，何談康大帝的寬與仁？還有平三藩之亂時，清軍沿途對平民的燒殺搶掠相當慘烈，也未見康熙有絲毫的製止？至於前文已說的文字獄，就更是體現不出愛民的本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