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專製攀高峰（2）
六十一年的大帝（擒鰲拜後算五十三年），讓人嘖嘖稱嘆外，卻也給大清集權統治提供了一個穩定充足的、成為參天大樹的極佳機會。以後的雍正、幹隆不過是再讓它枝葉更茂而已。
這樣說可能與康熙留給世人的形象不符，但真相就是如此。試問康熙親政後那麽長時間，有出現過一個諍臣嗎？沒有，大臣們全都是唯唯諾諾的，頂多也是就事論事，談點看法，然後每次又都是康熙力排眾議，作出最後的英明決斷。雖然有點誇大，一個人怎麽可能如此偉大，從中卻也看出了康大帝有多麽的獨斷專行。
當然專不僅是製度上的專，更有思想上的控，這才是最可怕的，民眾的聰明才智、國家的生氣活力，將會因此而消亡殆盡，想想看，沒有了前進的推動力，還能再談什麽前論什麽進？
有清一代思想控製之深之廣之高，歷代無出其右也。客觀上講，大清入關後，被征服者龐大到比征服者高出幾百倍，文明程度毫不誇張地說又何止千倍，後者有極強的防範之心也屬正常，但能像滿洲貴族這樣殘酷打壓的，恐怕人類史上也不多見。無情殺戮不講，強迫被征服者剃髮易服，直接從文化、心理等認同上進行摧殘，手段之毒、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也不會有來者了吧。還有像圈地、投充等，更把被征服者當奴隸看待，某種程度上講簡直奴是隸製度的再現了。
諸如此類，對一個被征服民族從內到外已經層層加了緊箍咒，不是孫悟空頭上的唐僧認為你做了壞事才念的咒，而是無端隨意便可產生極大恐怖後果的那一類。可想而知，對民眾的束縛壓製有多大了。
到了康熙時代，如此直接且流於表麵的手段開始慢慢消失，捧康者們便大肆吹捧，聖主就是聖呀，你看多仁義，卻掩蓋了以前這樣做得混蛋，現在稍加改進不過是走向正常化而已。被征服者頭上的金錢鼠尾不還在那兒頂著嗎？傳統服飾不仍在故紙堆裏放著嗎？帝國到了他那個時候，已經趨向緩和穩定了，調整一下過去殘暴手段，給它披上一件溫情的外衣，就值得歌頌了？
何況統治者們又有了一個新手段，看起來冠冕堂皇，卻以血流成河為背景，以萬馬齊喑為代價，實則更狠更酷，那就是文字獄。這東西曆朝歷代都有，也非大清獨創，但全盛時代大清也。
秦始皇殺了些儒生，焚了些書，便被痛罵兩千年，成了集權專製的代表，可這在清代算得了什麽？十足小兒科！就是被捧康者稱為相對緩和的康熙時代，找兩個往那一放，他也根本上不了台麵呀。
前文多次講過，康熙不論做什麽事，哪怕慘無人道到了極點，也總會有人出來替他打圓場。就像這文字獄，缺德事沒少做呀？竟被解釋成比起幹隆來要少多了，而且事發原因也非後來那樣的不可理喻，甚至是漢人自己揭發，沒滿洲人啥事。
看看，什麽思維！好比殺了一人，不願認罪，憑啥嗎？有的人殺好多呢，咱這算是輕得了，且咱殺人隻是一刀結果性命，不象人家用五馬分屍、磔刑啥的，痛苦要輕多啦！真是天下之大，啥人都有，這些人比起造惡者還要可惡。
康熙一朝文字獄大大小小一二十有吧，最有名者兩個。莊延鑨明史案不能算到他頭上，那會兒他還是不到十歲的孩子，另一個他不負首責誰也不夠格擔著嘍。
集權專製攀高峰（3）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文學家，著名的桐城學派奠基人。少有亡明之痛，但絕無反清之誌，前者原中原之士多少都有點吧，後者就非一般人能具備了，那是需要膽量、勇氣和奉獻精神的。戴名世為人頗有一點文人的傲骨，社會上人氣指數也很高。要說與當朝作對，那是斷然算不上的，他年方五十七歲還堅持考取大清的進士，搞了個翰林院編修幹幹呢。
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會想到，好不容易入了當朝的仕，也算表明了人生態度，卻因過去一個興趣愛好，招來了殺身之禍，並引發了兩起文字獄的大案。原來戴名世金榜題名前，曾有學生尤雲鶚為他編輯了一本《南山集偶鈔》，就是後來著名的《南山集》，記載南明史的，大散文家方苞等在書前也作了序，刊行後風靡江南，很是有名。
本來沒啥，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不曾想做官後，卻出了問題。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書生意氣了些，直爽坦誠了點，得罪了同僚吧，結果被小人參了一本。你戴名世竟敢私刻文集，多狂妄語，且用南明諸帝年號，而置本朝於何顧？難道你想反清復明？罪該萬死！
其實文集內沒有絲毫攻擊大清的字眼，僅僅有一段文字用了“永曆”年號，絕非全部。康熙卻不管那麽多，得知後龍顏大怒，責令嚴糾細察，事情一下子搞大了，立馬世上有了一個《南山集》大案要案，牽涉人員也越來越多。
還不止呢！就因書中一文《與餘生書》，談到了方孝標的《黔滇紀聞》，載有南明桂王抗清事跡，結果又牽扯出另一大案——方孝標案。方也是桐城人，以文見著，方苞便是他侄子，順治年間進士，做過當朝內弘文院伺讀學士，曾在吳三桂那裏幹過，後根據在滇黔所見所聞南明抗清事，寫了《滇黔紀聞》一書。
具體寫的什麽並不重要，這已足夠。結果兩案合併處理，受株連者一百多人，就這還是康熙要過六十大壽從寬處理的呢。當然，肯定也有聖祖仁義慈悲為懷的因素了，這點是不能不說的。
六十一年的大帝（擒鰲拜後算五十三年），讓人嘖嘖稱嘆外，卻也給大清集權統治提供了一個穩定充足的、成為參天大樹的極佳機會。以後的雍正、幹隆不過是再讓它枝葉更茂而已。
這樣說可能與康熙留給世人的形象不符，但真相就是如此。試問康熙親政後那麽長時間，有出現過一個諍臣嗎？沒有，大臣們全都是唯唯諾諾的，頂多也是就事論事，談點看法，然後每次又都是康熙力排眾議，作出最後的英明決斷。雖然有點誇大，一個人怎麽可能如此偉大，從中卻也看出了康大帝有多麽的獨斷專行。
當然專不僅是製度上的專，更有思想上的控，這才是最可怕的，民眾的聰明才智、國家的生氣活力，將會因此而消亡殆盡，想想看，沒有了前進的推動力，還能再談什麽前論什麽進？
有清一代思想控製之深之廣之高，歷代無出其右也。客觀上講，大清入關後，被征服者龐大到比征服者高出幾百倍，文明程度毫不誇張地說又何止千倍，後者有極強的防範之心也屬正常，但能像滿洲貴族這樣殘酷打壓的，恐怕人類史上也不多見。無情殺戮不講，強迫被征服者剃髮易服，直接從文化、心理等認同上進行摧殘，手段之毒、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也不會有來者了吧。還有像圈地、投充等，更把被征服者當奴隸看待，某種程度上講簡直奴是隸製度的再現了。
諸如此類，對一個被征服民族從內到外已經層層加了緊箍咒，不是孫悟空頭上的唐僧認為你做了壞事才念的咒，而是無端隨意便可產生極大恐怖後果的那一類。可想而知，對民眾的束縛壓製有多大了。
到了康熙時代，如此直接且流於表麵的手段開始慢慢消失，捧康者們便大肆吹捧，聖主就是聖呀，你看多仁義，卻掩蓋了以前這樣做得混蛋，現在稍加改進不過是走向正常化而已。被征服者頭上的金錢鼠尾不還在那兒頂著嗎？傳統服飾不仍在故紙堆裏放著嗎？帝國到了他那個時候，已經趨向緩和穩定了，調整一下過去殘暴手段，給它披上一件溫情的外衣，就值得歌頌了？
何況統治者們又有了一個新手段，看起來冠冕堂皇，卻以血流成河為背景，以萬馬齊喑為代價，實則更狠更酷，那就是文字獄。這東西曆朝歷代都有，也非大清獨創，但全盛時代大清也。
秦始皇殺了些儒生，焚了些書，便被痛罵兩千年，成了集權專製的代表，可這在清代算得了什麽？十足小兒科！就是被捧康者稱為相對緩和的康熙時代，找兩個往那一放，他也根本上不了台麵呀。
前文多次講過，康熙不論做什麽事，哪怕慘無人道到了極點，也總會有人出來替他打圓場。就像這文字獄，缺德事沒少做呀？竟被解釋成比起幹隆來要少多了，而且事發原因也非後來那樣的不可理喻，甚至是漢人自己揭發，沒滿洲人啥事。
看看，什麽思維！好比殺了一人，不願認罪，憑啥嗎？有的人殺好多呢，咱這算是輕得了，且咱殺人隻是一刀結果性命，不象人家用五馬分屍、磔刑啥的，痛苦要輕多啦！真是天下之大，啥人都有，這些人比起造惡者還要可惡。
康熙一朝文字獄大大小小一二十有吧，最有名者兩個。莊延鑨明史案不能算到他頭上，那會兒他還是不到十歲的孩子，另一個他不負首責誰也不夠格擔著嘍。
集權專製攀高峰（3）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文學家，著名的桐城學派奠基人。少有亡明之痛，但絕無反清之誌，前者原中原之士多少都有點吧，後者就非一般人能具備了，那是需要膽量、勇氣和奉獻精神的。戴名世為人頗有一點文人的傲骨，社會上人氣指數也很高。要說與當朝作對，那是斷然算不上的，他年方五十七歲還堅持考取大清的進士，搞了個翰林院編修幹幹呢。
恐怕連他自己都不會想到，好不容易入了當朝的仕，也算表明了人生態度，卻因過去一個興趣愛好，招來了殺身之禍，並引發了兩起文字獄的大案。原來戴名世金榜題名前，曾有學生尤雲鶚為他編輯了一本《南山集偶鈔》，就是後來著名的《南山集》，記載南明史的，大散文家方苞等在書前也作了序，刊行後風靡江南，很是有名。
本來沒啥，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不曾想做官後，卻出了問題。可能與他的性格有關，書生意氣了些，直爽坦誠了點，得罪了同僚吧，結果被小人參了一本。你戴名世竟敢私刻文集，多狂妄語，且用南明諸帝年號，而置本朝於何顧？難道你想反清復明？罪該萬死！
其實文集內沒有絲毫攻擊大清的字眼，僅僅有一段文字用了“永曆”年號，絕非全部。康熙卻不管那麽多，得知後龍顏大怒，責令嚴糾細察，事情一下子搞大了，立馬世上有了一個《南山集》大案要案，牽涉人員也越來越多。
還不止呢！就因書中一文《與餘生書》，談到了方孝標的《黔滇紀聞》，載有南明桂王抗清事跡，結果又牽扯出另一大案——方孝標案。方也是桐城人，以文見著，方苞便是他侄子，順治年間進士，做過當朝內弘文院伺讀學士，曾在吳三桂那裏幹過，後根據在滇黔所見所聞南明抗清事，寫了《滇黔紀聞》一書。
具體寫的什麽並不重要，這已足夠。結果兩案合併處理，受株連者一百多人，就這還是康熙要過六十大壽從寬處理的呢。當然，肯定也有聖祖仁義慈悲為懷的因素了，這點是不能不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