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康幹時期，歐洲不會也不可能派出一支大軍萬裏跋涉遠征中國。不像蒙古人的遊牧騎兵，可以短時間在歐亞大陸上縱橫馳騁，一支以熱兵器為主的大軍，遠征中的運輸、後勤等要複雜得多，他們的綜合實力不見得能支撐得了。就是到了晚清，西方侵華軍隊一次最多也不過兩萬人，還是多國組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英軍剛開始才四千人，其中大部分還是印度人，後來增加到一萬多人，退回到百多年前，怎會出動更多的部隊呢？當然晚清因素更複雜些，比如人家就這點人照樣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幹嗎還要派那麽多人？有一點可以相信，康大帝時，英軍想用四千先鋒隊就來征服中國，癡心妄想也。
何況距離產生美，那時歐洲把中國看得可高了——充滿神秘的理想化的國度，甚至一切都是那麽美好，是他們需要學習的榜樣。隻是到了幹隆晚期西人來華，實地一看，原來如此！才對中國漸有一個客觀的了解。以此心態，他們又怎會與一個心目中完美高大的巨人拚個你死我活呢？也不敢呀。
其實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巨人是泥足的，根基極端不穩，即便不像晚清時一觸即倒，三碰四撞下也肯定是站不穩的。康熙幸運至極（當然幹隆這一點更是），正好趕上環宇兩個大時代的縫隙處，冷兵器時代強大無比的遊牧風暴漸已遠去，而熱兵器時代的西方強敵還未開始專注於遙遠的東方巨龍，這才是康幹能達到百年穩定的關鍵所在。否則，可憐的道光就會變成幹隆、雍正，甚至康熙了，因為實在看不出，康幹與嘉慶及道光前期到底有啥不一樣。
（此章結束）
集權專製攀高峰（1）
別看康熙大功業擺在麵前，表現不咋地，一副欠考慮無遠謀的樣子：想擺平三藩，卻激發了一場大亂，社會發展何止倒退十年；順手牽羊拿下台灣，差點主動放棄，多虧了施琅等漢大臣的堅持；抗擊沙俄入侵，大優之下簽了一個事實上的不平等條約；打擊噶爾丹興師動眾，以石擊卵，卻不打算一勞永逸，結果給子孫留下一個大難題，直到孫子幹隆時才解決掉。不過有一樣，咱們的康大帝可謂高瞻遠矚，繼往開來，實現了大清乃至中國歷史上一個根本性的大跨越，“功在千秋”，著實應該好好宣揚一番。
回首中國往事，苦大仇深者一般都喜歡嘮叨，比如兩千年封建專製怎麽怎麽的，其實大謬也。人類文明史上，咱們是最自力更生發展了極具開放活躍並有現代民主火花的燦爛文明，宋代達至巔峰，獨步世界也，其後雖有滑落甚至中斷，也可看到明後期政治社會等各方麵依然保留，某些方麵甚至還有很大的拓展。
晚明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從政治經濟多個角度看，都屬於（咱們至今還認為屬於）資本主義模式的大發展時代。江南更是開風氣之先，確實看不出來與當時的西歐有啥本質性區別。想像力再豐富一下，假如沒有因為入侵後再中斷（元時已搞過一次），今後的中國將會是一個怎樣的震憾場景？但歷史是無情的，隨著又一巨變的到來，一切都落花流水東去也。
大清入關之初，也就是多爾袞順治時代，對被征服者實行了諸多殘酷壓迫的手段，剃髮、圈地、投充等，奴役性質明顯。歷史已經開始倒退，但畢竟忙著再征服，撲滅那些反抗之火，還沒來得及在思想製度等方麵進行更多上規模的鉗製，直至康大帝降臨，才徹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此走向了萬馬齊喑的集權大專製時代。
大凡一個民族剛從蒙昧走來時，政治上一般都會有一個比較原始初級的貴族民主製階段，大事方針尚能做到在上層小圈子裏群議群策，就是選誰當頭也要大家來定奪。如果主要靠自己一點點發展走向文明的，一般這種民主製會維持一個較長時段，直到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為止。但是像滿洲人這種因為旁邊有一個先進文明在照耀著它，往往會迅速轉變為君主專製。看起來好像是倒退，卻是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不是講過螺旋式上升嗎？人類民族大抵如此，除非他們仍然處於蒙昧階段。
滿洲人前兩代，無論努爾哈赤於天命七年（1622）實行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還是皇太極於崇德二年（1637）創建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那種集體決定國家重大機密事務的方式，無不包含著貴族民主製的色彩，有點原始議會的架式，隻是最高領袖已從部落聯盟酋長飛速向高高在上的集權君主跨越了。
皇太極即位沒多久，即取消了與其他三大貝勒並坐的製度，大力強化了君權，到取消汗號，正式稱帝後，儼然已具備中原王朝早就有的那種帝王架式了。不過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功能還是存在的，皇太極逝後，新皇帝的誕生最後也是通過它產生的。當然，個人權威在其中比製度要來得更迅猛、更實際些，不然怎麽說是初級原始的，不能和現在的比呢？話說回來，那些搞議會民主一套玩意的國家，又有幾個是貨真價實的？形式民主容易，真正民主難呀。
其後多爾袞順治時代，大清皇權已越來越集權化了，順治逝前直接任命繼承人，並選拔了四位自己親信的異姓大臣輔佐，徹底把諸王貝勒大臣們拋在了一邊，議政王大臣會議棄置一旁，已到了根本性轉變的臨界點了。再經四輔臣時代的過渡，康大帝親政後，小小年紀便煞是了得，短短兩年便擒鰲拜，粉碎了朝中大臣最後一點製衡君權的力量。待到康熙十六年（1667），設置南書房為中樞，構建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套輔助決策班子，議政王大臣會議更加形同虛設，皇帝真正惟我獨尊了。雍正時期開始設立的軍機處，可以說是南書房向著集權專製方麵的延伸與拓展。
何況距離產生美，那時歐洲把中國看得可高了——充滿神秘的理想化的國度，甚至一切都是那麽美好，是他們需要學習的榜樣。隻是到了幹隆晚期西人來華，實地一看，原來如此！才對中國漸有一個客觀的了解。以此心態，他們又怎會與一個心目中完美高大的巨人拚個你死我活呢？也不敢呀。
其實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巨人是泥足的，根基極端不穩，即便不像晚清時一觸即倒，三碰四撞下也肯定是站不穩的。康熙幸運至極（當然幹隆這一點更是），正好趕上環宇兩個大時代的縫隙處，冷兵器時代強大無比的遊牧風暴漸已遠去，而熱兵器時代的西方強敵還未開始專注於遙遠的東方巨龍，這才是康幹能達到百年穩定的關鍵所在。否則，可憐的道光就會變成幹隆、雍正，甚至康熙了，因為實在看不出，康幹與嘉慶及道光前期到底有啥不一樣。
（此章結束）
集權專製攀高峰（1）
別看康熙大功業擺在麵前，表現不咋地，一副欠考慮無遠謀的樣子：想擺平三藩，卻激發了一場大亂，社會發展何止倒退十年；順手牽羊拿下台灣，差點主動放棄，多虧了施琅等漢大臣的堅持；抗擊沙俄入侵，大優之下簽了一個事實上的不平等條約；打擊噶爾丹興師動眾，以石擊卵，卻不打算一勞永逸，結果給子孫留下一個大難題，直到孫子幹隆時才解決掉。不過有一樣，咱們的康大帝可謂高瞻遠矚，繼往開來，實現了大清乃至中國歷史上一個根本性的大跨越，“功在千秋”，著實應該好好宣揚一番。
回首中國往事，苦大仇深者一般都喜歡嘮叨，比如兩千年封建專製怎麽怎麽的，其實大謬也。人類文明史上，咱們是最自力更生發展了極具開放活躍並有現代民主火花的燦爛文明，宋代達至巔峰，獨步世界也，其後雖有滑落甚至中斷，也可看到明後期政治社會等各方麵依然保留，某些方麵甚至還有很大的拓展。
晚明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從政治經濟多個角度看，都屬於（咱們至今還認為屬於）資本主義模式的大發展時代。江南更是開風氣之先，確實看不出來與當時的西歐有啥本質性區別。想像力再豐富一下，假如沒有因為入侵後再中斷（元時已搞過一次），今後的中國將會是一個怎樣的震憾場景？但歷史是無情的，隨著又一巨變的到來，一切都落花流水東去也。
大清入關之初，也就是多爾袞順治時代，對被征服者實行了諸多殘酷壓迫的手段，剃髮、圈地、投充等，奴役性質明顯。歷史已經開始倒退，但畢竟忙著再征服，撲滅那些反抗之火，還沒來得及在思想製度等方麵進行更多上規模的鉗製，直至康大帝降臨，才徹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此走向了萬馬齊喑的集權大專製時代。
大凡一個民族剛從蒙昧走來時，政治上一般都會有一個比較原始初級的貴族民主製階段，大事方針尚能做到在上層小圈子裏群議群策，就是選誰當頭也要大家來定奪。如果主要靠自己一點點發展走向文明的，一般這種民主製會維持一個較長時段，直到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為止。但是像滿洲人這種因為旁邊有一個先進文明在照耀著它，往往會迅速轉變為君主專製。看起來好像是倒退，卻是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不是講過螺旋式上升嗎？人類民族大抵如此，除非他們仍然處於蒙昧階段。
滿洲人前兩代，無論努爾哈赤於天命七年（1622）實行的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製度，還是皇太極於崇德二年（1637）創建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那種集體決定國家重大機密事務的方式，無不包含著貴族民主製的色彩，有點原始議會的架式，隻是最高領袖已從部落聯盟酋長飛速向高高在上的集權君主跨越了。
皇太極即位沒多久，即取消了與其他三大貝勒並坐的製度，大力強化了君權，到取消汗號，正式稱帝後，儼然已具備中原王朝早就有的那種帝王架式了。不過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功能還是存在的，皇太極逝後，新皇帝的誕生最後也是通過它產生的。當然，個人權威在其中比製度要來得更迅猛、更實際些，不然怎麽說是初級原始的，不能和現在的比呢？話說回來，那些搞議會民主一套玩意的國家，又有幾個是貨真價實的？形式民主容易，真正民主難呀。
其後多爾袞順治時代，大清皇權已越來越集權化了，順治逝前直接任命繼承人，並選拔了四位自己親信的異姓大臣輔佐，徹底把諸王貝勒大臣們拋在了一邊，議政王大臣會議棄置一旁，已到了根本性轉變的臨界點了。再經四輔臣時代的過渡，康大帝親政後，小小年紀便煞是了得，短短兩年便擒鰲拜，粉碎了朝中大臣最後一點製衡君權的力量。待到康熙十六年（1667），設置南書房為中樞，構建了完全屬於自己的一套輔助決策班子，議政王大臣會議更加形同虛設，皇帝真正惟我獨尊了。雍正時期開始設立的軍機處，可以說是南書房向著集權專製方麵的延伸與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