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孫承宗赴關外考察了解一番，結果並沒有支持王在晉的主張。天啟二年（1622）八月，天啟召見孫承宗聽取邊事後，決定改任其為遼東經略，用如此高級別的朝臣擔任此職，前所未有啊，足見朝廷對遼東的重視。
觀天啟一朝，不僅魏忠賢整個都被後世妖魔化了，其實細觀很正常。也是呀，這人不管是幹嗎的，走極端的畢竟少數，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人嗎？又怎會作出不正常的事呢？就看這個天啟，歷史上被醜化成什麽樣子了，差點成了一無是處的白癡，可這召見並重用孫承宗之舉，也不像呀？其實凡天啟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啟的身影，還都是他最後的決策，有些可能是魏忠賢孤假虎威所致，有的如這次肯定就是天啟本人所為了，後人對天啟的棒殺當有過大之嫌。
孫承宗上任後，大力整頓山海關內外防禦體係，經過三年努力，修復了9座大城、45座堡寨，練兵11萬，建立12個車營、5個水營、2個火營和8個前鋒後勁營，拓地400裏。尤其營築了寧遠城，並以此為中軸，構建起完備的關寧錦防禦體係。他的總方針是：“總之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土，因遼人以養人，因遼土以斟酌遠近，分布控扼”（見談遷《國榷》卷85）。應該說孫承宗做得這一切，為以後二十年關外抵禦強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愧是一個優秀的總參謀長，但他和熊廷弼一樣並不擅長實戰，而這才是一個軍事家最需要具備的吧。
很多東西往往都是雙刃劍，孫承宗關外戰守之策，有利也有弊。這麽多城堡建起來，那麽多士兵養起來，需要大把大把銀子的。天啟三年（1623），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這一問題（《明熹宗實錄》卷36），頗引人深思。
山海關內外10餘萬兵馬，年耗費軍餉400萬兩，加上周邊因遼事增兵所需120萬，共計520萬，這是什麽概念呢？過去遼東一鎮軍餉僅52萬，而整個北方九邊重鎮，天下正供軍餉也才340餘萬，即使因遼事加派到485萬，如全部用於此，也有35萬的缺額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了。明廷疆域這麽廣大，邊防之患怎麽可能就此一處？山海一帶欠餉不可避免，每年竟達162萬！難怪兵變不斷發生。
而這還不包括營築那麽城堡的花費呢？加一起那不嚇死人？明廷的財政已夠緊張了，因為遼事，萬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遼餉來應急，如此民眾負擔更巨，社會矛盾更大也。
當然要是值無可厚非了，關鍵是不是呢？寧遠這樣的重城不用多言，可那眾多的堡塞，戰時沒幾個有幾個能起到作用？強敵每次打過來，都是一碰即碎，毫無防守能力，就那還 翻來覆去修復，又派兵駐守，耗費的可不是小數字啊。
還有那關寧錦防線，有必要向關外推進四百裏，與後金前沿遙相對應嗎？如果僅是防守，寧遠與覺華島互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關也有200裏，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個無人無糧的真空隔離帶。否則，一直推進到敵人邊防陣地跟前，無形中也給人家一個信號，你不甘於現狀，還想有所為。客觀上也誘發人家來打你，以後好幾次寧錦一線的大戰，都有這個因素在裏麵。
其實孫承宗就有“徐圖恢復”之意，關寧錦防線明為防實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遼東故土喪於敵手，五年後崇禎上台聽袁崇煥說五年可復遼時還大喜過望呢。問題是你有那個能力恢復嗎？明軍與正處勃興之際的八旗鐵騎相比，差距太遠了，根本不是對手，不自量力輕浮冒進，隻會招來更慘痛的打擊，當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打不過人家，就別惹事，老老實實在家呆著，臥心嚐膽一番，待勢而發豈不更好？明軍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提高戰鬥力，還不如把最大精力與投入放在這上麵。隻要擁有一支強大軍隊，以大明之宏大規模與戰爭潛力，侷促於遼東的滿洲人又算得了什麽？從這一點看，王在晉的思想有一定道理，隻是過於保守了，明軍前沿放在寧遠更為合適些。這個重鎮隻到二十年後吳三桂主動放棄，麵對強敵輪翻轟炸，卻能始終屹立不倒，大明旗幟高高飄揚，足夠證明一切了。
孫承宗任上，後金因努爾哈赤的戰略問題並未來攻，相反他到攻了出去！當時明軍與後金隔著大淩、三岔兩河相持，位於三岔河東岸的耀州算是後金的最前沿，並沒有多少駐軍。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孫承宗與手下第一大將山海總兵馬世龍謀議，派兵夜襲耀州，結果招至柳河之敗。這一出擊不管何種原因，都極端愚蠢，就是僥倖拿下，迎來的也將是同樣的命運，後金的無情打擊。兩個月後，近四年沒有攻明的努爾哈赤又大發兵而來，豈能與此無關？
且說敗訊傳到明廷，孫承宗旋即遭到言官們的交相參劾，聖旨也嚴厲切責，於是自請而去，告老還鄉了。一般天啟一朝所有屎盆子都會往魏忠賢身上扣，這次也不例外，說是魏忠賢再陷忠良，才導致孫承宗不得不離開，言詞切切，證據鑿鑿。無意為此再多論了，隻想問一句，孫承宗能在遼東幹三年多又是誰的功勞呢？
時艱方顯英雄色（上）
接替者高第堪稱天啟一朝遼東經略任上最差的一個了，因前有柳河之敗，上任後竟在沒有敵人入侵的情況下，決定撤底放棄孫承宗若心經營三年多的寧錦防線，改守山海關，別人怎麽勸都不行，他就是一意孤行。這叫什麽事兒！是正常人都不會這麽去做，乖張得都不敢讓人相信，也許另有隱情，或事實本非如此？
觀天啟一朝，不僅魏忠賢整個都被後世妖魔化了，其實細觀很正常。也是呀，這人不管是幹嗎的，走極端的畢竟少數，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人嗎？又怎會作出不正常的事呢？就看這個天啟，歷史上被醜化成什麽樣子了，差點成了一無是處的白癡，可這召見並重用孫承宗之舉，也不像呀？其實凡天啟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啟的身影，還都是他最後的決策，有些可能是魏忠賢孤假虎威所致，有的如這次肯定就是天啟本人所為了，後人對天啟的棒殺當有過大之嫌。
孫承宗上任後，大力整頓山海關內外防禦體係，經過三年努力，修復了9座大城、45座堡寨，練兵11萬，建立12個車營、5個水營、2個火營和8個前鋒後勁營，拓地400裏。尤其營築了寧遠城，並以此為中軸，構建起完備的關寧錦防禦體係。他的總方針是：“總之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土，因遼人以養人，因遼土以斟酌遠近，分布控扼”（見談遷《國榷》卷85）。應該說孫承宗做得這一切，為以後二十年關外抵禦強敵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愧是一個優秀的總參謀長，但他和熊廷弼一樣並不擅長實戰，而這才是一個軍事家最需要具備的吧。
很多東西往往都是雙刃劍，孫承宗關外戰守之策，有利也有弊。這麽多城堡建起來，那麽多士兵養起來，需要大把大把銀子的。天啟三年（1623），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這一問題（《明熹宗實錄》卷36），頗引人深思。
山海關內外10餘萬兵馬，年耗費軍餉400萬兩，加上周邊因遼事增兵所需120萬，共計520萬，這是什麽概念呢？過去遼東一鎮軍餉僅52萬，而整個北方九邊重鎮，天下正供軍餉也才340餘萬，即使因遼事加派到485萬，如全部用於此，也有35萬的缺額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了。明廷疆域這麽廣大，邊防之患怎麽可能就此一處？山海一帶欠餉不可避免，每年竟達162萬！難怪兵變不斷發生。
而這還不包括營築那麽城堡的花費呢？加一起那不嚇死人？明廷的財政已夠緊張了，因為遼事，萬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遼餉來應急，如此民眾負擔更巨，社會矛盾更大也。
當然要是值無可厚非了，關鍵是不是呢？寧遠這樣的重城不用多言，可那眾多的堡塞，戰時沒幾個有幾個能起到作用？強敵每次打過來，都是一碰即碎，毫無防守能力，就那還 翻來覆去修復，又派兵駐守，耗費的可不是小數字啊。
還有那關寧錦防線，有必要向關外推進四百裏，與後金前沿遙相對應嗎？如果僅是防守，寧遠與覺華島互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關也有200裏，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個無人無糧的真空隔離帶。否則，一直推進到敵人邊防陣地跟前，無形中也給人家一個信號，你不甘於現狀，還想有所為。客觀上也誘發人家來打你，以後好幾次寧錦一線的大戰，都有這個因素在裏麵。
其實孫承宗就有“徐圖恢復”之意，關寧錦防線明為防實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遼東故土喪於敵手，五年後崇禎上台聽袁崇煥說五年可復遼時還大喜過望呢。問題是你有那個能力恢復嗎？明軍與正處勃興之際的八旗鐵騎相比，差距太遠了，根本不是對手，不自量力輕浮冒進，隻會招來更慘痛的打擊，當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打不過人家，就別惹事，老老實實在家呆著，臥心嚐膽一番，待勢而發豈不更好？明軍最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提高戰鬥力，還不如把最大精力與投入放在這上麵。隻要擁有一支強大軍隊，以大明之宏大規模與戰爭潛力，侷促於遼東的滿洲人又算得了什麽？從這一點看，王在晉的思想有一定道理，隻是過於保守了，明軍前沿放在寧遠更為合適些。這個重鎮隻到二十年後吳三桂主動放棄，麵對強敵輪翻轟炸，卻能始終屹立不倒，大明旗幟高高飄揚，足夠證明一切了。
孫承宗任上，後金因努爾哈赤的戰略問題並未來攻，相反他到攻了出去！當時明軍與後金隔著大淩、三岔兩河相持，位於三岔河東岸的耀州算是後金的最前沿，並沒有多少駐軍。天啟五年（1625）年十月，孫承宗與手下第一大將山海總兵馬世龍謀議，派兵夜襲耀州，結果招至柳河之敗。這一出擊不管何種原因，都極端愚蠢，就是僥倖拿下，迎來的也將是同樣的命運，後金的無情打擊。兩個月後，近四年沒有攻明的努爾哈赤又大發兵而來，豈能與此無關？
且說敗訊傳到明廷，孫承宗旋即遭到言官們的交相參劾，聖旨也嚴厲切責，於是自請而去，告老還鄉了。一般天啟一朝所有屎盆子都會往魏忠賢身上扣，這次也不例外，說是魏忠賢再陷忠良，才導致孫承宗不得不離開，言詞切切，證據鑿鑿。無意為此再多論了，隻想問一句，孫承宗能在遼東幹三年多又是誰的功勞呢？
時艱方顯英雄色（上）
接替者高第堪稱天啟一朝遼東經略任上最差的一個了，因前有柳河之敗，上任後竟在沒有敵人入侵的情況下，決定撤底放棄孫承宗若心經營三年多的寧錦防線，改守山海關，別人怎麽勸都不行，他就是一意孤行。這叫什麽事兒！是正常人都不會這麽去做，乖張得都不敢讓人相信，也許另有隱情，或事實本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