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9年再次大屠殺時，明朝內憂外患，正陷入與關外大清與內部農民軍兩線作戰泥潭中不能自拔，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顧及不上了。1644年大清入關後，鎮壓南明反抗乃首要之務，加之清人對海外華人從來漠不關心，任其自生自滅，甚至被人家屠殺也認為是咎由自取，有這樣的母國，西班牙人對呂宋華人的迫害，西方列強對海外華人的欺壓，能不越發殘酷與兇狠嗎？
縱觀清人入關至鴉片戰爭200年歷史，清廷從未給予海外華人任何幫助過。1740年幹隆在位時，昔日擊鄭堅強戰鬥同盟的荷蘭人，僅僅因為嫉妒華人在荷屬東印度的商業成就與財富，就對華人進行大屠殺，鮮血染紅了河水，史稱“紅河屠殺”
之後，荷蘭人也有點心虛，擔心清廷震怒，影響彼此通商，遂派使與清廷溝通，沒成想幹隆竟認為海外華人“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結果，荷蘭人更加肆無忌憚，其他西方殖民者同樣如此，海外華人的地位與處境可想而知了。
至於咱們的主人公，愛民如子的一代聖主康熙，還不如幹隆呢，人家不管好壞，反正露過一次麵，講過一次話，他到好，幹了61年帝王，有星點這方麵的記載嗎？相比之，明朝力不足，沒幹成實事，起碼人家心底有啊，特別明鄭，大清，不，就說康熙，差得太遠了。箇中原因很複雜，有一點，對海洋的認識不同吧，有的人隻會做個閉門翁，幹幹鎖鎖國這樣的事，反正有人狂捧，也不怕對後世造成啥危害。
且看明鄭的表現吧。鄭成功入台前，就對呂宋（菲律賓）華人屢遭迫害很是關切，1657年曾致函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一位華人甲必丹，希望他不要再與呂宋的西班牙人做貿易了，並有了懲罰西班牙人的打算。
至於經常在海上劫奪鄭氏和海外華人商船的荷蘭人，鄭成功更是兩次以停止貿易相警告，並輔之嚴厲打擊，同時憑藉強大海上力量，發給華商鄭府令牌和“國姓爺”旗號，以此為標誌威懾殖民者，保護他們安全出海經商。
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即遣使羅馬神父李科羅赴呂宋與西班牙總督交涉，譴責西人殘害華人的罪行，嚴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沒想到西班牙人置若罔聞，變本加厲，竟在馬尼拉對華人又進行了第三次大屠殺，死者數萬人。
鄭成功聞訊大怒，決定南下征討，奪下呂宋，趕走西班牙殖民者。他妥善安置好逃來台灣的呂宋華人，積極籌備遠征艦隊，並暗中派人與在菲華人聯絡，屆時裏應外合，一戰而成。無奈天不假人，還未來得及出兵，鄭成功便英年早逝了！可嘆可惜，呂宋華人沒能改變其悲慘命運，而華夏更是失去了當時最優秀也是最合適走向海洋、邁向世界的領路人。
隨後的繼承者鄭經不失為出色領袖，但在拓展海外的雄心上，似比乃父略遜。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將領顏望忠、楊祥請伐呂宋，作為台灣的“外府”，最佳戰略縱深之地。以當時情況看，不失為務實長遠之策，但在親信侍衛馮錫範的激烈反對下，鄭經沒有同意，第二年三藩之亂爆發後，他又積極參與，再無精力向海上進軍了。直到施琅攻打台灣時，明鄭才又重提這個想法，可惜又未實施，當然這是後話了，屆時再詳說。
其實鄭經治理台灣19年，一直未下南洋（東南亞），應該還與他的戰略指導思想有關。他始終不忘先父抗清遺誌，剛繼位時，即把重心放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上，隻是在清荷聯手打擊下，沒有辦法了，才退守台灣，所以一旦有機會，他還是要西進西進再西進的，下南洋的事兒，非目標之所在也。
如果他真是一個所謂的什麽分子，完全可以拋下大陸的一切，你三藩再亂又怎麽樣，大清亡不亡又如何，咱不摻乎，踏踏實實守好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得了，不行咱可以向海外拓展呀，也不至於象介入三藩之亂，拚搏奮鬥幾年，到頭來寸土未得，卻損兵折將，嚴重消弱了日後防清衛台的軍力，何苦來哉？
更嚴重的是，本來人家大清已不打算再攻你了，你在海那頭，俺在海這邊，互相遙望，相安無事也，如果鄭經不矢誌抗清，讓人家始終感到海上有個危險統治的隱患，縱然有些漢人如施琅者，再怎麽鼓搗，恐怕康大帝最後都不一定會下攻台的決心呢，歷史往往就是這麽弔詭！唉，瞧瞧你鄭經幹得什麽事兒，明鄭滅亡不說了，自己還被後世戴了個什麽帽子，且越來越去不掉了，不值得啊。
清廷三大霹靂手段(上)
但歷史就是歷史，拋開個別人故意曲解國家的民族統一政策，硬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待它，鄭經的抗清就象本文前麵已說過的，是了不起的，偉大的，他和父親一樣都是華夏好男兒。
鄭經在台的19年，依靠陳永華等輔助，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就是老爸不英年早逝，也不見得就比他做得更好，這客觀上對台灣民眾，不論是大陸來台的漢人，還是當地的土著，都是個福分，但對清廷就不見得了。
如果你是隔斷於大陸之外，自成一家，管你好壞，都與俺無關，可你要是一個不忘反清的政權，那就讓俺如鯁在喉，不除不快了。這一思想可以說貫穿了清廷對台政策的始終。
縱觀清人入關至鴉片戰爭200年歷史，清廷從未給予海外華人任何幫助過。1740年幹隆在位時，昔日擊鄭堅強戰鬥同盟的荷蘭人，僅僅因為嫉妒華人在荷屬東印度的商業成就與財富，就對華人進行大屠殺，鮮血染紅了河水，史稱“紅河屠殺”
之後，荷蘭人也有點心虛，擔心清廷震怒，影響彼此通商，遂派使與清廷溝通，沒成想幹隆竟認為海外華人“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結果，荷蘭人更加肆無忌憚，其他西方殖民者同樣如此，海外華人的地位與處境可想而知了。
至於咱們的主人公，愛民如子的一代聖主康熙，還不如幹隆呢，人家不管好壞，反正露過一次麵，講過一次話，他到好，幹了61年帝王，有星點這方麵的記載嗎？相比之，明朝力不足，沒幹成實事，起碼人家心底有啊，特別明鄭，大清，不，就說康熙，差得太遠了。箇中原因很複雜，有一點，對海洋的認識不同吧，有的人隻會做個閉門翁，幹幹鎖鎖國這樣的事，反正有人狂捧，也不怕對後世造成啥危害。
且看明鄭的表現吧。鄭成功入台前，就對呂宋（菲律賓）華人屢遭迫害很是關切，1657年曾致函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的一位華人甲必丹，希望他不要再與呂宋的西班牙人做貿易了，並有了懲罰西班牙人的打算。
至於經常在海上劫奪鄭氏和海外華人商船的荷蘭人，鄭成功更是兩次以停止貿易相警告，並輔之嚴厲打擊，同時憑藉強大海上力量，發給華商鄭府令牌和“國姓爺”旗號，以此為標誌威懾殖民者，保護他們安全出海經商。
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即遣使羅馬神父李科羅赴呂宋與西班牙總督交涉，譴責西人殘害華人的罪行，嚴令其改邪歸正，俯首納貢，沒想到西班牙人置若罔聞，變本加厲，竟在馬尼拉對華人又進行了第三次大屠殺，死者數萬人。
鄭成功聞訊大怒，決定南下征討，奪下呂宋，趕走西班牙殖民者。他妥善安置好逃來台灣的呂宋華人，積極籌備遠征艦隊，並暗中派人與在菲華人聯絡，屆時裏應外合，一戰而成。無奈天不假人，還未來得及出兵，鄭成功便英年早逝了！可嘆可惜，呂宋華人沒能改變其悲慘命運，而華夏更是失去了當時最優秀也是最合適走向海洋、邁向世界的領路人。
隨後的繼承者鄭經不失為出色領袖，但在拓展海外的雄心上，似比乃父略遜。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將領顏望忠、楊祥請伐呂宋，作為台灣的“外府”，最佳戰略縱深之地。以當時情況看，不失為務實長遠之策，但在親信侍衛馮錫範的激烈反對下，鄭經沒有同意，第二年三藩之亂爆發後，他又積極參與，再無精力向海上進軍了。直到施琅攻打台灣時，明鄭才又重提這個想法，可惜又未實施，當然這是後話了，屆時再詳說。
其實鄭經治理台灣19年，一直未下南洋（東南亞），應該還與他的戰略指導思想有關。他始終不忘先父抗清遺誌，剛繼位時，即把重心放在大陸東南沿海島嶼上，隻是在清荷聯手打擊下，沒有辦法了，才退守台灣，所以一旦有機會，他還是要西進西進再西進的，下南洋的事兒，非目標之所在也。
如果他真是一個所謂的什麽分子，完全可以拋下大陸的一切，你三藩再亂又怎麽樣，大清亡不亡又如何，咱不摻乎，踏踏實實守好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得了，不行咱可以向海外拓展呀，也不至於象介入三藩之亂，拚搏奮鬥幾年，到頭來寸土未得，卻損兵折將，嚴重消弱了日後防清衛台的軍力，何苦來哉？
更嚴重的是，本來人家大清已不打算再攻你了，你在海那頭，俺在海這邊，互相遙望，相安無事也，如果鄭經不矢誌抗清，讓人家始終感到海上有個危險統治的隱患，縱然有些漢人如施琅者，再怎麽鼓搗，恐怕康大帝最後都不一定會下攻台的決心呢，歷史往往就是這麽弔詭！唉，瞧瞧你鄭經幹得什麽事兒，明鄭滅亡不說了，自己還被後世戴了個什麽帽子，且越來越去不掉了，不值得啊。
清廷三大霹靂手段(上)
但歷史就是歷史，拋開個別人故意曲解國家的民族統一政策，硬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待它，鄭經的抗清就象本文前麵已說過的，是了不起的，偉大的，他和父親一樣都是華夏好男兒。
鄭經在台的19年，依靠陳永華等輔助，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就是老爸不英年早逝，也不見得就比他做得更好，這客觀上對台灣民眾，不論是大陸來台的漢人，還是當地的土著，都是個福分，但對清廷就不見得了。
如果你是隔斷於大陸之外，自成一家，管你好壞，都與俺無關，可你要是一個不忘反清的政權，那就讓俺如鯁在喉，不除不快了。這一思想可以說貫穿了清廷對台政策的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