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政策，對於廣大百姓來說是一大福音，他們再也不用擔心生孩子要繳稅的問題，切實減輕了貧苦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府惠民工作的一大進步。
但是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來看，事物都是具有兩麵性，改革都是一把雙刃劍，要征繳人頭稅的時候，人口的增長都得不到壓製，人頭稅不用交了，老百姓對於造人工程的投入力度會不會用泛濫來形容？
答案是肯定的，攤丁入畝後，清朝人民歡天喜地地生娃、生娃再生娃，使人口數量得到了質的飛躍。
據統計，中國自西漢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時的數量總是在五、六千萬之間。
到了清朝幹隆十四年（1749年），中國人口達到了一億七千萬，
嘉慶十七年（1812年）統計了一次，又漲了，去到了三億六千萬，
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普查一次，人口已經到了四億一千萬。
由於不用交人頭稅，百姓沒有躲避人口普查。所以從實施攤丁入畝之後所統計的人口數量都是比較準確的。人口的增長給清政府和社會造成了負擔和壓力，也給近代長期戰亂埋下來一條很長的導火線。
第二手亡國政策——閉關政策
這個政策對比攤丁入畝會比較好理解，也容易讓人把它與亡國聯繫起來，顧名思義就可以看到，閉關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自給自足。
給予清朝統治者實施這個政策的自信來源於中國的地大物博，他們自認為中國啥都有，沒有任何與其他國家通商的必要，而且清朝自認為外國都是一些落後的小國，經濟發展程度遠遠比不上自己，小國們迫切希望與中國通商，貿易貨物，是因為它們的物資短缺,想來中國這裏賺點錢。而中國願意與外國通商，是我泱泱大國給予外國的一種恩賜。
簡單點說就是清朝就把自己當成了一大戶人家，而自己的府邸門外經常活躍著一堆關東煮、麻辣燙小販、叫花子什麽的。主人看著就煩，除了偶爾出來買點東西，施捨一下外，大部分時間都關起門自己玩。閉關政策源於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和初衷。說白了就是看不起其他來中國做買賣的國家。
當然，除此之外，由於明朝所受的倭寇、外國殖民的事件影響，清朝實施閉關政策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了減少國內外人員的各種交流，杜絕外國以各種手段入侵，也算是一種國防政策。
所以閉關政策的實質，就是嚴格限製對外海上貿易的政策。
這個政策把清朝與外國商船的通商口岸限定在廣州，廣州以外的港口不能停靠外國商船。這個規定縮小了外國船隻進入中國的航道和範圍，直到**戰爭後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清朝還專門特許了一種商人專門與外國商人打交道，這種商人名字很多樣化，叫行商，又叫洋商，也有叫官商，這些商人設立了洋行，專門與搞對外貿易經濟。
洋行的老闆都很有錢，因為隻有他們才是清政府統治底下合法的對外貿易商人，搞的基本是壟斷生意。不像現在的國際自由貿易那麽火，隨便找個外國友人或者居外華僑就可以搞搞歐美日韓代購啥的，微信一打開漫天都是都是精選進口貨。
當然，洋行老闆們除了有錢外，因為和清政府的關係，他們也很有權，換我們現在的政治體製來說，行商在清朝統治時期除了專營對外貿易之外，還承接了海關、政府接待辦、公安局、外交部的等部門的部分權力，負責外國商人的貿易商稅徵收，安排外商在國內的居住及安全問題，還有外商想和清政府提個建議、點個讚啥的都需要通過行商來傳達。
因為行商畢竟還是商人，沒有實際的執法權，為了更有效地限製外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各種活動，清政府又製定了一堆規矩來來管住這幫洋人。
例如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後隻能住在洋行附近的酒店，不能隨便外出，不能帶女性入住（笑），不能在廣州過冬，不能坐轎子，不能請中國人幹活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社會上的一個共識，也有政府的強製手段，所以洋人當時在中國非常聽話，很守規矩。
當時的中國沒有租界，也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中國人還沒有被“東亞病夫”冠名，但是這些種種不合理的狗屁東西，卻因為這次閉關政策的實施和持續而最終出現。
閉關政策把中國與外界豎起了一塊屏障，阻擋了大量的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也阻隔了國人的眼光和視野。
但是它有一樣東西是無法阻止的，那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野心。
當時的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迅速發展，英國、法國、美國都先後開始了對外的殖民擴張，說白了就是一夥強盜，學會了穿西裝和開槍這兩種技術後到其他國家搶錢、搶人、搶資源。
英國為首的他們仨以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態勢逐漸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老一輩強盜地位，開著炮船四處轟炸，四處搶奪，從非洲到中東，再到亞洲，英法美一路就像一堆蝗蟲一樣四處掠食，留下一地荒蕪。
這次，他們來到了清朝統治的中國，看到的除了遍地的黃金白銀之外，還有一堆手無寸鐵、思想愚昧的百姓。
這樣的情形，就像一群流著口水的餓狼，凸著一雙雙血紅的眼球外出覓食，突然發現不遠的地方就養著一圈肥嫩的白羊，羊群天真無邪的臉部表情告訴他們，是時候開飯了！
但是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來看，事物都是具有兩麵性，改革都是一把雙刃劍，要征繳人頭稅的時候，人口的增長都得不到壓製，人頭稅不用交了，老百姓對於造人工程的投入力度會不會用泛濫來形容？
答案是肯定的，攤丁入畝後，清朝人民歡天喜地地生娃、生娃再生娃，使人口數量得到了質的飛躍。
據統計，中國自西漢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時的數量總是在五、六千萬之間。
到了清朝幹隆十四年（1749年），中國人口達到了一億七千萬，
嘉慶十七年（1812年）統計了一次，又漲了，去到了三億六千萬，
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普查一次，人口已經到了四億一千萬。
由於不用交人頭稅，百姓沒有躲避人口普查。所以從實施攤丁入畝之後所統計的人口數量都是比較準確的。人口的增長給清政府和社會造成了負擔和壓力，也給近代長期戰亂埋下來一條很長的導火線。
第二手亡國政策——閉關政策
這個政策對比攤丁入畝會比較好理解，也容易讓人把它與亡國聯繫起來，顧名思義就可以看到，閉關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自給自足。
給予清朝統治者實施這個政策的自信來源於中國的地大物博，他們自認為中國啥都有，沒有任何與其他國家通商的必要，而且清朝自認為外國都是一些落後的小國，經濟發展程度遠遠比不上自己，小國們迫切希望與中國通商，貿易貨物，是因為它們的物資短缺,想來中國這裏賺點錢。而中國願意與外國通商，是我泱泱大國給予外國的一種恩賜。
簡單點說就是清朝就把自己當成了一大戶人家，而自己的府邸門外經常活躍著一堆關東煮、麻辣燙小販、叫花子什麽的。主人看著就煩，除了偶爾出來買點東西，施捨一下外，大部分時間都關起門自己玩。閉關政策源於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和初衷。說白了就是看不起其他來中國做買賣的國家。
當然，除此之外，由於明朝所受的倭寇、外國殖民的事件影響，清朝實施閉關政策還有一個原因是為了減少國內外人員的各種交流，杜絕外國以各種手段入侵，也算是一種國防政策。
所以閉關政策的實質，就是嚴格限製對外海上貿易的政策。
這個政策把清朝與外國商船的通商口岸限定在廣州，廣州以外的港口不能停靠外國商船。這個規定縮小了外國船隻進入中國的航道和範圍，直到**戰爭後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清朝還專門特許了一種商人專門與外國商人打交道，這種商人名字很多樣化，叫行商，又叫洋商，也有叫官商，這些商人設立了洋行，專門與搞對外貿易經濟。
洋行的老闆都很有錢，因為隻有他們才是清政府統治底下合法的對外貿易商人，搞的基本是壟斷生意。不像現在的國際自由貿易那麽火，隨便找個外國友人或者居外華僑就可以搞搞歐美日韓代購啥的，微信一打開漫天都是都是精選進口貨。
當然，洋行老闆們除了有錢外，因為和清政府的關係，他們也很有權，換我們現在的政治體製來說，行商在清朝統治時期除了專營對外貿易之外，還承接了海關、政府接待辦、公安局、外交部的等部門的部分權力，負責外國商人的貿易商稅徵收，安排外商在國內的居住及安全問題，還有外商想和清政府提個建議、點個讚啥的都需要通過行商來傳達。
因為行商畢竟還是商人，沒有實際的執法權，為了更有效地限製外國商人在中國境內的各種活動，清政府又製定了一堆規矩來來管住這幫洋人。
例如外國商人來到中國後隻能住在洋行附近的酒店，不能隨便外出，不能帶女性入住（笑），不能在廣州過冬，不能坐轎子，不能請中國人幹活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社會上的一個共識，也有政府的強製手段，所以洋人當時在中國非常聽話，很守規矩。
當時的中國沒有租界，也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中國人還沒有被“東亞病夫”冠名，但是這些種種不合理的狗屁東西，卻因為這次閉關政策的實施和持續而最終出現。
閉關政策把中國與外界豎起了一塊屏障，阻擋了大量的西方資本主義先進科學技術的傳入，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也阻隔了國人的眼光和視野。
但是它有一樣東西是無法阻止的，那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中國的野心。
當時的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已經迅速發展，英國、法國、美國都先後開始了對外的殖民擴張，說白了就是一夥強盜，學會了穿西裝和開槍這兩種技術後到其他國家搶錢、搶人、搶資源。
英國為首的他們仨以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態勢逐漸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老一輩強盜地位，開著炮船四處轟炸，四處搶奪，從非洲到中東，再到亞洲，英法美一路就像一堆蝗蟲一樣四處掠食，留下一地荒蕪。
這次，他們來到了清朝統治的中國，看到的除了遍地的黃金白銀之外，還有一堆手無寸鐵、思想愚昧的百姓。
這樣的情形，就像一群流著口水的餓狼，凸著一雙雙血紅的眼球外出覓食，突然發現不遠的地方就養著一圈肥嫩的白羊，羊群天真無邪的臉部表情告訴他們，是時候開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