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學院對都市郊區的敘述認為，“街道上的障礙物因其能易於繞過，所以價值不大”，“裝甲部隊和步兵的接近路在這類地區有的是”，而且“瓦礫對機動的影響也不大”。盡管有這些研究結果，但當進行綜合評價時，美軍認為郊區有利於下車步兵進行防禦，但有點不利於裝甲車輛的進攻或防禦。就北約一貫的作戰樣式和武器而言，恰恰相反，郊區看來為裝甲部隊的進攻提供日益有效的掩護。鑑於華約愛好使用輪式車輛，他們往往傾向於沿道路行進，而其主要的接合部是在市中。有一些跡象表明，蘇聯在設計新式坦克時已經考慮到郊區的條件。住宅建築密度小，而周圍樹木多，其所提供的隱蔽，進攻者所受益處至少同防禦者一樣大，在這種情況下射擊距離是非常近的。實際上，郊區可以隱蔽一支裝甲部隊的推進，就象南非草原的高草和起伏地遮蔽住了塞特維亞的祖魯人的武裝部隊的推進，直到1879年他們在赫爾瓦那島（伊散德爾瓦納）碰上英國人。
假如我們隻考慮城市地形提供的掩蔽物，那麽很清楚，從農村轉到城郊環境這種掩蔽物略微有些增加，並且隻有達到較接近市中心時才達到軍事上較為關鍵的時節，在此市中心可遇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建築物或密度同樣大的取代它們的現代建築物。假定防禦具備掩蔽的有利條件，那麽防禦者對進攻者前進速度的減緩，將與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體說來，速度由農村到郊區的過程中逐漸下降，然後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時急劇減慢（參見前圖）。
把距城市中心越遠，建築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網越稀，機動性越下降結合起來，由於掩蔽的優勢因道路網的密度降低而抵銷，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許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麽入侵軍隊的速度就象是一個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圍形成一個麵向裏的急斜麵，以及在城市農村交界地區形成一個逐漸變小的傾向坡。通過這種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圍外，還有郊區的高地。
戰略意義
如果上麵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國都市郊區特點的，那麽俄國軍隊的最佳進攻路線將是沿西德城市之間主要的東西走廊運動，對城市市內地區實施掃掠，但繞過開闊地，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區的有利條件。這就意味著徑直沿赫爾維格推進。赫爾維格是歷史上德國的中心線，穿過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黃士帶，該黃土帶將歐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為二。沿這條路線推進將席捲不倫瑞克、漢諾瓦、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繞過魯爾區外圍，奪占歐洲經濟的北萊茵河中心，爾後進入萊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區。這種戰略的另一個好處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義，因為進攻大多可得到郊區居民的掩護，而不是沿城鎮之間的農村間隙推進，這種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彈的地區。對這種屠殺的最好的防禦是在城市中心的後方展開，使各路進攻縱隊又分成若幹縱隊，使進攻的先頭突擊部隊疏開並分散，因而使整個入侵軍隊都易遭到火力殺傷。即使到那時，這種挫敗敵人進攻的策略也許遠遠不足，都市郊區可能證明是對北約的一種不利條件，而不是美國軍隊目前所認為的是防禦上的有利條件。
軍事訓練中一貫強調開闊地戰鬥，這是一個因可資利用的訓練場地而造成的問題，也許也是一個古德裏安、隆美爾、和巴頓的影響所致的問題。在德國平原上的機動戰的羅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軍中都還保留的騎兵的現代化名詞。這種軍事上的浪漫主義，加上選擇最適於開闊地射擊的武器，確實看來象一種與時代不合拍的縱情。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經驗和先例無法教育我們。地理景觀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變了。城市在軍事地圖上已不再是一個一個的點了，而是地麵的一大組成部分，可供戰爭當戰場用。
過去的著名軍事學術家們沒有遇到過這種現象，但是，後人可以學習他們對事物的普遍敏銳，以認識新的形勢。要奪取對方城市的俄國人務須遵循孫子的名言：“先奪其所受，則聽矣”。即使美軍把都市郊區看作是利於防禦的地方，西德軍隊和政府也肯定不會忘記美軍野戰條令中的這樣一句話：“進攻或防禦一個城市的決心，也許相當於摧毀它的決心”。以他們看來，德國的都市郊區是有待通過前沿部署來保衛的目標。西方有避開破壞性防禦的傾向，這就等於為對方開闢了一條進攻路線，對此，蘇軍不可能不重視。蘇聯的軍事原則包含使用“城市包圍戰術”的可能性，以對付戰術核武器，並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隱蔽條件。蘇軍預期在進攻中在城市地區進行戰鬥，設想每30英裏左右有一座城市；他們意識到城市的方位和距離對反坦克武器有效射擊所需時間的限製。就目前所知，北約軍隊目前的觀點是，使用核武器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任務是阻止蘇軍的一切進攻，靠積極防禦贏得時間，以求得政治解決。從他們透露出來對處置地形的理解來看，他們看來甚至對這一有限的戰略任務都沒有準備。
城市革命
1968年新年攻勢中，越共的意圖是由郊區包圍西貢，而不是去占領城市商業區。這一作戰意圖既是軍事性，也是象徵性的。作為其政治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希望把鬥爭擴展到城市地區的邊沿。鬧市區的一個目標是美國大使館（美國捲入的象徵）。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遊擊戰向城市進行了決定性的轉移。卡斯楚在古巴的許多勝利確實可歸功於城市的支援，盡管這由於學說上的緣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貧民區和確實複雜的郊區，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隱蔽條件。這裏比較容易獲得經費、槍炮和情報，地麵上的目標也比較密集。紀康指出，在烏拉圭，遊擊隊運動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權的中心在龐大的集合城市。在這裏，機動的打了就跑的戰術將取代街壘而成為革命戰爭的樣式。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人響應該號召，但因在蒙德維的亞建立了一個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機動性，因為他們未能取得廣泛的支持。他們成了軍方易於攻擊的目標，到1972年大部被消滅。在巴西，馬麗赫拉鼓吹通過在裏約熱內盧-聖保羅-貝洛奧裏藏特這一三角地帶中採取行動來動搖當局的統治。他於1969年被擊斃，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軍人專政的革命目的達到了。在日益發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衝突必定要發生在城市裏。南非的未來極可能是在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的郊區解決，而不是到納米比亞的沙漠裏去解決。
假如我們隻考慮城市地形提供的掩蔽物，那麽很清楚，從農村轉到城郊環境這種掩蔽物略微有些增加，並且隻有達到較接近市中心時才達到軍事上較為關鍵的時節，在此市中心可遇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建築物或密度同樣大的取代它們的現代建築物。假定防禦具備掩蔽的有利條件，那麽防禦者對進攻者前進速度的減緩，將與掩蔽物的多少成反比。大體說來，速度由農村到郊區的過程中逐漸下降，然後到了密集的城市中心時急劇減慢（參見前圖）。
把距城市中心越遠，建築物提供的掩蔽物越少，同道路網越稀，機動性越下降結合起來，由於掩蔽的優勢因道路網的密度降低而抵銷，地形的可突防性也許完全可看成是提高了。那麽入侵軍隊的速度就象是一個火山口的脊，在城市中心周圍形成一個麵向裏的急斜麵，以及在城市農村交界地區形成一個逐漸變小的傾向坡。通過這種地形，阻力最小的通路，除了城市中心的凹地周圍外，還有郊區的高地。
戰略意義
如果上麵的分析是合理的，概括也是能代表德國都市郊區特點的，那麽俄國軍隊的最佳進攻路線將是沿西德城市之間主要的東西走廊運動，對城市市內地區實施掃掠，但繞過開闊地，盡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郊區的有利條件。這就意味著徑直沿赫爾維格推進。赫爾維格是歷史上德國的中心線，穿過人口密集的肥沃的黃士帶，該黃土帶將歐洲平原南部的台地一分為二。沿這條路線推進將席捲不倫瑞克、漢諾瓦、哈默林、帕德博恩和多特蒙德，繞過魯爾區外圍，奪占歐洲經濟的北萊茵河中心，爾後進入萊茵河三角洲的密集城市區。這種戰略的另一個好處是，使中子武器失去意義，因為進攻大多可得到郊區居民的掩護，而不是沿城鎮之間的農村間隙推進，這種地方是打算使用中子彈的地區。對這種屠殺的最好的防禦是在城市中心的後方展開，使各路進攻縱隊又分成若幹縱隊，使進攻的先頭突擊部隊疏開並分散，因而使整個入侵軍隊都易遭到火力殺傷。即使到那時，這種挫敗敵人進攻的策略也許遠遠不足，都市郊區可能證明是對北約的一種不利條件，而不是美國軍隊目前所認為的是防禦上的有利條件。
軍事訓練中一貫強調開闊地戰鬥，這是一個因可資利用的訓練場地而造成的問題，也許也是一個古德裏安、隆美爾、和巴頓的影響所致的問題。在德國平原上的機動戰的羅曼史很可能被看作是崇拜直到1914年英軍中都還保留的騎兵的現代化名詞。這種軍事上的浪漫主義，加上選擇最適於開闊地射擊的武器，確實看來象一種與時代不合拍的縱情。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的經驗和先例無法教育我們。地理景觀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新的方式改變了。城市在軍事地圖上已不再是一個一個的點了，而是地麵的一大組成部分，可供戰爭當戰場用。
過去的著名軍事學術家們沒有遇到過這種現象，但是，後人可以學習他們對事物的普遍敏銳，以認識新的形勢。要奪取對方城市的俄國人務須遵循孫子的名言：“先奪其所受，則聽矣”。即使美軍把都市郊區看作是利於防禦的地方，西德軍隊和政府也肯定不會忘記美軍野戰條令中的這樣一句話：“進攻或防禦一個城市的決心，也許相當於摧毀它的決心”。以他們看來，德國的都市郊區是有待通過前沿部署來保衛的目標。西方有避開破壞性防禦的傾向，這就等於為對方開闢了一條進攻路線，對此，蘇軍不可能不重視。蘇聯的軍事原則包含使用“城市包圍戰術”的可能性，以對付戰術核武器，並利用城市所提供的通行便利和隱蔽條件。蘇軍預期在進攻中在城市地區進行戰鬥，設想每30英裏左右有一座城市；他們意識到城市的方位和距離對反坦克武器有效射擊所需時間的限製。就目前所知，北約軍隊目前的觀點是，使用核武器是難以想像的，他們的任務是阻止蘇軍的一切進攻，靠積極防禦贏得時間，以求得政治解決。從他們透露出來對處置地形的理解來看，他們看來甚至對這一有限的戰略任務都沒有準備。
城市革命
1968年新年攻勢中，越共的意圖是由郊區包圍西貢，而不是去占領城市商業區。這一作戰意圖既是軍事性，也是象徵性的。作為其政治運動的一部分，他們希望把鬥爭擴展到城市地區的邊沿。鬧市區的一個目標是美國大使館（美國捲入的象徵）。六十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遊擊戰向城市進行了決定性的轉移。卡斯楚在古巴的許多勝利確實可歸功於城市的支援，盡管這由於學說上的緣故未加以渲染。城市的貧民區和確實複雜的郊區，提供了比山地更好的隱蔽條件。這裏比較容易獲得經費、槍炮和情報，地麵上的目標也比較密集。紀康指出，在烏拉圭，遊擊隊運動需要80%的人民的支持，目前政權的中心在龐大的集合城市。在這裏，機動的打了就跑的戰術將取代街壘而成為革命戰爭的樣式。烏拉圭的圖帕馬洛斯人響應該號召，但因在蒙德維的亞建立了一個永久性支援基地而失去了機動性，因為他們未能取得廣泛的支持。他們成了軍方易於攻擊的目標，到1972年大部被消滅。在巴西，馬麗赫拉鼓吹通過在裏約熱內盧-聖保羅-貝洛奧裏藏特這一三角地帶中採取行動來動搖當局的統治。他於1969年被擊斃，但推翻民主政府支持軍人專政的革命目的達到了。在日益發展的城市世界中，任何包含或追求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衝突必定要發生在城市裏。南非的未來極可能是在約翰內斯堡和開普敦的郊區解決，而不是到納米比亞的沙漠裏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