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帝國政治改良進程中所湧現的點點滴滴，歐洲列強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各國大使、公使紛紛撰寫報告，向政府和外交大臣匯報中國政治中出現的新局麵，《泰晤士報》、《宇林西報》等知名媒體予以了全程報導，其熱衷的態度甚至不亞於中國本土媒介。
對大清國號改為“中華帝國”後，因為不涉及到利益關係的調整，各國依照慣例表示了祝賀，隻有日本除外。日本公使對外交大臣梁敦彥提出了抗議：“貴國所稱中華帝國，稱貴國為天下中心。難道以蠻夷視周圍友邦乎？”
對日本而言，中國兩字所蘊藏的意義不僅僅止於一個簡單地名詞，在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正統情節。中國原來是“天朝上國”，自稱“中華”自無不可，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勢日衰，早已經失去了天朝上國的威風與地位。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特別是通過日清、日俄兩場戰爭的勝利一躍而成為世界列強後。其心態儼然以“中心”自居，對帝國號稱中華倍感感冒——這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以“支那”這個明顯帶有貶義的詞語稱呼中國的內在原因。
麵對日本人的胡攪蠻纏，梁敦彥顯得不卑不亢：“中華者，係中國自古以來自稱謂。中華二字，顧名思義，係華國之中，華國之中為中國。華國之邊緣自古為夷狄，日本一貫號稱不屬華國，何必計較夷狄？倘若貴國計較夷狄，是不是要先承認貴國首先為華國之一部分呢？”
伊集院地牙齒咬得嘎嘎響，卻又無法反駁，隻能再冒出一句：“貴國遽改國號，未與友邦協商，太過匪夷所思。”
“5000年來。鄙國改朝換代不知凡幾，不知道有哪一次是和貴國事先商量了的？”梁敦彥強壓住火氣，“美利堅原為英國殖民地，後來獨立，不知是否與貴國事先商議？”
“日支兩國文化相近、唇齒相依，彼此關係特殊。與他國關係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那麽，朝鮮與鄙國文化相近、領土相接，彼此關係自古特殊，與他國關係同樣不可等閑視之，日韓合併之舉貴國倒是事先並未照會鄙國……”梁敦彥反唇相譏，諷刺日本吞併朝鮮。
這是註定沒有結果地交涉，伊集院隻能悻悻然歸去。
有了第一天的熱鬧與經驗，隨後幾天對其餘各項禦案的討論進入了愈發激烈的過程。
第三號禦案係政府官員任職年限，梁啓超指出，中國官員自古以來除非出現不能勝任本職或者本人告老還鄉的情況。任期一律終身——但這顯然有悖於天倫之道。按照皇帝的旨意，應該仿行憲政國家實行退休製度。按照官員品秩的不同設立相應退休年限。
“正一品者，年滿70退休；從一品、正二品者，年滿65退休；從二品、正三品、從三品者，年滿60退休；正四品至從七品者年滿55退休；正八品以下年滿50退休。”當然，退休年齡地規定雖然是一刀切的，但同樣允許例外，“若總理、協理和各部大臣以該員年富力強，職責重要，報請聖上同意後容許遞延，遞延一次不超過2年，每人遞延不得超過2次，若遞延期間品秩變動，則以變動後的品秩作為退休年齡之依據。”
對這個製度的規定，雖然出乎各位重臣的預料，但正如皇帝所料想地那樣——任何一個大臣即便心中有所不滿，也不願意給皇帝留下人老猶戀棧的不良影響。更何況這個退休年齡的製定基本符合帝國職官的任職情況，以往確實有一部分重臣過了70還在職場拚殺，但無論精力也好、能力也罷，都極大地衰退下來、於事無補，何必自討沒趣。
對資政院議員而言，這番任職年齡地限製隻針對政府官員，議員任期卻可終身，這便給他們提供了一種優越感，雖然也有人提出要辯護一番，但主流意見特別是新銳派對年老之人把持朝政的固有癥結早已種下，提議表決自然是極力贊同。
與退休製度相輔相成的是年金製度，楊度朗聲說道：“官員年老致仕，除皇上欽賜優容外，別無他物，以至於生活困難，不得不仰仗積蓄，部分官員貪汙腐化固然有其道德不檢點之因素，但為身後事考慮、為子孫事考慮亦是重要原因。皇上一貫體恤臣下，先既已仿效西洋各國設立退休製度，則養老金製度亦一併遵照執行。”
按照議案的提議，官員俸祿被分為級俸和職俸兩部分，級別即與官員品秩相對應的俸祿，品秩一經確定，除非變動，終身不易——退休後的大臣依舊保留品秩，職俸與職務密切相關，因職務不同而俸祿不同。官員在職期間，這兩俸一併發放，構成官俸，官員退休之後，依然按照其退休前最高級別發放級俸，以作維持。
當然，一旦涉及到發放養老年金，就有一個資金如何籌集地難題。皇帝也提出了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現有官員自維新三年起，一律按照本人官俸之十分之一提留年金，以備退休後發放。每逢官員退休，則對其進行勘察，若無瀆職、違法、貪贓情節，則發放養老年金，先從本人提留年金部分提取發放，提取完畢後，由職官部從國家財政中提取發放直至官員過世，若該員不幸提前過世而本人提留年金部分仍未提完，則將剩餘部分一次性發放家屬，充作撫恤。
對大清國號改為“中華帝國”後，因為不涉及到利益關係的調整，各國依照慣例表示了祝賀，隻有日本除外。日本公使對外交大臣梁敦彥提出了抗議：“貴國所稱中華帝國，稱貴國為天下中心。難道以蠻夷視周圍友邦乎？”
對日本而言，中國兩字所蘊藏的意義不僅僅止於一個簡單地名詞，在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正統情節。中國原來是“天朝上國”，自稱“中華”自無不可，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國勢日衰，早已經失去了天朝上國的威風與地位。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特別是通過日清、日俄兩場戰爭的勝利一躍而成為世界列強後。其心態儼然以“中心”自居，對帝國號稱中華倍感感冒——這也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以“支那”這個明顯帶有貶義的詞語稱呼中國的內在原因。
麵對日本人的胡攪蠻纏，梁敦彥顯得不卑不亢：“中華者，係中國自古以來自稱謂。中華二字，顧名思義，係華國之中，華國之中為中國。華國之邊緣自古為夷狄，日本一貫號稱不屬華國，何必計較夷狄？倘若貴國計較夷狄，是不是要先承認貴國首先為華國之一部分呢？”
伊集院地牙齒咬得嘎嘎響，卻又無法反駁，隻能再冒出一句：“貴國遽改國號，未與友邦協商，太過匪夷所思。”
“5000年來。鄙國改朝換代不知凡幾，不知道有哪一次是和貴國事先商量了的？”梁敦彥強壓住火氣，“美利堅原為英國殖民地，後來獨立，不知是否與貴國事先商議？”
“日支兩國文化相近、唇齒相依，彼此關係特殊。與他國關係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那麽，朝鮮與鄙國文化相近、領土相接，彼此關係自古特殊，與他國關係同樣不可等閑視之，日韓合併之舉貴國倒是事先並未照會鄙國……”梁敦彥反唇相譏，諷刺日本吞併朝鮮。
這是註定沒有結果地交涉，伊集院隻能悻悻然歸去。
有了第一天的熱鬧與經驗，隨後幾天對其餘各項禦案的討論進入了愈發激烈的過程。
第三號禦案係政府官員任職年限，梁啓超指出，中國官員自古以來除非出現不能勝任本職或者本人告老還鄉的情況。任期一律終身——但這顯然有悖於天倫之道。按照皇帝的旨意，應該仿行憲政國家實行退休製度。按照官員品秩的不同設立相應退休年限。
“正一品者，年滿70退休；從一品、正二品者，年滿65退休；從二品、正三品、從三品者，年滿60退休；正四品至從七品者年滿55退休；正八品以下年滿50退休。”當然，退休年齡地規定雖然是一刀切的，但同樣允許例外，“若總理、協理和各部大臣以該員年富力強，職責重要，報請聖上同意後容許遞延，遞延一次不超過2年，每人遞延不得超過2次，若遞延期間品秩變動，則以變動後的品秩作為退休年齡之依據。”
對這個製度的規定，雖然出乎各位重臣的預料，但正如皇帝所料想地那樣——任何一個大臣即便心中有所不滿，也不願意給皇帝留下人老猶戀棧的不良影響。更何況這個退休年齡的製定基本符合帝國職官的任職情況，以往確實有一部分重臣過了70還在職場拚殺，但無論精力也好、能力也罷，都極大地衰退下來、於事無補，何必自討沒趣。
對資政院議員而言，這番任職年齡地限製隻針對政府官員，議員任期卻可終身，這便給他們提供了一種優越感，雖然也有人提出要辯護一番，但主流意見特別是新銳派對年老之人把持朝政的固有癥結早已種下，提議表決自然是極力贊同。
與退休製度相輔相成的是年金製度，楊度朗聲說道：“官員年老致仕，除皇上欽賜優容外，別無他物，以至於生活困難，不得不仰仗積蓄，部分官員貪汙腐化固然有其道德不檢點之因素，但為身後事考慮、為子孫事考慮亦是重要原因。皇上一貫體恤臣下，先既已仿效西洋各國設立退休製度，則養老金製度亦一併遵照執行。”
按照議案的提議，官員俸祿被分為級俸和職俸兩部分，級別即與官員品秩相對應的俸祿，品秩一經確定，除非變動，終身不易——退休後的大臣依舊保留品秩，職俸與職務密切相關，因職務不同而俸祿不同。官員在職期間，這兩俸一併發放，構成官俸，官員退休之後，依然按照其退休前最高級別發放級俸，以作維持。
當然，一旦涉及到發放養老年金，就有一個資金如何籌集地難題。皇帝也提出了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現有官員自維新三年起，一律按照本人官俸之十分之一提留年金，以備退休後發放。每逢官員退休，則對其進行勘察，若無瀆職、違法、貪贓情節，則發放養老年金，先從本人提留年金部分提取發放，提取完畢後，由職官部從國家財政中提取發放直至官員過世，若該員不幸提前過世而本人提留年金部分仍未提完，則將剩餘部分一次性發放家屬，充作撫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