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力學的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困難，並未曾為法拉第所創立的勢能理論所解除，雖則物理思想的重心已從物質的動力學轉向了以太的電動力學。法拉第是著名的實驗家，也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幻想家，在近代的物理學大師中，唯有他不是數學家，在1846年，他說，“無論空間是像通常所說的那樣為虛空還是為物質所充滿，我都認為，空間的任一部分，除了力，以及力發揮作用的方式之外，沒有任何東西是真實的。”在此，很清楚，在認識者身上，有一種定向的傾向，具有其有機的和歷史的深刻內涵，有一種要使他的認識過程鮮活起來的傾向。在這裏，法拉第與牛頓在形上學的方麵是完全一致的，因為牛頓的超距作用力所指向的神話背景，也是這位虔誠的物理學家所拒絕考察的。然而，這樣一條可能引起一種明白清楚的力的定義的途徑——亦即從世界而不是上帝出發，從自然的運動狀態的客體而不是主體出發的途徑——同時也能導向能量概念的闡述。現在，能量的概念，與力的概念之不同，乃在於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有方向的量，而不是一種方向，並且它與萊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也隻是在數量上近似。不要忽視的是：在此質量概念的本質特徵已被能量所取代；實際上，連能量的原子結構之類的古怪觀念也已被嚴肅地討論過。
然而，基本詞彙的這種重新安排並不曾改變我們的這樣一種感覺，即世界力及其基礎是確實存在的。運動的問題，一如以往一樣，未得到解決。從牛頓到法拉第——或者說從貝克萊到穆勒——這一路上所發生的一切，隻是宗教的行為觀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觀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魯諾、牛頓和歌德的自然圖象中，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在行動中展現著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學的自然圖象中，是自然自己在運作；因為熱力學第一定律的意義上的每一“過程”都是或應當是以能量的消耗來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對應於“被束縛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數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們發現邁耶的決定性的發現，在時代上恰可呼應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甚至經濟學的體係也使用了同樣的概念；從亞當·斯密以來，價值問題便與勞動量（quantity of work）發生了關係。相對於魁奈（quesney）和杜爾哥（turgot）而言，亞當·斯密標誌著經濟學領域從有機結構轉向了機械結構。作為近代經濟理論之基礎的“勞動”（work）概念具有純粹動力學的意義，在經濟學家的語言中，有一些術語恰好對應於物理學中的能量守恆、熵、最小作用等命題。
因此，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從在巴羅克時代產生以後所經歷的各個連續的階段，以及它與偉大的藝術和數學的形式世界之間的密切關係，便可以發現：（1）在17世紀（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圖象式的，且與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偉大的油畫藝術頗為協調；（2）在18世紀（拉普拉斯與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學），力的概念獲得了賦格風格的抽象特性，且與巴赫的音樂相一致；（3）隨著文化達至它的終點和文明化的才智壓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則出現在純粹分析的領域，尤其出現在多項複變函數的理論中，無此，則力的概念的最現代形式便無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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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與阿波羅式的自然知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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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但是至此，不容否認的是，西方物理學正趨近於其可能性的極限。歸根結底，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西方物理學的使命隻是把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轉形為一種理智知識，把文化青春時期的信仰形式轉形為精確科學的機械形式。並且，雖則這項使命還將有一段時間繼續去搜求越來越多實踐的、甚至“純粹理論的”結果，可這些結果本身，不論何等種類的，皆屬於一種科學的表麵歷史。隻有該科學的象徵主義和其風格的歷史，才屬於它的深度所在。可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那些深度中，我們的科學的本質和內核正在迅速地解體。直至19世紀末，科學發展的每一步都處在動力學的自然圖象的一種內在完成、一種日漸純粹、日漸嚴格和完滿的方向——接下來，那種曾把它帶向理論的最高明晰性的東西，突然間變成了一種溶劑。這種發展並不是有意為之的——事實上，現代物理學的高級才智們，根本還不曾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而是來自一種固有的歷史必然。這一情況與古典科學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內在地完成其自身時，處於同樣的相對階段。分析數學到高斯、柯西和黎曼那裏已實現了它的目標，而今天，剩下來的工作，隻是彌補它在結構上的缺漏而已。
這也是那種突然而致命的懷疑所發生的源頭。該懷疑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甚至昨天還是物理學理論中不可挑戰的基礎，包括能量原理的意義，包括質量、空間、絕對時間等概念，以及一般的因果律。這種懷疑不再是巴洛克時代那帶來豐碩成果的懷疑，已不再能把認識者與他的認識對象結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是一種會影響某一自然科學本身的可能性的懷疑。不妨略舉一例：目前正迅速增強的、對運算和統計方法的應用，其目標隻在於結論的或然率，而先行放棄了絕對的科學精確度——這本是充滿希望的較早各代的科學家的信條——這種發展不是正好體現了一種無意識的懷疑主義的深度麽！
然而，基本詞彙的這種重新安排並不曾改變我們的這樣一種感覺，即世界力及其基礎是確實存在的。運動的問題，一如以往一樣，未得到解決。從牛頓到法拉第——或者說從貝克萊到穆勒——這一路上所發生的一切，隻是宗教的行為觀念（deed-idea），被非宗教的做功觀念（work-idea）所取代。在布魯諾、牛頓和歌德的自然圖象中，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在行動中展現著自身，而在近代物理學的自然圖象中，是自然自己在運作；因為熱力學第一定律的意義上的每一“過程”都是或應當是以能量的消耗來加以度量，而能量的消耗量，即對應於“被束縛的能量”形式的功之數量。
因此，很自然地，我們發現邁耶的決定性的發現，在時代上恰可呼應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誕生。甚至經濟學的體係也使用了同樣的概念；從亞當·斯密以來，價值問題便與勞動量（quantity of work）發生了關係。相對於魁奈（quesney）和杜爾哥（turgot）而言，亞當·斯密標誌著經濟學領域從有機結構轉向了機械結構。作為近代經濟理論之基礎的“勞動”（work）概念具有純粹動力學的意義，在經濟學家的語言中，有一些術語恰好對應於物理學中的能量守恆、熵、最小作用等命題。
因此，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力的中心概念自從在巴羅克時代產生以後所經歷的各個連續的階段，以及它與偉大的藝術和數學的形式世界之間的密切關係，便可以發現：（1）在17世紀（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力的概念的形成是圖象式的，且與在1630年左右走向消亡的偉大的油畫藝術頗為協調；（2）在18世紀（拉普拉斯與拉格朗日的“古典”力學），力的概念獲得了賦格風格的抽象特性，且與巴赫的音樂相一致；（3）隨著文化達至它的終點和文明化的才智壓倒了精神，力的概念則出現在純粹分析的領域，尤其出現在多項複變函數的理論中，無此，則力的概念的最現代形式便無從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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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浮士德式與阿波羅式的自然知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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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但是至此，不容否認的是，西方物理學正趨近於其可能性的極限。歸根結底，作為一種歷史現象，西方物理學的使命隻是把浮士德式的自然感受轉形為一種理智知識，把文化青春時期的信仰形式轉形為精確科學的機械形式。並且，雖則這項使命還將有一段時間繼續去搜求越來越多實踐的、甚至“純粹理論的”結果，可這些結果本身，不論何等種類的，皆屬於一種科學的表麵歷史。隻有該科學的象徵主義和其風格的歷史，才屬於它的深度所在。可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在那些深度中，我們的科學的本質和內核正在迅速地解體。直至19世紀末，科學發展的每一步都處在動力學的自然圖象的一種內在完成、一種日漸純粹、日漸嚴格和完滿的方向——接下來，那種曾把它帶向理論的最高明晰性的東西，突然間變成了一種溶劑。這種發展並不是有意為之的——事實上，現代物理學的高級才智們，根本還不曾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而是來自一種固有的歷史必然。這一情況與古典科學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內在地完成其自身時，處於同樣的相對階段。分析數學到高斯、柯西和黎曼那裏已實現了它的目標，而今天，剩下來的工作，隻是彌補它在結構上的缺漏而已。
這也是那種突然而致命的懷疑所發生的源頭。該懷疑所指向的事物，包括甚至昨天還是物理學理論中不可挑戰的基礎，包括能量原理的意義，包括質量、空間、絕對時間等概念，以及一般的因果律。這種懷疑不再是巴洛克時代那帶來豐碩成果的懷疑，已不再能把認識者與他的認識對象結合在一起加以考察；它是一種會影響某一自然科學本身的可能性的懷疑。不妨略舉一例：目前正迅速增強的、對運算和統計方法的應用，其目標隻在於結論的或然率，而先行放棄了絕對的科學精確度——這本是充滿希望的較早各代的科學家的信條——這種發展不是正好體現了一種無意識的懷疑主義的深度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