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文明，一個是心靈的活生生的實體，一個則是心靈的木乃伊。對西方的生存來說，兩者的分際在大約1800年的時候就出現了，即一方是地處偏遠的生命，它有著自身的、通過內部的成長而形成的充盈性和確然性，有著從哥德式的童稚時期到歌德和拿破崙這種偉大的、不間斷的演進；而另一方則是我們的偉大城市那秋天般的、人工的、無根的生命，受才智所構建的形式的支配。文化和文明，一個是誕生於大地母親的有機體，一個是從固化的結構發展而來的機械物。文化人過著靈性的生活，文明人則是在空間中、在實體和“事實”中過著外在的生活。前者感受為命運的東西，後者理解為因與果的聯繫，故而文明人是唯物主義者——在這個詞對文明且隻對文明有效的意義上說——不論他是否願意，也不論他所主張的佛教、斯多葛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學說是否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對哥特時期和多立克時期的人來說，對愛奧尼亞時期和巴羅克時期的人來說，藝術、宗教、習俗、國家、知識、社會生活，這一整個廣泛的形式世界，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對這些東西的實施和實現，沒有必要先對它們有所“認識”。他們輕而易舉就獲得了對文化的象徵主義的支配權，就像莫紮特在音樂中所獲得的。文化是不言自明的。對這些文化形式的陌生感；覺得這些形式隻是創造的自由需要擺脫的負擔；企圖徹底清點已有的形式庫存，以便借理性之光使它變得更容易計算；過分地把思維強加於創造力的不可思議的品質之上——所有這一切都是心靈開始厭倦的症狀。隻有病人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當人們建構一種非形而上的宗教來對抗已有的祀拜和教義的時候；當人們建立一種“自然定律”來對抗歷史定律的時候；當在藝術中發明了一種風格來取代再也不能被生產和被駕禦的那種風格的時候；當人們把國家設想為一種不僅能被改變而且必須加以改變的“社會秩序”的時候——在這種時候，顯然有某種東西確定地崩潰了。最高形態的無機物，即世界都會本身，就聳立在文化景觀的中間，它的人類被連根拔除，被納入它之中，為它所利用。
科學的世界是表麵的世界，是實踐的、無心靈的和純粹廣延的世界。佛教、斯多葛主義、社會主義的觀念都依賴於這種世界。在這裏，生命不再是某種自明的東西——幾乎不再是意識的問題，更別說有所選擇了——也不再當作出於上帝意誌的命運而被接受，而被看作是一個問題，以理智所看到的樣子得到呈現，通過“功利主義”或“理性的”標準得到評判。這根本上就是這三者的全部意義。大腦支配著一切，因為心靈已放棄了一切。文化人無意識地生活著，文明人則是有意識地生活著。世界都市——懷疑的、實踐的、人工的——隻是代表著今天的文明。位於它的大門口的繫於土地的農民根本不算什麽。“人民”指的是城市人民，這是一種無機的群眾，是某種流動的東西。農民不是民主製的——這再一次是一個屬於機械的和都市的生存的概念——因此他被忽視，被輕蔑和被唾棄。隨著舊的“等級”——貴族和僧侶——的消失，農民成為唯一的有機的人，成為早期文化僅有的殘跡。他在斯多葛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中都沒有位置。
因而，在歌德的悲劇的“第一部”中，浮士德是孤寂的深夜的熱情學者，邏輯上說，他是“第二部”和新世紀的浮士德的前身，是一種純粹實踐的、目光遠大的、方向向外的能動性的典型。在他身上，歌德從心理學上預示了西歐的整個未來。他就是取代文化的文明，是取代內在有機體的外在機械物，是作為熄滅的心靈的石化的才智。如同開頭的浮士德之於結尾的浮士德是文化對文明一樣，伯裏克利時代的希臘之於愷撒時代的羅馬，亦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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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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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隻要一種正趨於完成的文化的人還繼續自然地和不加懷疑地過著以前一樣的生活，則他的生命就自有一種安身立命的品行。這就是本能的（instinctive）道德，雖則它可以有上千種有爭議的形式來偽裝自己，但該文化中的人自己並不會無所適從，因為他內在地擁有那種道德。但是，一當生命衰竭了，一當人踏上了大城市——它們本身就是才智的世界——的人工的土地，且需要一種與他自己現在的生命相適應的理論，道德就變成了一個問題。文化的道德是其中的人所本有的，文明的道德則是其中的人所尋求的。一個太過深刻，以致邏輯的手段對它都黔驢技窮，另一個則是邏輯的一種函數。遲至古典文化的柏拉圖和遲至西方文化的康德，倫理學仍不過是一種辯證法，是一種概念遊戲，或是一種形上學的體係的完成，歸根結底，還不是什麽真正必需的學問。對康德來說，“範疇的律令”還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陳述，是對根本不成問題的東西的抽象陳述。但是，對於芝諾和叔本華來說，便不再是如此。發現、發明或強行編造出某個形式來作為存在之定則，已成為必需之事，並且這形式不再依附於本能；因而，基於此點，便出現了文明化的倫理學，它不再是生命本身的反思，而是知識對生命的反思。我們覺得，在所有這些深思熟慮的體係——充斥於所有文明的最初幾個世紀——中，存在某種人工的、無心靈的和半真理的東西。它們不是那種深奧的、幾乎不食人間煙火故配得上跟偉大藝術並列在一起的創造物。所有高級風格的形上學、所有純粹的道德直覺，麵對一種突然臨現的需要而消失殆盡了，那是一種實踐的道德的需要，這道德想要支配那再也不能支配自身的生命。直到康德，直到亞裏士多德，直到瑜伽學派和吠檀多派的學說，哲學還是一係列偉大的世界體係，在那裏，形式的倫理學隻占了十分適中的位置。但是現在，它已變成了以一種形上學為背景的“道德哲學”。知識論的熱情不得不讓位於硬性的實踐需要。社會主義、斯多葛主義和佛教，就是這一類型的哲學。
對哥特時期和多立克時期的人來說，對愛奧尼亞時期和巴羅克時期的人來說，藝術、宗教、習俗、國家、知識、社會生活，這一整個廣泛的形式世界，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們對這些東西的實施和實現，沒有必要先對它們有所“認識”。他們輕而易舉就獲得了對文化的象徵主義的支配權，就像莫紮特在音樂中所獲得的。文化是不言自明的。對這些文化形式的陌生感；覺得這些形式隻是創造的自由需要擺脫的負擔；企圖徹底清點已有的形式庫存，以便借理性之光使它變得更容易計算；過分地把思維強加於創造力的不可思議的品質之上——所有這一切都是心靈開始厭倦的症狀。隻有病人能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當人們建構一種非形而上的宗教來對抗已有的祀拜和教義的時候；當人們建立一種“自然定律”來對抗歷史定律的時候；當在藝術中發明了一種風格來取代再也不能被生產和被駕禦的那種風格的時候；當人們把國家設想為一種不僅能被改變而且必須加以改變的“社會秩序”的時候——在這種時候，顯然有某種東西確定地崩潰了。最高形態的無機物，即世界都會本身，就聳立在文化景觀的中間，它的人類被連根拔除，被納入它之中，為它所利用。
科學的世界是表麵的世界，是實踐的、無心靈的和純粹廣延的世界。佛教、斯多葛主義、社會主義的觀念都依賴於這種世界。在這裏，生命不再是某種自明的東西——幾乎不再是意識的問題，更別說有所選擇了——也不再當作出於上帝意誌的命運而被接受，而被看作是一個問題，以理智所看到的樣子得到呈現，通過“功利主義”或“理性的”標準得到評判。這根本上就是這三者的全部意義。大腦支配著一切，因為心靈已放棄了一切。文化人無意識地生活著，文明人則是有意識地生活著。世界都市——懷疑的、實踐的、人工的——隻是代表著今天的文明。位於它的大門口的繫於土地的農民根本不算什麽。“人民”指的是城市人民，這是一種無機的群眾，是某種流動的東西。農民不是民主製的——這再一次是一個屬於機械的和都市的生存的概念——因此他被忽視，被輕蔑和被唾棄。隨著舊的“等級”——貴族和僧侶——的消失，農民成為唯一的有機的人，成為早期文化僅有的殘跡。他在斯多葛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中都沒有位置。
因而，在歌德的悲劇的“第一部”中，浮士德是孤寂的深夜的熱情學者，邏輯上說，他是“第二部”和新世紀的浮士德的前身，是一種純粹實踐的、目光遠大的、方向向外的能動性的典型。在他身上，歌德從心理學上預示了西歐的整個未來。他就是取代文化的文明，是取代內在有機體的外在機械物，是作為熄滅的心靈的石化的才智。如同開頭的浮士德之於結尾的浮士德是文化對文明一樣，伯裏克利時代的希臘之於愷撒時代的羅馬，亦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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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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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隻要一種正趨於完成的文化的人還繼續自然地和不加懷疑地過著以前一樣的生活，則他的生命就自有一種安身立命的品行。這就是本能的（instinctive）道德，雖則它可以有上千種有爭議的形式來偽裝自己，但該文化中的人自己並不會無所適從，因為他內在地擁有那種道德。但是，一當生命衰竭了，一當人踏上了大城市——它們本身就是才智的世界——的人工的土地，且需要一種與他自己現在的生命相適應的理論，道德就變成了一個問題。文化的道德是其中的人所本有的，文明的道德則是其中的人所尋求的。一個太過深刻，以致邏輯的手段對它都黔驢技窮，另一個則是邏輯的一種函數。遲至古典文化的柏拉圖和遲至西方文化的康德，倫理學仍不過是一種辯證法，是一種概念遊戲，或是一種形上學的體係的完成，歸根結底，還不是什麽真正必需的學問。對康德來說，“範疇的律令”還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陳述，是對根本不成問題的東西的抽象陳述。但是，對於芝諾和叔本華來說，便不再是如此。發現、發明或強行編造出某個形式來作為存在之定則，已成為必需之事，並且這形式不再依附於本能；因而，基於此點，便出現了文明化的倫理學，它不再是生命本身的反思，而是知識對生命的反思。我們覺得，在所有這些深思熟慮的體係——充斥於所有文明的最初幾個世紀——中，存在某種人工的、無心靈的和半真理的東西。它們不是那種深奧的、幾乎不食人間煙火故配得上跟偉大藝術並列在一起的創造物。所有高級風格的形上學、所有純粹的道德直覺，麵對一種突然臨現的需要而消失殆盡了，那是一種實踐的道德的需要，這道德想要支配那再也不能支配自身的生命。直到康德，直到亞裏士多德，直到瑜伽學派和吠檀多派的學說，哲學還是一係列偉大的世界體係，在那裏，形式的倫理學隻占了十分適中的位置。但是現在，它已變成了以一種形上學為背景的“道德哲學”。知識論的熱情不得不讓位於硬性的實踐需要。社會主義、斯多葛主義和佛教，就是這一類型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