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尼採在看待他自己的時代的時候更少帶有偏見、更少浪漫主義的氣質去維護某些倫理創造，那他必定會發覺一種特殊的、在他的意義上的基督教的憐憫的道德在西歐土地上其實並不存在。我們不要被諸如人類定則之類的詞眼所誤導，而誤解它們的真實意義。在人所具有的道德與人認為他所具有的道德之間，有一種十分模糊、十分不穩定的關係，且正是在這裏，一種無懈可擊的心理學可謂是無價之寶。憐憫是一個危險的詞，尼采自己——盡管他無疑是一位藝術大師——和別的人都未曾探討這個詞在不同時代的意義（理論的和效果的）。奧利金時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十分不同於聖方濟各時代的基督徒的道德。在此，我們沒有機會去探詢浮士德式的憐憫——在騎士社會中體現為獻身、熱情奔放或者諸如此類的種族本能——比照於麻葛式基督徒的宿命論的憐憫而言意味著什麽，我們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它想像為是超距作用和實踐的動力學，或（從另一個角度說）想像為一種自負的心靈對自身的要求，再或者想像為是一種專橫的距離感的表達。一組固定的倫理術語，例如我們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所擁有的那些術語，必定涵蓋著大量的不同觀念以及甚至更大量的不同意義。當一種如我們這樣具有歷史的和反思的氣質的人類把表麵的東西當作為真實的意義加以接受，並把理想視作僅僅是為認識而存在的主題時，那實際上隻是證明了它對過去的尊敬——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即是對宗教傳統的尊敬。一個充滿信心的經文，並不是它的真實性的保證，因為人很少能意識到他自己的信仰。跟深刻的精神現實性相比，口號和學說常常或多或少是大眾的和外在的。我們對《新約》的訓誨所表示的理論上的尊敬，事實上跟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對古代藝術所表示的理論上的尊敬屬於同一層次；如同後者並不曾改變作品的精神一樣，前者也不曾改變我們西方人的精神。我們時常引用為宗教精神之代表的“托缽修會”、“摩拉維亞教會”和“救世軍”（salvation army），數目少得出奇，其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故而，它們其實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整體——亦即浮士德式的基督教道德——中的一些特例。那種道德其實並不是路德或特蘭托會議闡述出來的，而是所有具有偉大風格的基督徒——英諾森三世和加爾文、羅耀拉和薩沃那洛拉、帕斯卡爾和聖特雷莎（st. theresa）——內心所湧現的，甚至在潛意識中，這還與他們自己的公開教誨相牴觸。
我們隻需將純粹西方的男子氣的德行（manly virtue）概念跟希臘理想中十分女性氣質的αρετη（美德）作一比較：前者被尼采名之為“moralinfrei”virtù（“英雄的”德行），西班牙人稱之為grandezza（高貴），在法國巴羅克時期則為grandeur（莊嚴）；而後者在實際的運用中，對我們而言，即是享樂（ηδονη）的能力、沉著平靜的氣質（γαmbda;ηνη，απαθεια）、無欲無求，尤其是十分典型的αταραξια（鎮定自若）。尼采曾提及所謂的“金髮碧眼獸”（blond beast），並認為它就體現在他評價甚高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的典型中（因為它實際上不過是偉大的霍亨斯陶芬時代的德國人的一種複製品），這種人與無一例外地呈現在每一古典倫理中和體現在每一個有價值的古典人身上的那種類型，恰好形成對照。浮士德文化已經製造了一長串心腸很硬的人，而古典文化就從沒有這種類型。因為伯裏克利和忒密斯多克利天性溫和，跟阿提卡的καmbda;οκαγαθια（高貴品格）相一致，亞歷山大屬於從沒有睡醒的浪漫主義類型，愷撒則屬於狡黠的計算者類型。漢尼拔這個外來者隻是他們所有人當中的“一員”。早期的這些人們，當荷馬把他們呈現出來時——例如奧德修斯和埃阿斯這類人物——按照我們的判斷，他們不過是十字軍騎士當中的一些怪異的形象。他們的天性本來是十分女性氣的，可也有獸性的一麵——一種重新界定的、屬於他們自身的獸性——希臘人的野蠻就屬於這一種。但是，在北方，薩克森、法蘭克尼亞和霍亨斯陶芬的偉大皇帝，皆出現在文化的肇始時期，其周圍則環繞著獅王亨利（henry the lion）和格列高裏七世這樣的巨人。接著出現了文藝復興、紅白玫瑰黨之爭、胡格諾戰爭、西班牙征服者、普魯士選帝侯和國王、拿破崙、俾斯麥、羅得斯等各樣的人物。還有什麽其他文化曾出現過相似的人物嗎？在整個希臘歷史中，何時有過類似於1176年這麽有力的場景呢？——以萊尼亞諾戰爭（battle of legnano）作為前景，以偉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偉大的韋爾夫王朝（welf）突然揭開的爭端為背景。大遷徙時期（great migrations）的英雄、西班牙的騎士、普魯士的紀律、拿破崙的精力——古典文化又有多少這樣的人和事呢？還有，在浮士德道德的盛期——從十字軍到世界大戰的時期——我們在何處見到過“奴隸道德”、逆來順受、助祭的博愛（deaconess’s caritas）這樣的東西？它們隻存在於這個時期虔誠而恭敬的道德言辭中，在別的地方根本沒有。那些典型的僧侶，本身就是浮士德式的；想一想古代德意誌帝國的那些在馬背上領導他們的教徒投入血腥的撕殺的大主教，或那些強行要使亨利四世、腓特烈二世這樣的人馴服的教皇；想一想奧斯特馬克（ostmark）的條頓騎士團，想一想路德在古代北方的異教世界挑起的對抗羅馬教廷的挑戰，想一想塑造法國的那些偉大的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馬紮林（mazarin）、夫勒裏］。那就是浮士德式的道德，如果我們無視其在西歐歷史的整個領域中的影響，那必定是對其真實的情形視而不見。在這些偉大的例證中，有一種世俗的激情，表現了一種使命意識，隻有通過它們，我們才能理解浮士德式的道德的那些偉大的精神激情，那些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博愛（caritas），那是一種動力學的博愛，全然不同於古典的中庸和早期基督教的溫柔。在德國神秘主義者、德國和西班牙騎士團、法國和英國加爾文派所實踐的那種憐憫中，總有一種強硬性（hardness）。在俄羅斯，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將一個心靈融入眾多心靈的兄弟之愛的博愛類型；而在浮士德式的心靈中，博愛乃是一個心靈超出其他心靈之上。在這裏的定則也是“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而個人的博愛，隻是為了要在位格的上帝麵前證明自己是一個個體而實施的。
我們隻需將純粹西方的男子氣的德行（manly virtue）概念跟希臘理想中十分女性氣質的αρετη（美德）作一比較：前者被尼采名之為“moralinfrei”virtù（“英雄的”德行），西班牙人稱之為grandezza（高貴），在法國巴羅克時期則為grandeur（莊嚴）；而後者在實際的運用中，對我們而言，即是享樂（ηδονη）的能力、沉著平靜的氣質（γαmbda;ηνη，απαθεια）、無欲無求，尤其是十分典型的αταραξια（鎮定自若）。尼采曾提及所謂的“金髮碧眼獸”（blond beast），並認為它就體現在他評價甚高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的典型中（因為它實際上不過是偉大的霍亨斯陶芬時代的德國人的一種複製品），這種人與無一例外地呈現在每一古典倫理中和體現在每一個有價值的古典人身上的那種類型，恰好形成對照。浮士德文化已經製造了一長串心腸很硬的人，而古典文化就從沒有這種類型。因為伯裏克利和忒密斯多克利天性溫和，跟阿提卡的καmbda;οκαγαθια（高貴品格）相一致，亞歷山大屬於從沒有睡醒的浪漫主義類型，愷撒則屬於狡黠的計算者類型。漢尼拔這個外來者隻是他們所有人當中的“一員”。早期的這些人們，當荷馬把他們呈現出來時——例如奧德修斯和埃阿斯這類人物——按照我們的判斷，他們不過是十字軍騎士當中的一些怪異的形象。他們的天性本來是十分女性氣的，可也有獸性的一麵——一種重新界定的、屬於他們自身的獸性——希臘人的野蠻就屬於這一種。但是，在北方，薩克森、法蘭克尼亞和霍亨斯陶芬的偉大皇帝，皆出現在文化的肇始時期，其周圍則環繞著獅王亨利（henry the lion）和格列高裏七世這樣的巨人。接著出現了文藝復興、紅白玫瑰黨之爭、胡格諾戰爭、西班牙征服者、普魯士選帝侯和國王、拿破崙、俾斯麥、羅得斯等各樣的人物。還有什麽其他文化曾出現過相似的人物嗎？在整個希臘歷史中，何時有過類似於1176年這麽有力的場景呢？——以萊尼亞諾戰爭（battle of legnano）作為前景，以偉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和偉大的韋爾夫王朝（welf）突然揭開的爭端為背景。大遷徙時期（great migrations）的英雄、西班牙的騎士、普魯士的紀律、拿破崙的精力——古典文化又有多少這樣的人和事呢？還有，在浮士德道德的盛期——從十字軍到世界大戰的時期——我們在何處見到過“奴隸道德”、逆來順受、助祭的博愛（deaconess’s caritas）這樣的東西？它們隻存在於這個時期虔誠而恭敬的道德言辭中，在別的地方根本沒有。那些典型的僧侶，本身就是浮士德式的；想一想古代德意誌帝國的那些在馬背上領導他們的教徒投入血腥的撕殺的大主教，或那些強行要使亨利四世、腓特烈二世這樣的人馴服的教皇；想一想奧斯特馬克（ostmark）的條頓騎士團，想一想路德在古代北方的異教世界挑起的對抗羅馬教廷的挑戰，想一想塑造法國的那些偉大的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馬紮林（mazarin）、夫勒裏］。那就是浮士德式的道德，如果我們無視其在西歐歷史的整個領域中的影響，那必定是對其真實的情形視而不見。在這些偉大的例證中，有一種世俗的激情，表現了一種使命意識，隻有通過它們，我們才能理解浮士德式的道德的那些偉大的精神激情，那些勇往直前、不可阻擋的博愛（caritas），那是一種動力學的博愛，全然不同於古典的中庸和早期基督教的溫柔。在德國神秘主義者、德國和西班牙騎士團、法國和英國加爾文派所實踐的那種憐憫中，總有一種強硬性（hardness）。在俄羅斯，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將一個心靈融入眾多心靈的兄弟之愛的博愛類型；而在浮士德式的心靈中，博愛乃是一個心靈超出其他心靈之上。在這裏的定則也是“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而個人的博愛，隻是為了要在位格的上帝麵前證明自己是一個個體而實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