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一度，這種麻葛式的心靈意象被再次召喚出來。德國浪漫主義覺得哥德式哲學家們那魔術般的糾纏不清的思緒，具有與修道院和城堡的十字軍理想、甚至薩拉森人的藝術和詩歌同樣的魅力——當然其對這些遙遠的事物了解甚少。謝林（schelling）、奧肯（oken）、巴德爾（baader）、格雷斯（g?rres）以及他們的圈子沉迷於阿拉伯猶太教風格的貧瘠的沉思，他們十分自滿地覺得那種沉思是“幽暗的”和“深刻的”——可對於東方人來說，它們根本不是那樣——他們理解那些沉思，可隻是片麵地理解，他們希望他們的聽眾也有同樣的準誤解。在這一插曲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一點是晦澀的魅力。我們可以大膽地作出結論說，浮士德式的思維最清晰、最容易為人所理解的概念——例如，正如我們在笛卡兒或在康德的《導論》中已經看到的——在一個阿拉伯學者看來，同樣是模糊不清的和莫名其妙的。對於我們而言真實的東西，對於他們而言可能是虛假的，反之亦然；這對於不同文化的心靈意象都是有效的，對於它們的科學思維的每一其他產品也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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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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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哥德式的世界觀及其哲學的終極要素作一分離的研究，這一工作要留給未來有膽識的人去做。恰如大教堂的裝飾和同時代的原始繪畫一直對背景中是採用金色的氛圍還是採用開闊一點的氛圍——即對自然中的上帝是採用麻葛式的方麵還是採用浮士德式的方麵——難以作出取捨一樣，這種早期的、膽怯的、不成熟的心靈意象，在把自身呈現在這個哲學中的時候，也混合著源自不同方麵的特徵，即一方麵是源自基督教-阿拉伯形上學及其精神與靈魂的二元論，另一方麵則是源自北方的還未公開的功能性的心靈力量的暗示。這種不一致構成了有關意誌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衝突的基礎，此乃是人們一會兒在舊的阿拉伯哲學的意義上、一會兒又在新的西方哲學的意義上來加以解決的哥德式哲學的基本問題。正是有關心智的這個神話——它通過不斷地變換偽裝而伴隨於我們的哲學之始終——使得它與其他一切問題鮮明地區分開來。晚期巴羅克時代的唯理論以自信有加的城市精神決意要維護理性女神的偉大力量（例如康德、雅各賓派）；但幾乎就在19世紀剛過去不久，人們（尤其是尼采）又回過頭來求助於更強有力的公式：“意誌高於理智”（voluntas superior intellectu），這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西方人的血氣所鍾。最後一位偉大的體係化哲學家叔本華已經把它歸納為另一個公式：“作為意誌與表象的世界”，並且，決意要反對意誌的隻是他的倫理學，而非他的形上學。
在這裏，我們可以直接明了地看到某一文化內部的哲學思考的深刻基礎和意義。因為我們在這裏看到，浮士德式的心靈歷經許多世紀的艱辛，就是想去描畫一幅自畫像，而且是一幅與其世界肖像密切一致的自畫像。哥德式的世界觀及其意誌和理性的鬥爭，事實上就是十字軍、霍亨斯陶芬帝國、大教堂的人們的生命感的一種表現。這些人們就是這樣子來看待他們的心靈的，因為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心靈意象中的意誌與思維相當於外部世界的意象中的方向與廣延、歷史與自然、命運與因果律。我們的基本性格的這兩個方麵，在我們的原始象徵亦即無限廣延中已有所顯現。意誌把未來和現在聯繫起來，思維把無限和此處聯繫起來。歷史的未來即是距離的生成，無邊界的世界地平線即是距離的既成——這便是浮士德式的深度經驗的意義所在。方向感作為“意誌”和空間感作為“理性”被想像為是一實存，是近乎傳奇的圖象；我們的心理學家自內在生命中抽象出來的圖象，必然地就是出自此種實存。
稱浮士德文化是一種意誌文化，這隻是其心靈的明顯的歷史意向的另一種表現方式。我們的第一人稱的習慣，我們的“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亦即我們的動態的句型——如實地呈現了源自這種意向及其肯定性的方向能量的“行事方式”，這方式不僅支配著我們的作為歷史之世界的圖象，而且還支配著我們自己的歷史本身。這種第一人稱聳立於哥德式建築之上；尖頂即是一個主格的“我”，飛扶壁亦是一個主格的“我”。因此，從托馬斯·阿奎那到康德的整個浮士德式的倫理學即是一個“更高者”（excelsior）——是主格的“我”的實現，是對主格的“我”的一種倫理施為，是通過信仰和勞作對主格的“我”的一種確證；是為了主格的“我”及其幸福而尊重作為鄰居的“你”；最後且在最高意義上說，是主格的“我”的不朽。
真正的俄羅斯人不屑一顧地視作虛榮的東西就是這個“我”，且恰恰是這個“我”。俄羅斯的心靈是無意誌的，其原始象徵是無邊界的平麵，它就是在平麵的兄弟世界中成長起來的——謙卑的、自我奉獻的。把“我”當作與鄰居的關係的出發點，通過“我”對近鄰親人的愛而在道德上提升“我”自己，為“我”自身的行為而感到愧疚，對於俄羅斯人來說，這一切都是西方虛榮心的特徵，同我們西方的聳入雲霄的教堂一樣是傲慢自負的。他們常常把我們的教堂拿來和他們的平麵的教堂屋頂及其為數不多的圓頂進行比較。托爾斯泰的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就像照料他的指甲一樣照料他的道德的“我”；這正好暴露了托爾斯泰屬於大彼得主義的假晶現象。但是，拉斯柯爾尼科夫隻有在一個“我們”當中才是某個東西。他的錯誤即是全體人的錯誤，就連認為他的罪是他自己所特有的，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自負與虛榮。這種觀念也支撐著麻葛式的心靈意象。耶穌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節）；同樣的情感使得他稱自己為我們所誤譯的那個稱號：“人子” 。正統教會的共通感也是非個人的，並稱“我”為一種原罪。將真理當作選民匿名的一致同意的觀念是真正的俄羅斯觀念，這一觀念也是非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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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心靈意象與生命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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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哥德式的世界觀及其哲學的終極要素作一分離的研究，這一工作要留給未來有膽識的人去做。恰如大教堂的裝飾和同時代的原始繪畫一直對背景中是採用金色的氛圍還是採用開闊一點的氛圍——即對自然中的上帝是採用麻葛式的方麵還是採用浮士德式的方麵——難以作出取捨一樣，這種早期的、膽怯的、不成熟的心靈意象，在把自身呈現在這個哲學中的時候，也混合著源自不同方麵的特徵，即一方麵是源自基督教-阿拉伯形上學及其精神與靈魂的二元論，另一方麵則是源自北方的還未公開的功能性的心靈力量的暗示。這種不一致構成了有關意誌或理性何者第一性的衝突的基礎，此乃是人們一會兒在舊的阿拉伯哲學的意義上、一會兒又在新的西方哲學的意義上來加以解決的哥德式哲學的基本問題。正是有關心智的這個神話——它通過不斷地變換偽裝而伴隨於我們的哲學之始終——使得它與其他一切問題鮮明地區分開來。晚期巴羅克時代的唯理論以自信有加的城市精神決意要維護理性女神的偉大力量（例如康德、雅各賓派）；但幾乎就在19世紀剛過去不久，人們（尤其是尼采）又回過頭來求助於更強有力的公式：“意誌高於理智”（voluntas superior intellectu），這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西方人的血氣所鍾。最後一位偉大的體係化哲學家叔本華已經把它歸納為另一個公式：“作為意誌與表象的世界”，並且，決意要反對意誌的隻是他的倫理學，而非他的形上學。
在這裏，我們可以直接明了地看到某一文化內部的哲學思考的深刻基礎和意義。因為我們在這裏看到，浮士德式的心靈歷經許多世紀的艱辛，就是想去描畫一幅自畫像，而且是一幅與其世界肖像密切一致的自畫像。哥德式的世界觀及其意誌和理性的鬥爭，事實上就是十字軍、霍亨斯陶芬帝國、大教堂的人們的生命感的一種表現。這些人們就是這樣子來看待他們的心靈的，因為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心靈意象中的意誌與思維相當於外部世界的意象中的方向與廣延、歷史與自然、命運與因果律。我們的基本性格的這兩個方麵，在我們的原始象徵亦即無限廣延中已有所顯現。意誌把未來和現在聯繫起來，思維把無限和此處聯繫起來。歷史的未來即是距離的生成，無邊界的世界地平線即是距離的既成——這便是浮士德式的深度經驗的意義所在。方向感作為“意誌”和空間感作為“理性”被想像為是一實存，是近乎傳奇的圖象；我們的心理學家自內在生命中抽象出來的圖象，必然地就是出自此種實存。
稱浮士德文化是一種意誌文化，這隻是其心靈的明顯的歷史意向的另一種表現方式。我們的第一人稱的習慣，我們的“ego habeo factum”（唯我是從）——亦即我們的動態的句型——如實地呈現了源自這種意向及其肯定性的方向能量的“行事方式”，這方式不僅支配著我們的作為歷史之世界的圖象，而且還支配著我們自己的歷史本身。這種第一人稱聳立於哥德式建築之上；尖頂即是一個主格的“我”，飛扶壁亦是一個主格的“我”。因此，從托馬斯·阿奎那到康德的整個浮士德式的倫理學即是一個“更高者”（excelsior）——是主格的“我”的實現，是對主格的“我”的一種倫理施為，是通過信仰和勞作對主格的“我”的一種確證；是為了主格的“我”及其幸福而尊重作為鄰居的“你”；最後且在最高意義上說，是主格的“我”的不朽。
真正的俄羅斯人不屑一顧地視作虛榮的東西就是這個“我”，且恰恰是這個“我”。俄羅斯的心靈是無意誌的，其原始象徵是無邊界的平麵，它就是在平麵的兄弟世界中成長起來的——謙卑的、自我奉獻的。把“我”當作與鄰居的關係的出發點，通過“我”對近鄰親人的愛而在道德上提升“我”自己，為“我”自身的行為而感到愧疚，對於俄羅斯人來說，這一切都是西方虛榮心的特徵，同我們西方的聳入雲霄的教堂一樣是傲慢自負的。他們常常把我們的教堂拿來和他們的平麵的教堂屋頂及其為數不多的圓頂進行比較。托爾斯泰的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就像照料他的指甲一樣照料他的道德的“我”；這正好暴露了托爾斯泰屬於大彼得主義的假晶現象。但是，拉斯柯爾尼科夫隻有在一個“我們”當中才是某個東西。他的錯誤即是全體人的錯誤，就連認為他的罪是他自己所特有的，在他看來這也是一種自負與虛榮。這種觀念也支撐著麻葛式的心靈意象。耶穌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節）；同樣的情感使得他稱自己為我們所誤譯的那個稱號：“人子” 。正統教會的共通感也是非個人的，並稱“我”為一種原罪。將真理當作選民匿名的一致同意的觀念是真正的俄羅斯觀念，這一觀念也是非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