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式的心靈意象和阿波羅式的心靈意象是正好相反的。所有古老的對立又一次出現了。在阿波羅式的心靈意象中,我們具有的是——如果可以這樣稱呼——心靈實體,而在浮士德式的心靈意象中,我們具有的是作為想像單位的心靈空間。實體是由諸多部分組成,而空間則是過程的場所。古典人是以雕塑的方式構想他的內在世界。甚至荷馬的風格也顯露了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他顯示給我們的,是餘音不斷的、古老的神廟傳統,例如在冥王哈得斯(hades)那裏,死者其實是身體的極易辨認的複製品。前蘇格拉底哲學,及其有關心靈的三個井然有序的部分:mbda;ογιστικον(理性的)、επιθυμητικον(渴望的)、θυμοειδεs(熱情的),同時可以作為“拉奧孔群像”的暗示。在我們的情形中,那是音樂的特徵;內在生命的奏鳴曲以意誌作為第一主題,以思想和情感作為第二主題;樂章由一種精神性的對位法的嚴格規則所限定,而心理學所要做的就是去發現這種對位法。這些最簡單的要素像古典的數字和西方的數字一樣陷入了一個反題——即一方麵是量,另一方麵是精神性的關係——而阿波羅式的生存的精神靜力學,σωφροσυνη(克製)和αταραξια(鎮定)的測體術理想,正好與浮士德式的生存的心靈動力學相對。


    阿波羅式的心靈意象——柏拉圖的以νουs(理智)作為禦車人的雙套馬車的比喻——在麻葛式的心靈出現的時候立刻就銷聲匿跡了。它其實在晚出的斯多亞學派那裏就已經消失了,在那裏,首座教師基本上都來自說阿拉米語的東方,到早期羅馬帝國時期,甚至在城市本身的文學中,它就已經變成了單純的回想之物。


    麻葛式的心靈意象的標誌是一種嚴格的有關兩種神秘實體即精神和心靈的二元論。在這兩者之間,既無古典的(靜力學的)關係,亦無西方的(函數性的)關係,而隻有一種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構成的關係,由於缺乏更好的術語,我們隻好稱之為“麻葛式的”關係,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將德謨克利特的物理學和伽利略的物理學跟鍊金術和哲人之石進行對比來說明之。尤其中東地區的心靈意象,更有賴於這一關係,由於其內在必然性,阿拉伯文化的“哥德式”青春時期(0~300年)出現了各種心理學,尤其是神學。聖約翰的福音書就屬於這個時期,諾斯替派、早期教父、新柏拉圖主義者、摩尼派的著作,以及《塔木德》和《阿維斯塔》的教義文本也都屬於這個時期;還有,羅馬帝國的疲憊的心靈也屬於這個時期,這一心靈現在隻體現在信仰中,其來自年輕的東方即敘利亞和波斯的哲學對生命甚少關注。甚至在公元前1世紀的時候,偉大的波塞多紐(posidonius)就是一個真正的閃米特人和青春期的阿拉伯人,盡管他的龐雜的學問還穿著古典的外衣,他在內心中對古典的生命情感與這種麻葛式的心靈結構之間的完全對立深有所感,在他看來,這是真正的對立。在瀰漫於身體之中的心靈實體與從世界洞穴墮入人性之中的心靈實體之間,存在著獨特的價值差別,後者具有抽象的神性,能使所有的分有者獲得一種共通感(consensus)。正是這一“精神”,喚起了高級世界,並通過這種創造而戰勝了單純的生命、“血肉之體”和自然。這是構成自我的所有情感之基礎的原始意象。它有時見於宗教,有時見於哲學,有時又見於藝術。這隻要看一下君士坦丁時代的肖像畫及其對無限者一動不動的凝視——那種眼神代表著πνευμα(生氣)。普羅提諾和奧利金都感覺到了它。保羅,例如在“哥林多前書”第15章第44節中,在σωμα ψυχικον(有血氣的身體)與σωμα πνευματικον(有靈性的身體)之間進行了區分。而大家也都知道,在諾斯替派當中,則流行一個雙重的即肉身的或靈性的迷狂的概念,以及使人成為低級的和高級的,即成為心靈(psychics)和精神(pneumatics)的分有概念。晚期古典文獻(普魯塔克)中就充滿了源自於東方的νουs(理智、努斯)和ψυχη(血氣)的二元論心理學。不久,精神與自然之間的對立就與基督教與異教之間的對立聯繫起來了,並且它還導致了世界歷史作為人的戲劇從創世到最後審判(以上帝的幹預作為手段)的框架,這一框架是諾斯替派、基督徒、波斯人、猶太人所共有的,甚至到現在還沒有被完全拋棄。


    這一麻葛式的心靈意象在巴格達和巴斯拉的學派中獲得了其嚴格的科學完成。阿爾法拉比和阿爾鏗迭(alkindi)徹底地處理了這種麻葛式的、在我們看來錯綜複雜和難以把握的心理學的問題。我們不可低估它對西方的年輕的和完全抽象的心靈理論(不同於自我情感)的影響。經院哲學和神秘主義哲學,跟哥特藝術一樣,從摩爾人的西班牙、西西裏和東方汲取了它的許多形式。不要忘記,阿拉伯文化是已建立的啟示宗教的文化,這些宗教全都具有一種二元論的心靈意象。喀巴拉以及猶太哲學家在所謂的中古哲學——例如由早期哥特哲學緊隨其後的晚期阿拉伯哲學——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我在此隻提及著名的且很少被理解的斯賓諾莎(spinoza)。他是生活在隔都(ghetto)的孩子,他與同時代的設拉子(schirazi)——麻葛文化的最後一位晚出的代表——是浮士德式的情感的形式世界所感到陌生的。作為巴羅克哲學的一位謹慎的學生,他竟然想給他的體係披上西方思想的色彩,但歸根結底,他整個地屬於阿拉伯的兩個心靈實體的二元論的範圍。而且這是他的學說為什麽缺乏伽利略和笛卡兒的力的概念真正的和內在的原因。這一概念是動力學的宇宙的重心,且事實上是麻葛式的世界感所感到陌生的。在哲人之石的觀念(它隱含在斯賓諾莎的神作為“第一因”的觀念中)與我們的自然圖象的因果必然性之間,並無任何聯繫。因此,他的決定論恰恰是正統的巴格達智慧所堅持的那種東西——“kismet”(命運)。“另一種幾何學”方法的故鄉應當到這裏來找——這種幾何學是“塔木德”、“阿維斯塔”和阿拉伯“卡拉姆”(kam)所共有的;但是,它在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的表現,在我們的哲學看來,就像是一種異想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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