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褐色成為心靈的富有特徵的色彩，尤其是具有歷史傾向的心靈的色彩。我認為，尼採在某個地方談及的就是比才（bizet）的“褐色”音樂，但這個形容詞更適合於貝多芬為弦樂器所寫的音樂以及管弦樂，甚至晚及布魯克納還常常用一種褐色的金黃色的擴張音調來填補空間。所有其他的色彩都隻具有附屬功能——因而 弗美爾所使用的明亮的黃色和朱紅色強行闖入了幾乎仿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空間，並強調那是真正形而上的，而倫勃朗所使用的黃綠色和血紅色的光至多隻是發揮空間象徵主義的作用。相反，在魯本斯——傑出的表演家而不是思想家——那裏，褐色幾乎缺乏思想，是一種陰影的色彩。（在他和華托那裏，“天主教的”藍綠色反駁著使用褐色的優先地位。）所有這些顯示了任何特殊的手段在具有內在深度的人們手裏是如何變成像倫勃朗的風景畫那樣能喚起高度超越性的一種象徵的，而對於其他的大師來說，它有可能僅僅是一種有益的臨時技術手段——或者換句話說，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某種與“內容”相對立的東西的理論意義上的技術性的“形式”，與偉大的作品的真正和實際的形式沒有任何關係。
我已經稱褐色是一種歷史的顏色。這麽說的意思是：它使所繪空間的氛圍能指示方向和未來，它製服了任何被再現的暫時要素的肯定性。其他的表現遠方的顏色也有這種意義，它們導致了西方象徵主義的一種重要的、相當獨特的和異乎尋常的延展。希臘人最終選擇青銅甚至鍍金的青銅勝過選擇著色的大理石，因為前者能更好地表現（通過這一現象在湛藍的天空映襯下散發出來的光輝）一切有形物的個體性的觀念。現在，當文藝復興時期發掘出這些雕像的時候，發現它們經過許多世紀以後變成了黑色和綠色。歷史的精神，及其虔誠和渴望，緊緊地依附在上麵——並且從那時起，我們的形式感已經把表現距離的這種黑色和綠色正典化了。今天，我們的眼睛發現它是欣賞青銅藝術所必不可少的東西——它成為一個事實的具有反諷意味的說明，即這一整個的藝術門類不再與我們相關。一座教堂的圓頂或一個青銅人像若是沒有能把短距離的光輝轉變成遠距離的時間和地點的基調的銅鏽，那對我們而言還有什麽意義呢？我們難道還沒有達到人為地製造這種銅鏽的地步嗎？
但是，更甚於此的，是把腐爛提升到一種具有獨立意義的藝術手段的層次。希臘人把銅鏽的形成看作是作品的毀壞，我們對此幾乎不用懷疑。不僅如此，在說明其“久遠的”品質時，希臘人還基於精神的理由迴避綠色。銅鏽是可朽性（mortality）的一種象徵，因而是以一種醒目的方式與時間度量（time-measurement）的象徵聯繫在一起，與葬禮聯繫在一起。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討論了浮士德式的心靈對遙遠過去的廢墟和證據的渴望與關切，它的收集古玩、手稿和錢幣的偏好，它對羅馬廣場、龐貝古城的朝聖，以及對文物出土和語文學研究的熱衷，這一切早在彼特拉克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希臘人何時煩心過克諾索斯或梯林斯的廢墟呢？每個希臘人都知道他的“伊利亞特”，但沒有一個人曾想過去發掘特洛伊山丘。相反，我們被一種秘密的虔誠所感動，想要去保護坎帕尼亞（campagna）的高架水渠、埃特魯斯坎的陵墓、盧克索（luxor）和凱爾納克（karnak）的遺址、萊茵河畔的廢棄的城堡、羅馬防線（roman limes）、赫爾斯費爾德（hersfeld）和鮑林澤拉，以免它們變成十足的垃圾——但是我們是把它們當作廢墟來保護，我們以某種微妙的方式覺得，重建會損害它們的某些不確定的方麵，那些方麵是永遠不能復原的。在古典的心智看來，這樣來尊重曾經的往昔那經過風雨剝蝕的證據實在是可笑之極。那隻會使沒有言說現在的一切從視線中消失；古老的東西是無法保存的，因為它是古老的。在波斯人摧毀舊雅典以後，雅典市民任由柱子、雕像、浮雕——不管有沒有遭到破壞——躺在衛城牆上，為的是從一個歷史清白的地方重新開始——既往的垃圾堆就是公元前6世紀的藝術最豐富的源頭。雅典人的行為與古典文化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那一文化曾把火葬提升到重要的象徵的層次，而不屑把日常生活同一種編年連接在一起。我們的選擇則通常相反。克勞德·洛蘭類型的偉大的風景畫若是沒有廢墟便是不可想像的。英式花園及其氛圍的暗示——1750年左右取代了法式花園，為了艾迪生（addison）的“自然”、為了教皇和感受性而拋棄了後者的偉大的透視觀念——把可能是最令人驚訝的、一度被斥之為胡鬧的新奇玩意，即人工廢墟，引入了它的動機係列中，為的是加深所展現的風景的歷史特徵。埃及文化修復其早期時代的作品，但決不會冒險把廢墟當作過去的象徵加以修建。再者，實際上，我們所愛的並非古典的雕像，而是古典的殘像（torso）。那殘像已經包含有一種命運：在它裏麵有著某種將過去作為過去來暗示的東西，而我們的想像力樂於去填充那失去的軀幹的空白，給它加上一些不可見的線條的脈動和波動。一種好的修復——以及無盡的可能性的秘密魅力全都成為過去。我鬥膽堅持認為，隻有通過將其變換成音樂的，古典雕刻的遺蹟才能真正地為我們所把握。綠銅、風化成黑色的大理石、塑像的殘片，對於我們的內在之眼來說，所取消的是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我們可以把這稱之是“如畫”——嶄新的塑像、建築和修整一新的花園並沒有如畫的畫意——這個詞在這個方麵來說恰好意味著，這種風雨剝蝕的深刻意義與暗褐色的深刻意義是一樣的。但是，歸根結底，二者所表現的都是器樂的精神。波利克勒斯的“持矛者”，當它以閃閃發亮的青銅色、以流光溢彩的眼睛和金色的頭髮立在我們麵前時，其對我們的影響能與它處在被風化的時代的狀態給我們的影響相比嗎？梵蒂岡的赫拉克勒斯殘像，如果某一天那遺失的部分被發現和被修復了，它還能夠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嗎？我們的古城的高塔和圓頂，如果被塗上新的銅色，它們還能保持其深刻的形而上的魅力嗎？年代，對於我們跟對於埃及人一樣，可以使所有的一切顯得高貴。可對於古典的人來說，它隻會貶低它們的價值。
我已經稱褐色是一種歷史的顏色。這麽說的意思是：它使所繪空間的氛圍能指示方向和未來，它製服了任何被再現的暫時要素的肯定性。其他的表現遠方的顏色也有這種意義，它們導致了西方象徵主義的一種重要的、相當獨特的和異乎尋常的延展。希臘人最終選擇青銅甚至鍍金的青銅勝過選擇著色的大理石，因為前者能更好地表現（通過這一現象在湛藍的天空映襯下散發出來的光輝）一切有形物的個體性的觀念。現在，當文藝復興時期發掘出這些雕像的時候，發現它們經過許多世紀以後變成了黑色和綠色。歷史的精神，及其虔誠和渴望，緊緊地依附在上麵——並且從那時起，我們的形式感已經把表現距離的這種黑色和綠色正典化了。今天，我們的眼睛發現它是欣賞青銅藝術所必不可少的東西——它成為一個事實的具有反諷意味的說明，即這一整個的藝術門類不再與我們相關。一座教堂的圓頂或一個青銅人像若是沒有能把短距離的光輝轉變成遠距離的時間和地點的基調的銅鏽，那對我們而言還有什麽意義呢？我們難道還沒有達到人為地製造這種銅鏽的地步嗎？
但是，更甚於此的，是把腐爛提升到一種具有獨立意義的藝術手段的層次。希臘人把銅鏽的形成看作是作品的毀壞，我們對此幾乎不用懷疑。不僅如此，在說明其“久遠的”品質時，希臘人還基於精神的理由迴避綠色。銅鏽是可朽性（mortality）的一種象徵，因而是以一種醒目的方式與時間度量（time-measurement）的象徵聯繫在一起，與葬禮聯繫在一起。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討論了浮士德式的心靈對遙遠過去的廢墟和證據的渴望與關切，它的收集古玩、手稿和錢幣的偏好，它對羅馬廣場、龐貝古城的朝聖，以及對文物出土和語文學研究的熱衷，這一切早在彼特拉克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希臘人何時煩心過克諾索斯或梯林斯的廢墟呢？每個希臘人都知道他的“伊利亞特”，但沒有一個人曾想過去發掘特洛伊山丘。相反，我們被一種秘密的虔誠所感動，想要去保護坎帕尼亞（campagna）的高架水渠、埃特魯斯坎的陵墓、盧克索（luxor）和凱爾納克（karnak）的遺址、萊茵河畔的廢棄的城堡、羅馬防線（roman limes）、赫爾斯費爾德（hersfeld）和鮑林澤拉，以免它們變成十足的垃圾——但是我們是把它們當作廢墟來保護，我們以某種微妙的方式覺得，重建會損害它們的某些不確定的方麵，那些方麵是永遠不能復原的。在古典的心智看來，這樣來尊重曾經的往昔那經過風雨剝蝕的證據實在是可笑之極。那隻會使沒有言說現在的一切從視線中消失；古老的東西是無法保存的，因為它是古老的。在波斯人摧毀舊雅典以後，雅典市民任由柱子、雕像、浮雕——不管有沒有遭到破壞——躺在衛城牆上，為的是從一個歷史清白的地方重新開始——既往的垃圾堆就是公元前6世紀的藝術最豐富的源頭。雅典人的行為與古典文化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那一文化曾把火葬提升到重要的象徵的層次，而不屑把日常生活同一種編年連接在一起。我們的選擇則通常相反。克勞德·洛蘭類型的偉大的風景畫若是沒有廢墟便是不可想像的。英式花園及其氛圍的暗示——1750年左右取代了法式花園，為了艾迪生（addison）的“自然”、為了教皇和感受性而拋棄了後者的偉大的透視觀念——把可能是最令人驚訝的、一度被斥之為胡鬧的新奇玩意，即人工廢墟，引入了它的動機係列中，為的是加深所展現的風景的歷史特徵。埃及文化修復其早期時代的作品，但決不會冒險把廢墟當作過去的象徵加以修建。再者，實際上，我們所愛的並非古典的雕像，而是古典的殘像（torso）。那殘像已經包含有一種命運：在它裏麵有著某種將過去作為過去來暗示的東西，而我們的想像力樂於去填充那失去的軀幹的空白，給它加上一些不可見的線條的脈動和波動。一種好的修復——以及無盡的可能性的秘密魅力全都成為過去。我鬥膽堅持認為，隻有通過將其變換成音樂的，古典雕刻的遺蹟才能真正地為我們所把握。綠銅、風化成黑色的大理石、塑像的殘片，對於我們的內在之眼來說，所取消的是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我們可以把這稱之是“如畫”——嶄新的塑像、建築和修整一新的花園並沒有如畫的畫意——這個詞在這個方麵來說恰好意味著，這種風雨剝蝕的深刻意義與暗褐色的深刻意義是一樣的。但是，歸根結底，二者所表現的都是器樂的精神。波利克勒斯的“持矛者”，當它以閃閃發亮的青銅色、以流光溢彩的眼睛和金色的頭髮立在我們麵前時，其對我們的影響能與它處在被風化的時代的狀態給我們的影響相比嗎？梵蒂岡的赫拉克勒斯殘像，如果某一天那遺失的部分被發現和被修復了，它還能夠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嗎？我們的古城的高塔和圓頂，如果被塗上新的銅色，它們還能保持其深刻的形而上的魅力嗎？年代，對於我們跟對於埃及人一樣，可以使所有的一切顯得高貴。可對於古典的人來說，它隻會貶低它們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