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點上，在當下的直接表現與隻在精神中呈現的過去的意象之間，換句話說，在作為事變的世界與作為歷史的世界之間，呈現出了一個區別。行動的人（政治家和將軍）的眼光欣賞的是第一個方麵，沉思的人（歷史學家和詩人）的眼光欣賞的是第二個方麵。一個人投入第一個方麵實際上是為了去行動或去承受苦難；而要求第二個方麵的則是編年學，那是一去不復返的過去的偉大象徵。我們既要往後看，又要朝著不可預見的未來向前生活，但是，甚至在孩童時期，我們的技術經驗很快就把可預見物的要素引進了獨特的事變的意象，就是，那不是從屬於觀相的事實而是從屬於計算的被控製的自然的意象。我們把一個“獵物的頭”看作是一個活生生的實在，往後很快地就看作是食物；我們把閃電看作是一種危險，接著又看作是一種電荷。後來，在大都市裏，這第二種看法，即把世界的投影僵化的認識越來越壓倒第一種認識；過去的意象被機械化和物質化，並由此推演出一套有關現在和未來的因果原則。我們開始相信歷史定律，相信對歷史定律的一種理性認識。
不過，科學歷來都是自然科學。因果知識和技術經驗隻指涉已成的、廣延的、已被理解的東西。如同生命是相對於歷史而言的一樣，知識是相對於自然而言的，即是說，它是把可感的世界當作一個要素來理解，當作在空間中且從屬於因果定律的東西來看待。因此，存在一種歷史的科學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記住，在每一個人的世界圖象——它隻是或多或少地接近於理想的圖象——中，既有屬於自然的東西，又有屬於歷史的東西。沒有自然，就沒有活生生的和諧，沒有歷史，就沒有因果的和諧。因為，在自然的領域內，盡管兩個相同的、合乎規則的實驗必定有相同的結果，但每一個實驗都是占用一個日期而不是重現一個日期的一種歷史事件。而在歷史的領域內，過去的日期或資料（編年、統計、名稱、形式）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網。“事實就是事實”，即便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論（theoria），不論是在前一個領域還是在後一個領域。但是，歷史本身就是“處於焦點中”的存在的條件，材料隻是這種條件的一個幫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標是獲取材料，理論隻是這一目的的僕人。
因此，並沒有一個歷史的科學，而隻有一個有關歷史的輔助科學，它要查明那已有的東西。對於歷史的見解本身而言，資料永遠都是象徵。反之，科學的研究屬於科學，且隻屬於科學。它藉助其技術的根源和目標去發現資料和因果方麵的定律，別無其他；並且從它把目光轉向別的某個東西的時刻起，它就變成了形上學，變成了某個超科學的東西。正是因為如此，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資料才是不同的。後者一致地重複自身，前者決不會。後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實。不論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圖象中顯得多麽密切相關，根本上，它們屬於不同的世界。如同一個人的歷史圖象的膚淺（因此是這個人本身的膚淺），毋庸置疑地是與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成正比一樣，書寫的歷史的空洞無物，毋庸置疑地是與它在其中把建立純粹事實性的關係作為其目標的程度成正比的。一個人對歷史的體驗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假如讀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學方麵的著作，一定會驚奇地發現，“活生生的自然”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幾乎沒有一絲因果的蹤跡，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來，時間並不是一種距離，而是一種感受。但是，對終極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體驗實際上為一般的學者所拒絕，他們隻是純粹鑑別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許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許自己去感受。反之，在歷史的情形中，這種體驗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證明這樣一個悖謬的合理性：一個歷史的研究者越少與實際科學發生糾葛，就越是對他的歷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個圖表闡述一下：
心靈
生命，方向
命運-體驗
獨一無二地發生的和不可挽回的
“事實”
觀相的機智（直觀）
意識作為存在的僕人
“歷史”的世界意象
生命體驗
過去的意象
建構性的沉思：
（歷史學家，悲劇作家）
為了探討命運
指向未來的方向；
建構性的行動：
（政治家）
為了成為命運
世界
廣延
因果知識
恆定地可能的
“真理”
體係的鑑別（理性）
意識作為存在的主人
“自然”的世界意象
科學方法
宗教。自然科學
理論的：神話和教義。假設
實踐的：崇拜。技術
十一
可以允許把一組或任何一組社會的、宗教的、生理的或倫理的事實確定為另一組這類事實的“原因”嗎？理性主義的歷史學派、甚至最新的社會學會回答說：“當然可以”。他們會說，那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和我們對歷史知識的深化。但事實上，對於“文明化的”人而言，總是暗含著以一個基礎性的理性的目標作為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他的世界其實就沒有意義。並且，他在選擇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時候，總是放任自己於最缺乏科學性的自由中，而在這一自由中，毋寧說存在的是某種喜劇性的東西。一個人可以選擇這一組或者另一組事實作為第一因——這是引起爭議的無盡的源頭——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時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學為基準來自稱是對“歷史進程”加以闡述。席勒在他的一個著名的陳詞濫調中對這個方法給出了一個經典的表述，在一首詩中，他說，“世界混亂”（weltgetriebe）與“忍受飢餓和忍受愛”（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從理性主義進入到唯物主義的19世紀已經把這個看法變成了信條。效用崇拜達至頂點。以至於達爾文以他的世紀的名義犧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論。生命事實的有機邏輯被披著生理學外衣的力學所替代。遺傳、適應、自然選擇成為具有純粹機械內涵的效用原因。歷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間中”的某個自然主義的運動所替代。（但是，不論什麽東西，皆有其歷史的或精神的“過程”嗎，或者說有其生命“過程”嗎？對於諸如文藝復興或啟蒙時代這樣的歷史“運動”，可以以科學的運動概念來加以處理嗎？）“過程”這個詞消除了命運，揭開了生成的秘密，並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變的悲劇，而隻有世界事變的一個準確的數學結構。“準確的”歷史學家就在這結構之上來闡述這樣一個前提，即：在歷史圖象中，我們的麵前有一係列機械性的“狀態”，適合我們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適合於一種物理實驗或一個化學反應一樣；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標都能被分組歸類，作為在可見的表麵的一個可理解的體係。這實在是簡單得令人吃驚。人們一定會承認，對於一個極其膚淺的觀察者來說，假設（就他的個性和這個假設的世界圖象而論）可謂是不費吹灰之力。
不過，科學歷來都是自然科學。因果知識和技術經驗隻指涉已成的、廣延的、已被理解的東西。如同生命是相對於歷史而言的一樣，知識是相對於自然而言的，即是說，它是把可感的世界當作一個要素來理解，當作在空間中且從屬於因果定律的東西來看待。因此，存在一種歷史的科學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記住，在每一個人的世界圖象——它隻是或多或少地接近於理想的圖象——中，既有屬於自然的東西，又有屬於歷史的東西。沒有自然，就沒有活生生的和諧，沒有歷史，就沒有因果的和諧。因為，在自然的領域內，盡管兩個相同的、合乎規則的實驗必定有相同的結果，但每一個實驗都是占用一個日期而不是重現一個日期的一種歷史事件。而在歷史的領域內，過去的日期或資料（編年、統計、名稱、形式）形成了一個嚴密的網。“事實就是事實”，即便我們沒有意識到它們；剩下的就是意象或理論（theoria），不論是在前一個領域還是在後一個領域。但是，歷史本身就是“處於焦點中”的存在的條件，材料隻是這種條件的一個幫手，而在自然中，真正的目標是獲取材料，理論隻是這一目的的僕人。
因此，並沒有一個歷史的科學，而隻有一個有關歷史的輔助科學，它要查明那已有的東西。對於歷史的見解本身而言，資料永遠都是象徵。反之，科學的研究屬於科學，且隻屬於科學。它藉助其技術的根源和目標去發現資料和因果方麵的定律，別無其他；並且從它把目光轉向別的某個東西的時刻起，它就變成了形上學，變成了某個超科學的東西。正是因為如此，歷史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資料才是不同的。後者一致地重複自身，前者決不會。後者是真理，前者是事實。不論偶然和因果在日常圖象中顯得多麽密切相關，根本上，它們屬於不同的世界。如同一個人的歷史圖象的膚淺（因此是這個人本身的膚淺），毋庸置疑地是與赫然在目的偶然在其中的主導地位成正比一樣，書寫的歷史的空洞無物，毋庸置疑地是與它在其中把建立純粹事實性的關係作為其目標的程度成正比的。一個人對歷史的體驗越是深刻，他接受“因果”印象就越少，他就越能可靠地感受到那些印象是全然沒有意義的。假如讀者考查一下歌德自然科學方麵的著作，一定會驚奇地發現，“活生生的自然”居然不需要公式、定律、且幾乎沒有一絲因果的蹤跡，也能得到表述。在歌德看來，時間並不是一種距離，而是一種感受。但是，對終極的和最深刻的事物的體驗實際上為一般的學者所拒絕，他們隻是純粹鑑別性地分解和整理，既不容許自己去沉思，也不容許自己去感受。反之，在歷史的情形中，這種體驗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證明這樣一個悖謬的合理性：一個歷史的研究者越少與實際科學發生糾葛，就越是對他的歷史研究有利。
再借一個圖表闡述一下：
心靈
生命，方向
命運-體驗
獨一無二地發生的和不可挽回的
“事實”
觀相的機智（直觀）
意識作為存在的僕人
“歷史”的世界意象
生命體驗
過去的意象
建構性的沉思：
（歷史學家，悲劇作家）
為了探討命運
指向未來的方向；
建構性的行動：
（政治家）
為了成為命運
世界
廣延
因果知識
恆定地可能的
“真理”
體係的鑑別（理性）
意識作為存在的主人
“自然”的世界意象
科學方法
宗教。自然科學
理論的：神話和教義。假設
實踐的：崇拜。技術
十一
可以允許把一組或任何一組社會的、宗教的、生理的或倫理的事實確定為另一組這類事實的“原因”嗎？理性主義的歷史學派、甚至最新的社會學會回答說：“當然可以”。他們會說，那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和我們對歷史知識的深化。但事實上，對於“文明化的”人而言，總是暗含著以一個基礎性的理性的目標作為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他的世界其實就沒有意義。並且，他在選擇自己的基本原因的時候，總是放任自己於最缺乏科學性的自由中，而在這一自由中，毋寧說存在的是某種喜劇性的東西。一個人可以選擇這一組或者另一組事實作為第一因——這是引起爭議的無盡的源頭——所有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時候，都可以以自然科學為基準來自稱是對“歷史進程”加以闡述。席勒在他的一個著名的陳詞濫調中對這個方法給出了一個經典的表述，在一首詩中，他說，“世界混亂”（weltgetriebe）與“忍受飢餓和忍受愛”（durch hunger und durch liebe）是一致的；從理性主義進入到唯物主義的19世紀已經把這個看法變成了信條。效用崇拜達至頂點。以至於達爾文以他的世紀的名義犧牲了歌德的自然理論。生命事實的有機邏輯被披著生理學外衣的力學所替代。遺傳、適應、自然選擇成為具有純粹機械內涵的效用原因。歷史的天命（dispensations）被“空間中”的某個自然主義的運動所替代。（但是，不論什麽東西，皆有其歷史的或精神的“過程”嗎，或者說有其生命“過程”嗎？對於諸如文藝復興或啟蒙時代這樣的歷史“運動”，可以以科學的運動概念來加以處理嗎？）“過程”這個詞消除了命運，揭開了生成的秘密，並且，看哪！不再有世界事變的悲劇，而隻有世界事變的一個準確的數學結構。“準確的”歷史學家就在這結構之上來闡述這樣一個前提，即：在歷史圖象中，我們的麵前有一係列機械性的“狀態”，適合我們作理性的分析，如同適合於一種物理實驗或一個化學反應一樣；因此，原因、手段、方法和目標都能被分組歸類，作為在可見的表麵的一個可理解的體係。這實在是簡單得令人吃驚。人們一定會承認，對於一個極其膚淺的觀察者來說，假設（就他的個性和這個假設的世界圖象而論）可謂是不費吹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