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飢餓和愛成為了“民族生活”的機械過程的機械原因。社會問題和兩性的問題（兩者都屬於一種公眾——全然公眾——的生存的“物理學”或“化學”）成為了功利主義的歷史的明顯主題，因此亦是相應的悲劇的主題。因為社會戲劇必然地伴隨有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處理，在歌德的《親和力》（wahlverwandts插ften）中最高意義上的命運，在易卜生的《海上夫人》dy from the sea）中變成了不過是性的問題。易卜生和我們大城市裏的所有理性詩人都隻是建造——從他們的第一原因建造出他們的最後結果——但他們不會歌唱。作為藝術家，黑貝爾千方百計想要以其與其說是直覺的不如說是鑑別的氣質去克服這種純粹的散文化的因素，以便無論如何要成為一個詩人，因此他隻能絕望地和整個地以非歌德的方式去推動他的情節發展。在黑貝爾那裏，如同在易卜生那裏一樣，推動手段試圖因果地塑造悲劇，他分解、再分解、變換、再變換他的逸聞，直到把它們形成為一個可證明某一結果的體係。這隻要看一下他對猶滴（judith）的故事的處理——如果是莎士比亞，一定會如其本然地處理，會在純粹歷險的觀相魔力中覺察到一種世界奧秘。但是，歌德的警告——“我請求你，不要到現象背後去尋找什麽東西。現象自己就是教訓。”——對於馬克思和達爾文的時代來說，已經成為不可理解的了。試圖在過去的觀相中去讀解命運，試圖把純粹的命運表現為一個悲劇，這樣的想法同樣與他們格格不入。在這兩者的領域，效用崇拜已在自身麵前設置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目標。他們所塑造的歷史形態，不是為成為自身而存在，而是為證明某個東西而存在。每天的“問題”都得到“處理”，社會的問題被妥帖地“解決”，歷史階段，如同歷史教科書所示，成為達成那一目的的手段。達爾文主義，不論對它所處理的東西是不是出於一種無意識，已經使生物學具有了政治上的效力。不管怎樣，民主政治的激動人心的事件已經在原生質中發生，蚯蚓為生存而作的鬥爭，已經給那些艱難地爬行的二足動物上了有用的一課。
由於所有這一切，歷史學家無法從我們的最成熟的和最嚴格的科學——物理學——中汲取教訓，謹慎的教訓。即便我們同意他們的因果方法，他們運用這一方法時所體現的表麵性也是一種鹵莽。既沒有理智的教規，也沒有敏銳的見識，而隻是放任一種懷疑主義，那是我們操控物理學假設的時候所固有的。因為物理學家對他的原子、電子、電流、力場，以及以太和物質的態度，與外行和一元論者對這些東西的樸素信念相距甚遠。它們隻是他交付於他的微積分方程式的抽象關係的一些影像，他在那些方程式中賦予了它們一些超現象的數字，如果他允許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在幾種理論中去選擇的話，那是因為他根本不想在它們當中發現任何現實性，而隻想找到“慣用的符號”而已。他也知道，一個實驗除了對周圍世界的技術結構要有所了解之外，通過這一過程（這是通向自然科學的唯一路徑）所能獲得的一切，不過是對那一結構的一種象徵性的闡釋——肯定不是流行的樂觀意義上的“知識”。因為，自然的影像是才智的一種創造物和摹本，是它在廣延物的領域中的一個“副本”（alter ego），認識自然也就是認識人自身。
如果說物理學是我們所擁有的最成熟的科學，那麽，生物學——它的任務就是去探究有機生命的圖象——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薄弱的科學。所謂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就是純粹觀相的活動，對於這一研究，除了藉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過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說明。歌德研習礦物學，他的眼界同時自行結合到地質史的一個綱略中，在那裏麵，他所忠愛的花崗石的意義，幾乎等同於我所謂的原始人（proto-human）在人的歷史中的意義。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變形（metamorphosis）的原初現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歷史的原始形式；進而，他又對在那時還沒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縱向上升與螺旋上升的趨勢提出了非同尋常的深刻見解。他對骨化現象的研究整個地是基於對生命的沉思，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發現了“頷間骨”（os intermaxire），並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脊椎動物的顱骨結構是從六種脊椎骨發展出來的。這所有的種種，沒有用到一個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運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orphische urworte）中所表達的：
“你隻能這樣，你無法逃脫自我。
太初的神諭，往昔的先知，
皆已言之鑿鑿。
時間與任何權柄，
皆無法將生命的形態毀損。
凝神注意著，看那生命如何
展現自身。”
星體單純的化學變化（chemistry）、物理觀察的數學方麵、生理學，本然地吸引著他；能夠洞悉自然的偉大的歷史學家實在太少了，因為他們屬於體係，他們隻關心既成的、僵死的和僵硬的東西的經驗學問。這就是歌德反駁牛頓的基礎——需要補充一句，也是雙方都正確的一個例證，因為一方具有關於色彩單調的、有規則的自然過程的“知識”，而另一方即藝術家的體驗是直觀的-感性的“感受”。在此，我們有兩個公然對立的世界；因此現在，需要對它們的對立的本質作最為嚴格的闡述。
由於所有這一切，歷史學家無法從我們的最成熟的和最嚴格的科學——物理學——中汲取教訓，謹慎的教訓。即便我們同意他們的因果方法，他們運用這一方法時所體現的表麵性也是一種鹵莽。既沒有理智的教規，也沒有敏銳的見識，而隻是放任一種懷疑主義，那是我們操控物理學假設的時候所固有的。因為物理學家對他的原子、電子、電流、力場，以及以太和物質的態度，與外行和一元論者對這些東西的樸素信念相距甚遠。它們隻是他交付於他的微積分方程式的抽象關係的一些影像，他在那些方程式中賦予了它們一些超現象的數字，如果他允許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在幾種理論中去選擇的話，那是因為他根本不想在它們當中發現任何現實性，而隻想找到“慣用的符號”而已。他也知道，一個實驗除了對周圍世界的技術結構要有所了解之外，通過這一過程（這是通向自然科學的唯一路徑）所能獲得的一切，不過是對那一結構的一種象徵性的闡釋——肯定不是流行的樂觀意義上的“知識”。因為，自然的影像是才智的一種創造物和摹本，是它在廣延物的領域中的一個“副本”（alter ego），認識自然也就是認識人自身。
如果說物理學是我們所擁有的最成熟的科學，那麽，生物學——它的任務就是去探究有機生命的圖象——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方法上都是我們所擁有的最薄弱的科學。所謂的歷史研究，實際上就是純粹觀相的活動，對於這一研究，除了藉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過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說明。歌德研習礦物學，他的眼界同時自行結合到地質史的一個綱略中，在那裏麵，他所忠愛的花崗石的意義，幾乎等同於我所謂的原始人（proto-human）在人的歷史中的意義。他研究了一些著名的植物，研究了生物變形（metamorphosis）的原初現象，以揭示所有植物生存的歷史的原始形式；進而，他又對在那時還沒有被充分掌握的植被的縱向上升與螺旋上升的趨勢提出了非同尋常的深刻見解。他對骨化現象的研究整個地是基於對生命的沉思，這一研究使他在人身上發現了“頷間骨”（os intermaxire），並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脊椎動物的顱骨結構是從六種脊椎骨發展出來的。這所有的種種，沒有用到一個因果律的概念。他感受到了命運的必然性，正如他自己在《未完成之歌》（orphische urworte）中所表達的：
“你隻能這樣，你無法逃脫自我。
太初的神諭，往昔的先知，
皆已言之鑿鑿。
時間與任何權柄，
皆無法將生命的形態毀損。
凝神注意著，看那生命如何
展現自身。”
星體單純的化學變化（chemistry）、物理觀察的數學方麵、生理學，本然地吸引著他；能夠洞悉自然的偉大的歷史學家實在太少了，因為他們屬於體係，他們隻關心既成的、僵死的和僵硬的東西的經驗學問。這就是歌德反駁牛頓的基礎——需要補充一句，也是雙方都正確的一個例證，因為一方具有關於色彩單調的、有規則的自然過程的“知識”，而另一方即藝術家的體驗是直觀的-感性的“感受”。在此，我們有兩個公然對立的世界；因此現在，需要對它們的對立的本質作最為嚴格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