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個時候是求助於西班牙精神去勾勒併吞世界的殖民體係，在另一個時候又求助於英國或法國精神去重塑那一體係。經由拿破崙這個浪漫主義的和深入人心的軍事君主製的創立者而實現的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與“狄奧多西”的王國是類似的；經由一個講求實際的愷撒所實現的一種21世紀的經濟組合體，正好是“羅馬至上權”的對等物。這些都是偶然，但它們都處在歷史的圖象中。但是，拿破崙的勝利和失敗（這中間隱含的事實，是英格蘭對法國的勝利和文明對文化的勝利），他的帝王尊嚴，他的隕落，他的“大國”（grande nation）理想的破滅，義大利解放的插曲（在1796年跟在1859年一樣，實質上這是換了一件政治外套，因為它作為一個民族早就變得不重要了），羅馬-德意誌帝國的哥特廢墟的毀滅，這些都僅僅是表麵的現象，在它們的後麵，行進的是真正的和不可見的歷史的偉大邏輯，並且正是在這一邏輯的意義上說，已在“舊製度”中實現了其法國形式的文化的西方，最終以英國文明終結了這一文化。因此，作為“同時代的”劃時代的時刻的象徵，巴士底獄的風暴、瓦爾米戰役、奧斯特利茨戰役、滑鐵盧戰役，以及普魯士的崛起，正好對應於古典歷史的那些事實，如喀羅尼亞（插eronea）戰役、高加梅拉（gaugam）戰役［即阿貝拉（arb）戰役］、亞歷山大的印度遠征以及羅馬在森提努姆（sentinum）的勝利。由此，我們開始理解了，在戰爭和政治劇變中——我們的歷史著述最主要的題材——勝利並不是戰鬥的本質，而和平也不是革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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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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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凡是已經吸納了這些觀念的人，就不會理解不了，當最後因果律的原則在一種文化的“晚期”狀態下獲得其嚴格的形式——這一形式是那個狀態所固有的，文化隻有在這一形式中才能對世界圖象實施絕對的統治——的時候，這一原則何以一定會對真正地體驗歷史的能力產生致命的影響。康德十分明智地把因果律建構為知識的必要形式，不必太多強調，這樣做的意圖就是想唯一地隻用理性來理解人的環境。但是，盡管“必要的”這個詞勉強還可以接受，可有一點被忽視了，就是，因果原則相對於某一個知識領域的這種局限恰恰使得它不能運用於沉思和體驗活生生的歷史。人的知識和自然的知識本質上說是根本不能加以比較的，但是，整個19世紀為了自然還是費盡力氣想要推倒自然與歷史之間的圍牆。人們越是試圖歷史地思考，他們就越是忘記了他們根本不應該在這個領域思考。他們在強行把一種空間的和反時間的因果關係的嚴密框架施加於某個有生命的東西之上時，他們就是在用一種物理的自然圖象的構圖去損害那生成之物的生動麵容，使其適應他們自己晚期的、大都市的、因果思維的環境，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種科學的根本的荒謬性，這一科學一成不變地把有機的生成誤解作是生產既成物的機器，並力圖以此來理解有機的生成。白天不是黑夜的原因，青年不是老年的原因，開花不是結果的原因。我們理智地把握的一切都有一個原因，我們以內在的確信有機地體驗的一切都有一個過去。前者認識的是一種情形（case），這種情形一般地說是可能的，並且有一個固定的內在形式，不論在什麽時候，不論在什麽地方，也不論用什麽方法，這形式的出現常常都是一樣的；後者認識的是一種事態（event），這事態一旦曾經發生，將來就不會再發生。並且因此，當我們在我們的表層世界裏或者是批判地和有意識地、或者是觀相地和不自覺地把握某個東西的時候，我們得出結論就隻能或者是從技術性的經驗中，或者是從活生生的體驗中，我們還會或者是把這個結論同空間中某個無時間的原因聯繫在一起，或者是同一種從昨天導向今天和明天的方向聯繫在一起。
但是，我們的大城市的精神拒絕成為不自覺的精神。它為一種機器技術——其本身就是依據令人驚訝的自然的最危險的秘密，即“定律”創造出來的——所包圍，因此它力圖也技術地，即“理論地和講究實際地”征服歷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個同化於另一個的最好字眼。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認為歷史是由因果自然的定律主宰著的——導致了把有用性的理想，如“啟蒙”、“人性”、“世界和平”，確立為世界歷史的目標，認為這目標通過“前進的步伐”就可以達到。但是，在這些框架中，命運感已經因為衰老而熄滅，隨即出現了一種幼稚的、不計後果的勇氣，它忘我地、雄心勃勃地心繫於未來，急切地想作出一個可怕的決定。
因為隻有青年才有一個未來，且才是未來，故而他也是那有方向的時間和命運的謎一般的同義詞。命運永遠是年輕的。誰用單純的因果鏈條來替代命運，誰就甚至在還未實現的某物中事實上也隻能看到舊的、過去的東西——方向即是渴望（wanting）。但是，誰是為了極度豐富的事物湧流中的某個東西而活，誰就不需要為目標和能力擔心，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那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意義。這就是對星座（star）的信仰，這信仰從未離開過愷撒、拿破崙以及其他類型的偉大的實幹家；並且，那在每個人的童年時代和每個年輕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盡管還有那種少年的多愁善感——隱藏著的就是這種信仰，它在所有這些東西的歷史中向那些行動的和富於想像的人們擴展著，這些人是年輕的，不論他們是否年已花甲，他們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隻盯著一種無時間的功利主義的人還要年輕。對暫時呈現在周圍世界中的一種意義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那時，真正存在的、且通過默默的和無意識的體驗而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的圖象的，還隻有最切身的環境中的人和物。這個圖象還處於某一特定階段的時候就已經構成為整個文化的一般表達，那能夠闡釋這種圖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適的法官，是歷史的深刻的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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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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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已經吸納了這些觀念的人，就不會理解不了，當最後因果律的原則在一種文化的“晚期”狀態下獲得其嚴格的形式——這一形式是那個狀態所固有的，文化隻有在這一形式中才能對世界圖象實施絕對的統治——的時候，這一原則何以一定會對真正地體驗歷史的能力產生致命的影響。康德十分明智地把因果律建構為知識的必要形式，不必太多強調，這樣做的意圖就是想唯一地隻用理性來理解人的環境。但是，盡管“必要的”這個詞勉強還可以接受，可有一點被忽視了，就是，因果原則相對於某一個知識領域的這種局限恰恰使得它不能運用於沉思和體驗活生生的歷史。人的知識和自然的知識本質上說是根本不能加以比較的，但是，整個19世紀為了自然還是費盡力氣想要推倒自然與歷史之間的圍牆。人們越是試圖歷史地思考，他們就越是忘記了他們根本不應該在這個領域思考。他們在強行把一種空間的和反時間的因果關係的嚴密框架施加於某個有生命的東西之上時，他們就是在用一種物理的自然圖象的構圖去損害那生成之物的生動麵容，使其適應他們自己晚期的、大都市的、因果思維的環境，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一種科學的根本的荒謬性，這一科學一成不變地把有機的生成誤解作是生產既成物的機器，並力圖以此來理解有機的生成。白天不是黑夜的原因，青年不是老年的原因，開花不是結果的原因。我們理智地把握的一切都有一個原因，我們以內在的確信有機地體驗的一切都有一個過去。前者認識的是一種情形（case），這種情形一般地說是可能的，並且有一個固定的內在形式，不論在什麽時候，不論在什麽地方，也不論用什麽方法，這形式的出現常常都是一樣的；後者認識的是一種事態（event），這事態一旦曾經發生，將來就不會再發生。並且因此，當我們在我們的表層世界裏或者是批判地和有意識地、或者是觀相地和不自覺地把握某個東西的時候，我們得出結論就隻能或者是從技術性的經驗中，或者是從活生生的體驗中，我們還會或者是把這個結論同空間中某個無時間的原因聯繫在一起，或者是同一種從昨天導向今天和明天的方向聯繫在一起。
但是，我們的大城市的精神拒絕成為不自覺的精神。它為一種機器技術——其本身就是依據令人驚訝的自然的最危險的秘密，即“定律”創造出來的——所包圍，因此它力圖也技術地，即“理論地和講究實際地”征服歷史。“有用性”或合目的性，是把一個同化於另一個的最好字眼。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認為歷史是由因果自然的定律主宰著的——導致了把有用性的理想，如“啟蒙”、“人性”、“世界和平”，確立為世界歷史的目標，認為這目標通過“前進的步伐”就可以達到。但是，在這些框架中，命運感已經因為衰老而熄滅，隨即出現了一種幼稚的、不計後果的勇氣，它忘我地、雄心勃勃地心繫於未來，急切地想作出一個可怕的決定。
因為隻有青年才有一個未來，且才是未來，故而他也是那有方向的時間和命運的謎一般的同義詞。命運永遠是年輕的。誰用單純的因果鏈條來替代命運，誰就甚至在還未實現的某物中事實上也隻能看到舊的、過去的東西——方向即是渴望（wanting）。但是，誰是為了極度豐富的事物湧流中的某個東西而活，誰就不需要為目標和能力擔心，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那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意義。這就是對星座（star）的信仰，這信仰從未離開過愷撒、拿破崙以及其他類型的偉大的實幹家；並且，那在每個人的童年時代和每個年輕的氏族、民族、文化中最深地——盡管還有那種少年的多愁善感——隱藏著的就是這種信仰，它在所有這些東西的歷史中向那些行動的和富於想像的人們擴展著，這些人是年輕的，不論他們是否年已花甲，他們甚至比那些最幼稚的隻盯著一種無時間的功利主義的人還要年輕。對暫時呈現在周圍世界中的一種意義的感受，在最初的童年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那時，真正存在的、且通過默默的和無意識的體驗而發展成為一種綜合性的圖象的，還隻有最切身的環境中的人和物。這個圖象還處於某一特定階段的時候就已經構成為整個文化的一般表達，那能夠闡釋這種圖象的人，就是生命的唯一合適的法官，是歷史的深刻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