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法國革命也許會由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別的事件或發生在別的地方——比如說英格蘭和德國——的革命所代表。但是，它的“觀念”——它（正如我們在後來所看到的）是從文化向文明的過渡，是無機的大都市對有機的鄉村的勝利，從此以後，鄉村在精神上將變成“外省”（the provinces）——是必然的，它發生的時刻也是必然的。要描述這樣一個時刻，我們就要使用劃時代（epoch）（早就作為時代的同義詞被模糊或被誤用了）這個術語。當我們說一個事件是劃時代的事件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是，它標誌著某一文化的進程中一個必然的、命定的轉折點。純粹偶然的事件乃是歷史表麵的一種結晶形式，它可能被其他合適的偶然事件所代表，但劃時代是必然的和先行決定的。顯然，就一種特殊的文化及其進程而論，一個事件是屬於一個劃時代的事件還是屬於一個插曲，這個問題是與該文化的命運觀念和偶然性觀念聯繫在一起的，因此也是與它的作為劃時代的悲劇（例如在西方）或作為“插曲”的悲劇（例如在古典世界）的觀念聯繫在一起的。
進一步，對於非個人的或匿名的劃時代與個人性的劃時代，我們還可以依據它們在歷史圖象中的觀相類型加以區分。在屬於第一類的“偶然”當中，我們包括了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被賦予了如此的構成力量，以致千千萬萬的人、整個整個的民族、眾多時代的命運全都在他們的私人命運中獲得體現；但是同時，我們可以在這裏區分出兩類人，一種是冒險家或成功人士，他們缺乏內在的偉大［就像丹東（danton）或羅伯斯庇爾］；一種是歷史的英雄，因為事實上，他的個人命運所展現的隻是共同命運的特徵。“雅各賓派”的有些名字可能很響亮，但他們要作為集體而非他們中的個人才屬於支配那個時代的類型。因此，大革命的這個劃時代的前一部分完全是匿名的，如同後一部分或者說拿破崙的時期屬於最大程度的個人的一樣。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這些現象的巨大力量就完成了古典世界相應的劃時代時期（公元前386～前322年）——其本身是流動的和沒有保障的——需要幾十年的暗中破壞工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每個階段的一開始，相同的潛能就已出現，必然性此後或是以偉大的個人的形式（亞歷山大、戴克裏先、穆罕默德、路德、拿破崙）、或是以具有強大的內在構成的幾乎匿名的事變的形式（伯羅奔尼撒戰爭、三十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再不就以虛弱的和模糊的演進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統治時期、德意誌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質。在這些形式中，極有可能在任何給定的情形中都會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必然性會先行受到所論文化的歷史的因此也是悲劇的風格的影響。
在拿破崙的一生中，悲劇——仍有待一個偉大的、有足夠的力量去領會它和塑造它的詩人來發現——就是，他是通過以英國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顯著地代表的英國精神作為戰鬥的根基而成就為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通過這一戰鬥而在大陸實現了這一精神的勝利，這一精神隨即在“民族解放”的偽裝下變得日益強大，以致最終壓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聖赫倫那島一直到死。因此，並不是拿破崙開創了擴張原則。那是從克倫威爾的清教主義的環境中產生出來並由大英殖民帝國將其付諸實施的。英國的哲學觀念才是實質上的推動力量，它從接受英國薰陶的才智之士，例如盧梭和米拉波（mirabeau），傳播到革命軍，甚至從瓦爾米戰役（valmy）——隻有歌德正確地理解了它的意義——的那一天開始就已成為他們所追逐的潮流。並不是拿破崙形成了那一觀念，而是那一觀念造就了拿破崙，當他登上王位的時候，他決心進而利用它去反對唯一的強國，也就是英國，後者的目標跟他自己的目標是一樣的。他的帝國是法國血統但卻是英國風格的法國血統的產物。再有，還是在倫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薩繆爾·克拉克（samuel rke），尤其是邊沁（bentham），都建立了“歐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臘主義——的理論，然後培爾（bayle）、伏爾泰和盧梭先後將其引到巴黎。因此，瓦爾米戰役、馬倫戈戰役、耶那戰役、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戰役和萊比錫戰役，正是在英格蘭的這種議會主義、商業道德和新聞出版的名義下打響的，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是英國精神打敗了西方的法國文化。首席執政官無意把西歐併入法國；他的首要目標是——請注意，這是每種文明肇始之時的亞歷山大式的觀念！——就是要以一種法國殖民帝國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國。由此，法國在西方文化圈的優勢就可以在一種實際上堅不可催的基礎上奠定起來；它就可以成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國，但畢竟是從巴黎來進行管理，盡管有哥倫布和腓力；並且要把它組織得像是一個經濟的、軍事的單位，而不是像一個傳道的、騎士的單位。命運在拿破崙身上的影響可能就有這麽深遠。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約（peace of paris）已經決定了事實要跟法國作對，拿破崙的宏偉計劃一再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變而受挫。在阿卡（acre），幾支小部隊適逢其時地從英國軍艦登陸：就在亞眠和約（peace of amiens）簽字之前，又一次出現了一個時機，當時，整個密西西比盆地還是他的財產，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國入侵的馬拉塔（maratha）勢力有過密切接觸；但是，又一次，一樁很小的海上偶發事件註定了他要放棄一份精心嗬護的產業的全部。最後，當時，出於進行另一次遠征東方的目的，通過對達爾馬提亞（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個義大利的占領，他使亞得裏亞海（the adriatic）變成了法國的一個內湖，並同波斯的國王為進攻印度進行談判，可亞歷山大沙皇（tsar alexander）的反覆無常打敗了他，後者無疑一直是願意支持拿破崙進攻印度的，他的幫助確實可以保證進攻的勝利。僅僅是在歐洲外部的所有聯合失敗以後，他才選擇將德意誌和西班牙合併，作為在與英國的對決中他最後的籌碼，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他利用的是英國的革命觀念，他所擁有的工具正是這種觀念，他採取的這一步驟使他成為了“不再必要的”。
進一步，對於非個人的或匿名的劃時代與個人性的劃時代，我們還可以依據它們在歷史圖象中的觀相類型加以區分。在屬於第一類的“偶然”當中，我們包括了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被賦予了如此的構成力量，以致千千萬萬的人、整個整個的民族、眾多時代的命運全都在他們的私人命運中獲得體現；但是同時，我們可以在這裏區分出兩類人，一種是冒險家或成功人士，他們缺乏內在的偉大［就像丹東（danton）或羅伯斯庇爾］；一種是歷史的英雄，因為事實上，他的個人命運所展現的隻是共同命運的特徵。“雅各賓派”的有些名字可能很響亮，但他們要作為集體而非他們中的個人才屬於支配那個時代的類型。因此，大革命的這個劃時代的前一部分完全是匿名的，如同後一部分或者說拿破崙的時期屬於最大程度的個人的一樣。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這些現象的巨大力量就完成了古典世界相應的劃時代時期（公元前386～前322年）——其本身是流動的和沒有保障的——需要幾十年的暗中破壞工作才能完成的事情。在每個階段的一開始，相同的潛能就已出現，必然性此後或是以偉大的個人的形式（亞歷山大、戴克裏先、穆罕默德、路德、拿破崙）、或是以具有強大的內在構成的幾乎匿名的事變的形式（伯羅奔尼撒戰爭、三十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再不就以虛弱的和模糊的演進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統治時期、德意誌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質。在這些形式中，極有可能在任何給定的情形中都會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必然性會先行受到所論文化的歷史的因此也是悲劇的風格的影響。
在拿破崙的一生中，悲劇——仍有待一個偉大的、有足夠的力量去領會它和塑造它的詩人來發現——就是，他是通過以英國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顯著地代表的英國精神作為戰鬥的根基而成就為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通過這一戰鬥而在大陸實現了這一精神的勝利，這一精神隨即在“民族解放”的偽裝下變得日益強大，以致最終壓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聖赫倫那島一直到死。因此，並不是拿破崙開創了擴張原則。那是從克倫威爾的清教主義的環境中產生出來並由大英殖民帝國將其付諸實施的。英國的哲學觀念才是實質上的推動力量，它從接受英國薰陶的才智之士，例如盧梭和米拉波（mirabeau），傳播到革命軍，甚至從瓦爾米戰役（valmy）——隻有歌德正確地理解了它的意義——的那一天開始就已成為他們所追逐的潮流。並不是拿破崙形成了那一觀念，而是那一觀念造就了拿破崙，當他登上王位的時候，他決心進而利用它去反對唯一的強國，也就是英國，後者的目標跟他自己的目標是一樣的。他的帝國是法國血統但卻是英國風格的法國血統的產物。再有，還是在倫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薩繆爾·克拉克（samuel rke），尤其是邊沁（bentham），都建立了“歐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臘主義——的理論，然後培爾（bayle）、伏爾泰和盧梭先後將其引到巴黎。因此，瓦爾米戰役、馬倫戈戰役、耶那戰役、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戰役和萊比錫戰役，正是在英格蘭的這種議會主義、商業道德和新聞出版的名義下打響的，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是英國精神打敗了西方的法國文化。首席執政官無意把西歐併入法國；他的首要目標是——請注意，這是每種文明肇始之時的亞歷山大式的觀念！——就是要以一種法國殖民帝國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國。由此，法國在西方文化圈的優勢就可以在一種實際上堅不可催的基礎上奠定起來；它就可以成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國，但畢竟是從巴黎來進行管理，盡管有哥倫布和腓力；並且要把它組織得像是一個經濟的、軍事的單位，而不是像一個傳道的、騎士的單位。命運在拿破崙身上的影響可能就有這麽深遠。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約（peace of paris）已經決定了事實要跟法國作對，拿破崙的宏偉計劃一再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變而受挫。在阿卡（acre），幾支小部隊適逢其時地從英國軍艦登陸：就在亞眠和約（peace of amiens）簽字之前，又一次出現了一個時機，當時，整個密西西比盆地還是他的財產，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國入侵的馬拉塔（maratha）勢力有過密切接觸；但是，又一次，一樁很小的海上偶發事件註定了他要放棄一份精心嗬護的產業的全部。最後，當時，出於進行另一次遠征東方的目的，通過對達爾馬提亞（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個義大利的占領，他使亞得裏亞海（the adriatic）變成了法國的一個內湖，並同波斯的國王為進攻印度進行談判，可亞歷山大沙皇（tsar alexander）的反覆無常打敗了他，後者無疑一直是願意支持拿破崙進攻印度的，他的幫助確實可以保證進攻的勝利。僅僅是在歐洲外部的所有聯合失敗以後，他才選擇將德意誌和西班牙合併，作為在與英國的對決中他最後的籌碼，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他利用的是英國的革命觀念，他所擁有的工具正是這種觀念，他採取的這一步驟使他成為了“不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