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此，屬於古典文化的歐幾裏得式的心靈隻能體驗到其在古典類型的偶然性的形式中的生存，因為這生存必定會出現在前景中。如果就西方心靈而言，我們能把偶然性看作是一種次要的命運，那麽，就古典心靈而言，則恰恰相反。命運即是力大無邊的偶然之物——這恰恰是阿南克（ananke）、海瑪門尼（heimarmene）、法圖謨（fatum）的意義所在。由於古典心靈並不真正地依靠歷史而生活，因此它對命運的邏輯並不具有真正的感覺。我們不要受這些詞的誤導。希臘化時期最流行的女神就是提刻（tyche），希臘人實際上無法將她與阿南克區分開。但是，偶然和命運被我們感覺像是全然對立的一種緊張關係，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存中所有根本的東西都依賴於這一對立的結果。我們的歷史就是偉大的聯繫的歷史，古典的歷史——亦即它的充分的現實性，而不僅僅是我們在歷史學家（例如希羅多德）那裏所獲得的它的意象——則是逸聞的歷史，是一係列具有可塑性的細節的歷史。一般的古典生命的類型及其內部的每一個體生命的類型，都是逸聞的——在這個詞完全嚴格的意義上說的。事件的可為感官感知的方麵濃縮在反歷史的、魔鬼般的、荒謬的種種偶然之上；它是對事變的整個邏輯的否定和否認。古典的人物悲劇的故事一概耗盡於那些嘲弄世界之意義的偶然性之上；它們所包含的意思正好是ειμαρμευη（接納、分配）這個詞所指涉的涵義，與莎士比亞的偶然性的邏輯正好相反。再看一下俄狄浦斯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整個地是外在的，既不是由屬於他自己的任何主觀性的東西所引發的，也不是那些東西所決定的，這些事情完全也可以發生在別的任何人身上。這正是古典神話的形式。與之相比，寄存於奧塞羅、唐吉訶德、維特這些人的命運中的則是必然性——那是這些人的整個生存以及這種生存與時間的關係所固有的，且是由這種生存和這種關係所支配的。正如我們在前麵已經說過的，這正是情境悲劇與性格悲劇的區別所在。而且，這一對立在歷史之中重複著——西方的每個時代都有其性格，古典的每個時代隻表現為一種境遇。歌德的一生是充滿了宿命的邏輯一生，愷撒的一生是充滿了神秘的偶然性的一生，把邏輯引入到那裏麵是莎士比亞所幹的事。拿破崙是一個悲劇性格，阿爾西比亞德則是悲劇境遇的犧牲品。占星學，在從哥特時期到巴羅克時期西方心靈認識它的時候所具有的形式中——甚至在否定它的時候，也受它的支配——是想要主宰一個人的整個未來的生命歷程的；浮士德式的天宮圖（horoscope），其最有名的範例可能就是克卜勒為華倫斯坦繪製的那一幅，是以假定生存中有一個穩固的、有目的但還未實現的方向為前提的。但是，古典的神諭總是針對個別的情形提供建議，它是沒有意義的偶然事件和時刻的真正象徵；它承認由點所構成的、不連續的東西是世界進程的要素，因此祭司的話語整個地是恰當的，因為在雅典那是作為歷史被寫下和被體驗的。有哪一個希臘人懷有歷史向這樣或那樣或任何目標演進的觀點嗎？而我們——如果我們不具有這樣的觀念，我們能夠反思歷史或創造歷史嗎？如果我們按照時代的對應把忒密斯多克利之後的雅典的命運和路易十四之後法國的命運加以比較，我們必定會覺得歷史情感的類型和這一情感之實現的類型常常是同一的。在法國，徹底地是邏輯的；在雅典，則是非邏輯的。
現在可以理解這一重要的事實的終極意義了。歷史是一種心靈的實現，同樣的類型支配著人們的歷史創造，也支配著人們的歷史沉思。古典數學排除了無限空間的象徵，因此，古典歷史也這麽做。不用多說，古典生存的場景是最小的一種，即各別的城邦，它缺乏開闊的視域和視野——盡管有亞歷山大的遠征這個插曲——正如阿提卡的舞台以其平展的幕牆將視域和視野切斷一樣，這與西方內閣外交和西方都城所追求的長遠功效顯然是相反的。並且，正如希臘人和羅馬人既不知道也不願（出於對迦勒底天文學的根本仇視）承認任何宇宙——除前景中的宇宙之外——是現實的一樣；正如歸根結底他們的神靈乃是宅神、城市神、田地神但決不是星宿神一樣，他們所描述的也隻是前景而已。在科林斯、雅典或希巨昂，我們都沒有發現一件有遠山、浮雲和偏僻小鎮的風景畫；每一件瓶繪都是相同的構成元素，都有著歐幾裏得式的區分和藝術的自足性的形象。每一個山牆或中楣組件都是按係列而不是按對位建造。但是因此，生命體驗本身嚴格地就是對前景的體驗。命運不是“生命之歷程”，而是一個人突然遭遇到的東西。這就是雅典以波呂格諾圖斯的壁畫和柏拉圖的幾何學來創作一個命運悲劇的方式，在那種悲劇裏，命運恰恰就是我們在席勒（schiller）的《墨西拿的新娘》（bride of messina）中所懷疑的那種命運。例如，體現在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詛咒中的完全無意義的盲目的宿命，有助於非歷史的古典心靈揭示其自身世界的完整意義。
九
我們現在可以用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道德，這些例子盡管有些冒險，但在這個階段應該還不會受到太多的誤解。設想哥倫布（columbus）是受到法國而不是西班牙的援助，事實上在當時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弗蘭西斯一世（francis 1）成為了美洲的主人，那麽毫無疑問，贏得帝國皇位的就將是他，而不是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插rles 5）。從羅馬的劫掠（sack of rome）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早期巴羅克時代——在宗教、才智、藝術、政治和做派等方麵實際上是西班牙的世紀——也將是以巴黎而不是馬德裏為學習的典範。那樣的話，也就不會有腓力（philip）、阿爾瓦（alva）、塞萬提斯（cervantes）、卡爾德隆（calderon）、委拉斯開茲（vsquez）這些名字，我們今天就會談論事實上還未出生的法國偉人——如果我們可以這樣來圓滿地表達一個十分難解的觀念的話。在這個時代中由西班牙的羅耀拉和他在精神上主導著的特蘭托會議所明確地固定下來的教會的類型；西班牙軍官們的戰爭技術、西班牙的紅衣主教們的外交，以及埃爾埃斯科裏亞爾（the escorial）的宮廷精神，具有自身特徵的、一直延續到維也納會議且某些本質的方麵一直延續到俾斯麥之後的政治的類型；巴羅克的建築；繪畫的偉大時代；大城市的講究儀禮的和文雅的社會——所有這一切將有可能由其他深刻的心智，比如貴族的或僧侶的，由腓力二世戰爭以外的其他戰爭，由維尼奧拉之外的另一位建築師，由另一個宮廷所代表。偶然為西方的晚期選擇了西班牙樣式。但是，這個時代的內在邏輯——其在大革命（或某個具有相同內涵的事件）中一定會最終實現——仍然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現在可以理解這一重要的事實的終極意義了。歷史是一種心靈的實現，同樣的類型支配著人們的歷史創造，也支配著人們的歷史沉思。古典數學排除了無限空間的象徵，因此，古典歷史也這麽做。不用多說，古典生存的場景是最小的一種，即各別的城邦，它缺乏開闊的視域和視野——盡管有亞歷山大的遠征這個插曲——正如阿提卡的舞台以其平展的幕牆將視域和視野切斷一樣，這與西方內閣外交和西方都城所追求的長遠功效顯然是相反的。並且，正如希臘人和羅馬人既不知道也不願（出於對迦勒底天文學的根本仇視）承認任何宇宙——除前景中的宇宙之外——是現實的一樣；正如歸根結底他們的神靈乃是宅神、城市神、田地神但決不是星宿神一樣，他們所描述的也隻是前景而已。在科林斯、雅典或希巨昂，我們都沒有發現一件有遠山、浮雲和偏僻小鎮的風景畫；每一件瓶繪都是相同的構成元素，都有著歐幾裏得式的區分和藝術的自足性的形象。每一個山牆或中楣組件都是按係列而不是按對位建造。但是因此，生命體驗本身嚴格地就是對前景的體驗。命運不是“生命之歷程”，而是一個人突然遭遇到的東西。這就是雅典以波呂格諾圖斯的壁畫和柏拉圖的幾何學來創作一個命運悲劇的方式，在那種悲劇裏，命運恰恰就是我們在席勒（schiller）的《墨西拿的新娘》（bride of messina）中所懷疑的那種命運。例如，體現在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詛咒中的完全無意義的盲目的宿命，有助於非歷史的古典心靈揭示其自身世界的完整意義。
九
我們現在可以用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道德，這些例子盡管有些冒險，但在這個階段應該還不會受到太多的誤解。設想哥倫布（columbus）是受到法國而不是西班牙的援助，事實上在當時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弗蘭西斯一世（francis 1）成為了美洲的主人，那麽毫無疑問，贏得帝國皇位的就將是他，而不是西班牙的查理五世（插rles 5）。從羅馬的劫掠（sack of rome）到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的早期巴羅克時代——在宗教、才智、藝術、政治和做派等方麵實際上是西班牙的世紀——也將是以巴黎而不是馬德裏為學習的典範。那樣的話，也就不會有腓力（philip）、阿爾瓦（alva）、塞萬提斯（cervantes）、卡爾德隆（calderon）、委拉斯開茲（vsquez）這些名字，我們今天就會談論事實上還未出生的法國偉人——如果我們可以這樣來圓滿地表達一個十分難解的觀念的話。在這個時代中由西班牙的羅耀拉和他在精神上主導著的特蘭托會議所明確地固定下來的教會的類型；西班牙軍官們的戰爭技術、西班牙的紅衣主教們的外交，以及埃爾埃斯科裏亞爾（the escorial）的宮廷精神，具有自身特徵的、一直延續到維也納會議且某些本質的方麵一直延續到俾斯麥之後的政治的類型；巴羅克的建築；繪畫的偉大時代；大城市的講究儀禮的和文雅的社會——所有這一切將有可能由其他深刻的心智，比如貴族的或僧侶的，由腓力二世戰爭以外的其他戰爭，由維尼奧拉之外的另一位建築師，由另一個宮廷所代表。偶然為西方的晚期選擇了西班牙樣式。但是，這個時代的內在邏輯——其在大革命（或某個具有相同內涵的事件）中一定會最終實現——仍然是不會受到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