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泛泛而論的歷史，即便沒有沉迷於資料的彙編，在流於表麵的偶然性麵前，也會止下腳步——這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們的命運，他們在精神上或多或少還隻是普通人。在他們的眼中，自然和歷史以一種廉價的統一結合在一起，而且，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偶然性或偶發性，“他的好運道”（sa sacrée majesté le hazard），是世界上最容易理解的事。在他那裏，“他感覺不到”的歷史的秘密邏輯被一種因果關係所取代，這種因果關係隻是躲在幕後侍機出來證明自己而已。歷史的逸聞前景應是同屬一類的所有科學的因果關係獵手、所有的小說家以及見聞作家的競技場，這麽說是完全恰當的。當因為某個妒忌的廷臣想要離間某個將軍與他的妻子的親密關係而相互角力的時候，他們之間引發了多少的戰爭啊！有多少戰鬥是因為荒謬可笑的偶然性而得勝和失敗的啊！隻要想一想18世紀是如何撰寫羅馬歷史的和今天是如何撰寫中國歷史的！想一想“代”（the dey）用蒼蠅拍拍打總督的故事以及其他類似的因為一些喜劇性的動因而激活歷史場景的事件！就一切都明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和亞歷山大的死不是就像一個陷入困境的劇作家的金蟬脫殼之計嗎，漢尼拔不就是古典歷史的一個簡單插曲、一次出乎意料的闖入嗎；或者說拿破崙或多或少不就是一出情節劇的一個“過渡”嗎？任何想在歷史可見的具體事件的任何因果係列中去尋找歷史的內在形式的人，如果他是誠實的，常常會發現那不過是一出不連貫的、滑稽可笑的喜劇；我完全可以設想，在《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cleopatra）》中，酩酊大醉的“三雄”（triumvirs）的舞蹈場景（幾乎被忽視、但卻是那一極其深刻的作品中最有力的場景之一），是出自於對歷史悲劇中君王們的實用的歷史觀的蔑視。因為這正是那常常支配著“世界”的方麵，是激勵有野心的少數人去介入世界的方麵。正是因為他們的眼睛隻盯著這個方麵，隻盯著世界的理性主義的結構，盧梭和馬克思才確信他們能通過一種理論來改變“世界的進程”。甚至有關政治發展的社會的或經濟的解釋——今天的歷史著作還在試圖對某一最高理想給出這樣的解釋（盡管其生物學的模型不斷讓我們對那種因果關係的基礎產生懷疑）——也一直是極其淺表的和多餘的。
拿破崙在比較關鍵的時刻對世界生成的深刻邏輯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並且在這些時刻，他對自己多大程度上即是命運、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命運總能未卜先知。他在俄羅斯戰役開始之初曾經說：“我覺得自己正在趨向一個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標。一當我達到了那一目標，一當我成為不必要的，一粒微塵便足以將我擊碎。在那之前，全部的人類力量也不足以抵擋我。”這當然不是實用主義者的思想。在這種時刻，他能預知命運的邏輯對於特殊情形，比如優秀的人物或更有利的局勢，所需求的是多麽之少。設若他本人是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在馬倫戈（marengo）被打敗了——那樣的話，他所顯示的意義，也會以別的形式被實現。一個曲調，在一位偉大的音樂家的手中，就能有十分豐富的變化；對於一般的聽眾來說，它是整個地被變換了，而實際上，其本身根本沒有改變——這是全然不同的兩回事。德國民族統一的新紀元是通過俾斯麥這個人而完成的，自由戰爭（wars of freedom）是通過廣泛的、幾乎可以忽略不提的諸事件而完成的；但是，這兩個主題，用音樂的語言說，都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出來”。即便俾斯麥早就被除職了，即使萊比錫戰役打敗了，對於1864～1866～1870年的係列戰爭，還是會有外交的、王朝的、革命的或經濟的事實（作為一係列的“轉調”）來替代——盡管不要忘記：西方歷史，在其自身的觀相的豐富性的壓力下（要把觀相的這種豐富性與觀相的類型區別開來，因為甚至印度歷史也有那種觀相類型），在決定性的時刻所需要的——可以說——是對位學上的強重音，即戰爭或大人物。俾斯麥本人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要不是普魯士國王的政策（更準確地說，個人趣味），民族統一有可能早在1848年春就已經在比1870年更為廣泛的基礎上實現了；不過，又一次，根據俾斯麥的說法，這將可能隻是十分平淡地實現出來，以致這樣或那樣的一個結尾（coda）都可能是緊迫而又必要的。此外，那個主題——新紀元的意義——並不會因為那些具有這樣或那樣形態的事實而整個地發生改變。即便歌德——可能——年輕時就死了，但他的“觀念”不會死去。即便《浮士德》和《塔索》沒有寫出來，它們也會在一種深刻的神秘的意義中“表現出來”，盡管它們會缺乏詩人的闡釋。
因為，即便說高級人類的歷史要在各偉大文化的形式中實現出來是偶然的，即便說這些文化中的一種於公元1000年左右在西歐的覺醒是偶然的，可從覺醒的那個時刻起，它的路線圖就已經被劃定了。在每一時代中，都會有無限豐富、令人驚異的、不可預見的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展現在具體的事實中，可是時代本身是必然的，因為生命的統一性就在它的裏麵。它的內在形式恰恰就是它所是的樣子，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它的特殊的規定性。新發的事變會影響它的發展形態，使這一形態變得壯大或弱小、變得強盛或可悲，但它們不可能改變它。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不僅是一種特例，而且是一種特殊類型；因而，在宇宙的歷史中，我們具有太陽和行星組成的“太陽係”類型；在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中，我們具有“生命”類型，該“生命”有它的青春期、壯年期，有它的綿延期和繁衍生息；在“生命”的歷史中，則有“人類”的類型；在那一人類的世界歷史階段，又有各個偉大文化的類型。而這些文化本質上是與眾多植物相關聯的，因為對於它們的生命的整個綿延來說，這些植物註定就是它們賴以生長的土壤。最後，一種文化的人們理解和體驗命運的方式也是有類型的，不論其世界圖象的色調對於這個或那個個體來說有多麽的不同；我在此所說的並不是“真實”的問題，而是對於這個文化和它的這個階段來說，這些方式本質上是必要的，這不是因為隻有一個“真理”，而是因為你和我都屬於這同一個時代。
拿破崙在比較關鍵的時刻對世界生成的深刻邏輯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並且在這些時刻，他對自己多大程度上即是命運、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命運總能未卜先知。他在俄羅斯戰役開始之初曾經說：“我覺得自己正在趨向一個我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標。一當我達到了那一目標，一當我成為不必要的，一粒微塵便足以將我擊碎。在那之前，全部的人類力量也不足以抵擋我。”這當然不是實用主義者的思想。在這種時刻，他能預知命運的邏輯對於特殊情形，比如優秀的人物或更有利的局勢，所需求的是多麽之少。設若他本人是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在馬倫戈（marengo）被打敗了——那樣的話，他所顯示的意義，也會以別的形式被實現。一個曲調，在一位偉大的音樂家的手中，就能有十分豐富的變化；對於一般的聽眾來說，它是整個地被變換了，而實際上，其本身根本沒有改變——這是全然不同的兩回事。德國民族統一的新紀元是通過俾斯麥這個人而完成的，自由戰爭（wars of freedom）是通過廣泛的、幾乎可以忽略不提的諸事件而完成的；但是，這兩個主題，用音樂的語言說，都可以以其他方式“實現出來”。即便俾斯麥早就被除職了，即使萊比錫戰役打敗了，對於1864～1866～1870年的係列戰爭，還是會有外交的、王朝的、革命的或經濟的事實（作為一係列的“轉調”）來替代——盡管不要忘記：西方歷史，在其自身的觀相的豐富性的壓力下（要把觀相的這種豐富性與觀相的類型區別開來，因為甚至印度歷史也有那種觀相類型），在決定性的時刻所需要的——可以說——是對位學上的強重音，即戰爭或大人物。俾斯麥本人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要不是普魯士國王的政策（更準確地說，個人趣味），民族統一有可能早在1848年春就已經在比1870年更為廣泛的基礎上實現了；不過，又一次，根據俾斯麥的說法，這將可能隻是十分平淡地實現出來，以致這樣或那樣的一個結尾（coda）都可能是緊迫而又必要的。此外，那個主題——新紀元的意義——並不會因為那些具有這樣或那樣形態的事實而整個地發生改變。即便歌德——可能——年輕時就死了，但他的“觀念”不會死去。即便《浮士德》和《塔索》沒有寫出來，它們也會在一種深刻的神秘的意義中“表現出來”，盡管它們會缺乏詩人的闡釋。
因為，即便說高級人類的歷史要在各偉大文化的形式中實現出來是偶然的，即便說這些文化中的一種於公元1000年左右在西歐的覺醒是偶然的，可從覺醒的那個時刻起，它的路線圖就已經被劃定了。在每一時代中，都會有無限豐富、令人驚異的、不可預見的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展現在具體的事實中，可是時代本身是必然的，因為生命的統一性就在它的裏麵。它的內在形式恰恰就是它所是的樣子，正是這一點構成了它的特殊的規定性。新發的事變會影響它的發展形態，使這一形態變得壯大或弱小、變得強盛或可悲，但它們不可能改變它。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不僅是一種特例，而且是一種特殊類型；因而，在宇宙的歷史中，我們具有太陽和行星組成的“太陽係”類型；在我們這個星球的歷史中，我們具有“生命”類型，該“生命”有它的青春期、壯年期，有它的綿延期和繁衍生息；在“生命”的歷史中，則有“人類”的類型；在那一人類的世界歷史階段，又有各個偉大文化的類型。而這些文化本質上是與眾多植物相關聯的，因為對於它們的生命的整個綿延來說，這些植物註定就是它們賴以生長的土壤。最後，一種文化的人們理解和體驗命運的方式也是有類型的，不論其世界圖象的色調對於這個或那個個體來說有多麽的不同；我在此所說的並不是“真實”的問題，而是對於這個文化和它的這個階段來說，這些方式本質上是必要的，這不是因為隻有一個“真理”，而是因為你和我都屬於這同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