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接下來，我們可以進一步來闡述偶然性（或因果性），而不必冒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因果連續性的一種例外或違反的危險，因為自然並不是命運在其中運作的世界圖象。凡是視覺擺脫了可感知的既成之物，把自己精神化為內心視覺（vision），進而去包容世界並讓原初現象而不僅僅是對象作用於它的地方，我們就可以擁有宏大歷史的、超越自然的、超自然的視野，但丁和沃爾夫拉姆（wolfram）的視野，還有晚年的歌德最清晰地體現在《浮士德》第二部最後一幕中的視野。如果我們在這一命運和偶然的世界中躑躅沉思一番，那我們很有可能會覺得，“世界歷史”的插曲在數不清的星係當中的某一特殊星球的這個或那個階段上演，純屬偶然；會覺得人這一特殊的動物類屬居住在這個星球的外殼上，呈現著“知識”的奇觀，並且依據亞裏士多德、康德及其他人的全然不同的版本，隻是以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來呈現，也都純屬偶然；會覺得作為這種“知識”的相反一極，恰好產生了“自然法”的這諸多條文，每一條都假定具有永恆而普遍的有效性，每一條都求助於一種假定的一般和共同的“自然”圖象，也都純屬偶然。物理學——十分正確地——把偶然性逐出了它的視野，但物理學本身居然在地殼的沖積時期，獨特地作為一種特殊的智性組合而出現，這還是偶然的。
偶然性的世界即是曾經現實的事實所組成的世界，我們滿心渴望或焦灼地把這個世界當作未來來憧憬，我們把它當作活生生的現在來激發或壓抑我們自己，我們快樂地或悲哀地把它當作過去來冥思。因和果的世界則是一個具有永久可能的世界，是我們通過解析和區分可以認識其無時間的真理的世界。
隻有後一個世界是可以科學地把握的——因與果實際上跟科學是同一的。誰無視這個彼界，無視作為“神曲”（divinamedia）或神的戲劇的世界，他就隻能看到一堆無意義的、混亂的偶然性，康德和大多數其他熱衷於建構思想體係的人也是這樣看的。但是，專業的和缺乏藝術性的歷史研究，由於它隻是單純地收集和整理資料，就其所有的獨創性而言，至多也不過是給予貧乏的偶然性以一種優越的標記。隻有能看透形而上的東西的見識，能夠在資料中體驗到所發生的事變的象徵，並因此而體驗到將一種偶然提升為一個命運的象徵。誰成為了自己的命運（像拿破崙那樣），誰就不需要這種見識，因為在作為一個事實的他自己和其他事實之間，有一種具有形而上的節奏的和諧，這種和諧能賦予他的決斷以夢一般的確定性。
正是這種見識，形成了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獨創性和力量。迄今為止，我們的研究和我們的思考都沒能發現他身上的這種見識——他是一位注重偶然性的戲劇家。不過，這種偶然性正是西方悲劇的核心，而西方悲劇又正是西方歷史觀念的真實投影，經由它，才給我們理解那個被康德弄混了的“時間”世界提供了線索。在《哈姆雷特》中，政治處境、國王被謀殺、王位繼承的問題，正好一起撞擊著哈姆雷特憂鬱的性格，這純屬偶然。或者，換用奧塞羅（othello）的例子，伊阿古（iago），這個在街上隨處可見的庸俗的無賴，意圖給以重創的那個人，正好在人格上整個地具有這種特殊的觀相，這也純屬偶然。還有李爾！把那一掌有生殺予奪之大權的顯位同那些致命的激情以及它們在女兒們身上的遺傳聯結在一起，還有什麽比這更加偶然（因此也更加“自然”）的呢？甚至今天，還沒有一個人認識到下列事實的全部意義，即莎士比亞的故事是邊發現、邊形成，並且在發現它們的時候，就賦予了它們內在必然性的力量，除了在羅馬戲劇的情形中之外，再也沒有一種戲劇有如此崇高的力量。因為力圖理解莎士比亞的意誌已經耗費在想在一種道德因果關係中、在一種“因此”中來建立“罪過”和“贖罪”的聯繫的無望努力中了。但是，所有這一切，既談不上正確，也談不上不正確——這些詞語屬於作為自然的世界，意味著有某種因果的東西在被評判——但卻是流於表麵的、膚淺的評判，就是說，與詩人對單純的事實-逸聞所作的深刻的主觀化背道而馳。隻有感覺到這一點的人，才能夠欣賞李爾和麥克白（macbeth）登場時的那種至純至真。不過，黑貝爾正好是相反的一麵，他通過一種因果體係摧毀了逸聞的深度。他的情節中那些幹巴巴的和抽象的人物——每個人都能本能地感覺到——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精神衝突的因果框架與歷史地推動的世界情感和那一情感所固有的全然不同的邏輯是相矛盾的。這些人物沒有生活，他們是通過得過且過來證明某種東西。人們感覺到了一種偉大的知性的在場，而不是一種深刻的生命的在場。我們獲得的不是偶然性，而是一個難題。
進而，這一西方式的偶然概念跟古典的世界情感並因此跟古典的戲劇全然格格不入。安提戈涅的身上無論如何也沒有可影響她的命運的任何偶然的性格。發生於俄狄浦斯身上的事情——跟李爾的命運不一樣——完全有可能發生在別的任何人身上。這便是古典的“命運”，是所有人類所共有的宿命（fatum），它會影響“肉體”（body），但決不依賴於人格的偶然性。
接下來，我們可以進一步來闡述偶然性（或因果性），而不必冒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因果連續性的一種例外或違反的危險，因為自然並不是命運在其中運作的世界圖象。凡是視覺擺脫了可感知的既成之物，把自己精神化為內心視覺（vision），進而去包容世界並讓原初現象而不僅僅是對象作用於它的地方，我們就可以擁有宏大歷史的、超越自然的、超自然的視野，但丁和沃爾夫拉姆（wolfram）的視野，還有晚年的歌德最清晰地體現在《浮士德》第二部最後一幕中的視野。如果我們在這一命運和偶然的世界中躑躅沉思一番，那我們很有可能會覺得，“世界歷史”的插曲在數不清的星係當中的某一特殊星球的這個或那個階段上演，純屬偶然；會覺得人這一特殊的動物類屬居住在這個星球的外殼上，呈現著“知識”的奇觀，並且依據亞裏士多德、康德及其他人的全然不同的版本，隻是以這一形式或那一形式來呈現，也都純屬偶然；會覺得作為這種“知識”的相反一極，恰好產生了“自然法”的這諸多條文，每一條都假定具有永恆而普遍的有效性，每一條都求助於一種假定的一般和共同的“自然”圖象，也都純屬偶然。物理學——十分正確地——把偶然性逐出了它的視野，但物理學本身居然在地殼的沖積時期，獨特地作為一種特殊的智性組合而出現，這還是偶然的。
偶然性的世界即是曾經現實的事實所組成的世界，我們滿心渴望或焦灼地把這個世界當作未來來憧憬，我們把它當作活生生的現在來激發或壓抑我們自己，我們快樂地或悲哀地把它當作過去來冥思。因和果的世界則是一個具有永久可能的世界，是我們通過解析和區分可以認識其無時間的真理的世界。
隻有後一個世界是可以科學地把握的——因與果實際上跟科學是同一的。誰無視這個彼界，無視作為“神曲”（divinamedia）或神的戲劇的世界，他就隻能看到一堆無意義的、混亂的偶然性，康德和大多數其他熱衷於建構思想體係的人也是這樣看的。但是，專業的和缺乏藝術性的歷史研究，由於它隻是單純地收集和整理資料，就其所有的獨創性而言，至多也不過是給予貧乏的偶然性以一種優越的標記。隻有能看透形而上的東西的見識，能夠在資料中體驗到所發生的事變的象徵，並因此而體驗到將一種偶然提升為一個命運的象徵。誰成為了自己的命運（像拿破崙那樣），誰就不需要這種見識，因為在作為一個事實的他自己和其他事實之間，有一種具有形而上的節奏的和諧，這種和諧能賦予他的決斷以夢一般的確定性。
正是這種見識，形成了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獨創性和力量。迄今為止，我們的研究和我們的思考都沒能發現他身上的這種見識——他是一位注重偶然性的戲劇家。不過，這種偶然性正是西方悲劇的核心，而西方悲劇又正是西方歷史觀念的真實投影，經由它，才給我們理解那個被康德弄混了的“時間”世界提供了線索。在《哈姆雷特》中，政治處境、國王被謀殺、王位繼承的問題，正好一起撞擊著哈姆雷特憂鬱的性格，這純屬偶然。或者，換用奧塞羅（othello）的例子，伊阿古（iago），這個在街上隨處可見的庸俗的無賴，意圖給以重創的那個人，正好在人格上整個地具有這種特殊的觀相，這也純屬偶然。還有李爾！把那一掌有生殺予奪之大權的顯位同那些致命的激情以及它們在女兒們身上的遺傳聯結在一起，還有什麽比這更加偶然（因此也更加“自然”）的呢？甚至今天，還沒有一個人認識到下列事實的全部意義，即莎士比亞的故事是邊發現、邊形成，並且在發現它們的時候，就賦予了它們內在必然性的力量，除了在羅馬戲劇的情形中之外，再也沒有一種戲劇有如此崇高的力量。因為力圖理解莎士比亞的意誌已經耗費在想在一種道德因果關係中、在一種“因此”中來建立“罪過”和“贖罪”的聯繫的無望努力中了。但是，所有這一切，既談不上正確，也談不上不正確——這些詞語屬於作為自然的世界，意味著有某種因果的東西在被評判——但卻是流於表麵的、膚淺的評判，就是說，與詩人對單純的事實-逸聞所作的深刻的主觀化背道而馳。隻有感覺到這一點的人，才能夠欣賞李爾和麥克白（macbeth）登場時的那種至純至真。不過，黑貝爾正好是相反的一麵，他通過一種因果體係摧毀了逸聞的深度。他的情節中那些幹巴巴的和抽象的人物——每個人都能本能地感覺到——來自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精神衝突的因果框架與歷史地推動的世界情感和那一情感所固有的全然不同的邏輯是相矛盾的。這些人物沒有生活，他們是通過得過且過來證明某種東西。人們感覺到了一種偉大的知性的在場，而不是一種深刻的生命的在場。我們獲得的不是偶然性，而是一個難題。
進而，這一西方式的偶然概念跟古典的世界情感並因此跟古典的戲劇全然格格不入。安提戈涅的身上無論如何也沒有可影響她的命運的任何偶然的性格。發生於俄狄浦斯身上的事情——跟李爾的命運不一樣——完全有可能發生在別的任何人身上。這便是古典的“命運”，是所有人類所共有的宿命（fatum），它會影響“肉體”（body），但決不依賴於人格的偶然性。